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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樣廣采眾議編錄成的《世說》，待到書成之後，便是當之無愧的權威，可想而知會造成怎樣的轟動效果和宣傳效益。
而且大多數人心內還存私念，擔心執筆者不能將自家先輩的篇章描寫的生動有趣，有了這一項布置，對這些執筆者也形成了一層約束和警告，讓他們不敢馬虎敷衍。
所以當沈哲子詢問眾人此法是否可采時，很快便獲得了一致的贊同。誠然那些執筆者會因此而有壓力，但如果所書寫的篇章能夠獲得一致的讚許，對他們而言也是極好的褒揚，沒有理由會反對。
待到眾人通過此論，沈哲子才總算輕鬆笑了起來。在印刷術還未普及的時下，這是他能想到和做到的最好宣傳手段，將這一次編書的影響力放到最大。而在這個編書的過程中，沈園摘星樓也會因此而被賦予展示和臧否的職能，如果挖掘和利用得好，那麼所獲得的效益要遠遠高於單純編著一本《世說新語》。
如果在未來，能夠塑造一個不登摘星樓，難以稱佳篇的時論風潮，那麼沈哲子所獲得的收穫，簡直說是「一代文宗」都不為過！
屆時會有大量有志於此的人主動登門來請求一個機會，那麼沈家便獲得了頻頻與時下最頂尖的學術交流的機會。到了那時候，誰還能說他家沒有家學？
而一旦這種形象豎立起來，一方面可以試著以摘星樓為基礎收錄書籍，刊行一些能夠廣泛傳播的書籍。而另一方面，沈哲子也可以藉助選擇力推哪一類思想著作，而發起一場不露痕跡的意識形態鬥爭。
雖然這件事推行起來會有波折，畢竟這不啻於去瓜分把持在文化高門手中的話語權，但沈哲子覺得憑著這件事可預期的回報，完全值得爭上一爭。只要他掌握了這個陣地，那麼時下那些文化高門在面對他的時候將不再有優勢可言！
當然他也不會從一開始就直奔重點，先用《世說新語》這樣無涉是非、只談風雅的文章試試水，藉以觀察一下各方的反應。收到足夠多的反饋之後，才可以決定下一步的步調該如何安排。
不獨沈哲子諸多設想，樓內這些年輕人們也不乏心思縝密深遠者，略加思忖，便能想明白這件事可操作的價值所在。譬如後漢許氏兄弟所主持的月旦評，雖然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不乏非議，認為私法悖禮，致使謗訕滋生，但其影響之大，也是毋庸置疑。
而摘星樓懸文的巧妙之處在於，對文而不對人，而且只是一個場所，自己本身並不參與唇舌鼓動的品鑑臧否。
一時間席中不乏人心生感慨，這位駙馬可是真會玩。
第0494章 溫公識鑒
王安期作東海郡守，世亂，令曰：夜不得私行。吏系得一夜行人。王問：「何處來？」云：「自師家受業還，不覺日晚。」吏曰：「鞭乎？」王曰：「鞭撻書生以立威名，恐非致治之本。」釋之，並令吏護送其歸家。
再好的設想，執行力才是關鍵。坐言而起行，是沈哲子一貫的風格。當基本的章程規劃下來之後，便開始組織人力挑選素材，開始編寫，每成一篇，便在樓內傳閱起來。
王承作為中興第一名士，被傳頌下來的事跡很多，編寫的排序自然也是靠前。
其實殷浩說的話是對的，但凡理論，怎麼可能沒有立場、不置臧否。如果沒有立場，混淆了是非，話說再多都是廢話。譬如剛剛書成的這一篇，便符合時下主流的價值觀，法可權變，令從簡約，面對不同的情況，有不同的治理方法。
但這件事本身就是有矛盾的，如果義釋書生是對的，法令對不對？鞭撻書生不是致治之本，那麼真正的致治之本是什麼？
沈哲子接過這一篇略作思忖之後，將王承的話作出了些許修改：書生奉師從禮，漏夜私行違禁。禮令相衝，孰為輕重？吾從於禮。
這種事情發生已經在多年之前，到底當時王承說了什麼，哪怕是他的兒子王述都不清楚。而沈哲子這麼一修改，王承的話已經不再是什麼荒誕不經的致治之本之類，而是提出了一個問題，當禮法出現衝突時，孰輕孰重？更該依從於哪一個？王承選擇了從禮而行，至於閱者那就各有體會。
這樣一來，便把禁令的意義給加重了，不再是當面對「書生」這個身份時提都不需要提的東西。
好的引導，不是給人強加一個道德命題的結果，而是要啟發人自己去思考。唾手可得的東西，無論是錢財還是美色，乃至於至高無上的皇帝權柄，都不會引起足夠的重視和珍惜。往往開國的君王比較英明，而後繼者每每有昏聵，因為這權力是他命裡帶來，沒有一個奮鬥的過程，便也不懂得尊重。
當沈哲子修改的時候，王述便坐在他旁邊，看到他修改的結果之後，便說道：「駙馬筆調，近似循吏。」
循吏這一個詞，雖然帶了一個「吏」，但重點還是「循」，是一個美稱。司馬遷《史記》有「循吏列傳」，多記載當時名臣，後世援之。
沈哲子聞言後便笑了笑，將兩份文篇擺在王述面前，笑語問道：「那麼藍田侯認為，這兩種筆法，何者為優？」
王述聽到這話後，不免愣了一愣，略作沉吟後才回答道：「為家而計當擇駙馬，為父而計應取於前。只是依我來看，此事本不足述。」
聽到王述的回答，沈哲子便哈哈一笑，將自己修改的那一篇遞給旁人傳閱，而原本那一篇則掃入了廢紙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