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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沈哲子這樣的人，跟王導在本質上就是有所區別。王導雖然承認其能力，但卻並不認可其做事的風格，或許早先屢有建樹，但並不意味著一直都能劍走偏鋒而有所斬獲，江東這個局面實在太脆弱，底蘊也要遠遜於中原，一次失敗就有可能造成全局的崩盤。
這樣的教訓不是沒有，江東至今都沒能走出蘇峻之亂的陰霾。而以王導觀察沈哲子所得，這個年輕人行事較之庾亮還要更加激進。
一個人有能力是好事，但如果自恃其能而不加節制的自逞其能，那麼能力越強，便可能給世道造成越大的傷害。
所以，對於沈哲子這個人，王導如今已經從最初的欣賞漸漸轉為有些失望，乃至於隱有提防。如果有可能的話，他真的希望能夠將其禁錮永身，這樣的人越居高位，對世道的危害便越大。可是他也知道這個想法從目前來看已經不太現實，哪怕他能把持住中樞，但卻防不住地方，勉強為之，只能加劇時局的分裂。
儘管對沈哲子有所不滿，但又不得不接受對方活躍於時局內的事實，所以王導也是希望能夠憑藉自己的影響，讓這個年輕人能夠暫斂鋒芒，最起碼不要做太多時局能夠承受之外的舉動。之所以有這個想法，也是因為沈哲子早先在收復京畿的時候，不乏有維穩時局的努力，可見這個年輕人是有大局觀的，最起碼不想一般吳人那樣只求專據一地。
「江應元那一篇《徙戎論》，過江來我也多與同儕論起，但是感慨之餘，更多是有感於時弊積深，雖有良藥，未可猛除。這大概也是時局的悲哀，未可輕罪一人。」
沉吟少頃之後，王導還是決定就近來譁噪之事談一談自己的看法。
沈哲子聽到這話，心內卻是不乏冷笑。他對於王導其實是不乏敬重的，因為其人對於時局的貢獻確是有目共睹，並不能一言抹殺。但是王導的局限性也是很明顯，良好的家世給他提供了強大的資本，但是也給他施加了很大的限制。
譬如江統的《徙戎論》，確實是將問題想的過於簡單，提出的方案也趨於理想化，實際的實施性並不高。但是最起碼提出了一個致命的問題以及可怕的前景，單單這一點便已經足夠引起當權者的重視。
但是並沒有，無論是當時執政的賈后，抑或取而代之的趙王司馬倫，乃至於東海王司馬越和王衍的搭檔，他們更多的是關心自己利益的得失，甚至是不加限制的讓胡人武裝自己，作為他們爭權奪勢的籌碼。這群人的昏聵和短視，是註定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哪怕王導不願意承認，事實就是事實！
不過時勢自有公論，沈哲子也沒必要在王導面前據理力爭、針鋒相對，聞言後仍是如在溫嶠面前一樣的說辭：「這件事我要對太保道歉，所為實在是欠於考慮，並沒有想到居然會對時人造成這樣的影響。其實對於江公《徙戎論》，晚輩也並非完全認可，因而有所刪減、選錄而登。羯奴勢成，確非一人之罪，也非一時之患。執一而論，確是有欠公允。」
聽到沈哲子這麼表態，王導面色稍霽，他最憂慮的其實還不是眼下的物議沸騰，而是由這一樁事所顯露出來沈園摘星樓對於輿論的導向作用。可是經此一事，台中如果再針對摘星樓有所舉動，針對性不免過於明顯，由此也會激發出更多的不滿。
「駙馬自有宿慧，時人皆知。但智計之長短，終究要遜於世道之深遠，人又怎麼能夠算無遺策。所以高位者每每深思熟慮，舉止慎重，唯恐一慮有差，便給世道造成極大戕害。小民之眾，寡思而多忿，難以常情度之，易動難安，縛于田畝可得長安，若是輕馭擅使，一時不慎，便能反害於己。」
既然決定要對沈哲子包容規勸，王導再說起話來便更用心得多，希望沈哲子不要再靠煽動民眾而攪風攪雨。因為這在他看來，實在是本末倒置，而且隱患極大。
王導的這種說法，便是典型的精英式思維，說的好聽一點，那叫做士族對於世道的責任感，但其實本質上就是，壓根就不承認士族之外的那些尋常小民是獨立存在且能平等交流的個體。
沈哲子雖然並不認可這種思維，但也沒必要因此責難王導，其實不獨只是王導或是這個年代的士族是此想法，再往後數千數年，統治階級都不覺得小民有什麼自主能動性。哪怕同樣是平民出身的明太祖，小民在其眼中不過是需要更多呵護的禾苗而已。
而在沈哲子那個年代，同樣有許多所謂的精英階級，都在煞有介事的討論烏合之眾的劣根性。但是烏合之眾一旦覺醒，他們所具有的能動性和進取心，遠遠不是原本的上層階級能夠比擬的！
雖然心內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沈哲子也沒有必要現在跟王導討論什麼意識形態的問題，王導說什麼，他便點頭稱是，態度可謂恭敬。
王導談了許久，他相信以沈哲子的才智肯定能夠聽得出自己的言外之意，但是沈哲子雖然態度很誠懇，但究竟接受到幾分，王導心內還是存疑的。不過這些事也不必急在一時，以後自然有大把的時間可以將對方潛移默化的改變。
眼見天色將晚，王導便笑語道：「一時健談，竟然耽誤了這麼長的時間。駙馬不要怪我絮叨，今天就先到這裡吧。稍後名籍歸於有司，應該還會有同僚宴請駙馬，你們年輕人自得其樂，我就不再強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