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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沈哲子更樂於與庾懌接觸的原因之一，人都有私心，似庾亮那種為公近偽的人反而不好相處。因為這一類的人，下意識把自己置於輿論不能怪罪的位置上，看似是為了避嫌，內里卻是在推諉。有功而不受賞，有過自然也要不受責。這不是一個執政者該有的做事方法。
除了職事上的升遷外，此戰也給東揚軍帶來了大功十餘件，小功千餘。
對於這個時代的記功方法，沈哲子還是茫然，實在太複雜。不過他也清楚，這些功勞在戰後都能兌換錢帛米糧或是土地。如果能夠如實兌換的話，對於這些浴血奮戰的將士們而言，也是一樁大賞。
但是朝廷的財政狀況卻始終不甚理想，想要如實兌現實在很困難，為了要維持將士用命，只能將地方上的財政或行政權力分割直接發放給那些主將們，由他們自行犒賞兵士。這也是世兵制崩潰而家兵制越來越盛行的原因之一，中樞權越小，地方權越重，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像是沈哲子這一次大捷的功勞，參戰的東揚軍乃是募兵，地方上本來就沒有在籍的土地予以封賞，想要兌換功勞，只能給予東揚州刺史沈充更大的權力，由其自籌。
而另一部分則是沈家的私軍，有一半的功勞要直接記在沈哲子身上。如果沈哲子只是在朝廷沒有根基的流民帥，這份封賞還能打一個折扣延遲兌換，但沈哲子偏偏又不是。如果要兌換這一份功勞，必然要給予他實封，或是爵位或是職事。
像這樣的戰功兌現，其實歷代都沒有特別好的方案，一旦戰事過於頻密，必然要對中樞的事權和財權造成傷害。歷代開國之君，往往都要清算功臣，除了忌諱功高蓋主之外，大概也是因為打天下的過程中封賞過於泛濫，用這樣的手段來延緩一下矛盾的激發。
這個問題，沈哲子眼下也不必考慮，不過心內對此也不乏感慨。人可共患難而不可共富貴，打天下的時候是親密無間的戰友，恨不能推心置腹、割股共食，可是一旦身份轉變後，昔日的同袍戰友便成了社會不穩定因素，仁厚一些的尚能共享富貴、剝奪事權，刻薄一點的那就是相看兩厭，不如不見。
由於東揚軍的特殊，即便事功還未兌現，將士們也都是所獲甚豐。大業關乃是京口屏障，有張健這樣的凶人在外游弋，即便是雄關阻途，京口也都是人心惶惶。這一戰直接打垮了張健，解除了京口的兵事威脅，因而近來民間犒軍之舉也是風行。
京口這些人家，別的或許稍遜，唯獨錢財不缺。在行台封賞下發之前，便有眾多人家自發的押運物資財帛往大業關來。在這些人當中，吳人占了很大的比重，熱情高昂，簡直讓人難以消受。
如今大業關內，已有堆積如山的物資。這一類的勞軍物資，沈哲子也無剋扣必要，盡數發放下去，每一名士卒所得犒賞都豐厚至極，以至於每到飯時，整個關內都瀰漫著一股濃郁的肉香，大鍋沸湯猛煮，人人都能大朵快頤。
當然這一類的民間犒軍並不能完全取代朝廷的封賞，畢竟民眾的熱情是有限度的、間歇的。不過這卻給了沈哲子一點啟發，如今中樞暗弱，民力旺盛這是一個事實。
朝廷也不是沒有做過集權的嘗試，比如元帝時刻碎之政以分割高門事權，明帝平叛後調防諸多方鎮，庾亮打壓方鎮收權中樞，以及屢行屢廢的土斷，但是這一類的行為短期內或有成效，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更猛烈的反撲。維穩尚且艱難，更不要說集中力量北伐收復故土。
沈哲子無論在做什麼，最終的落眼點還是北伐。因而他的想法或是做法便不乏有矛盾之處，一方面增加自家的力量以期能獲得更大事權，另一方面則又希望能夠維持住中樞的權威，以期能夠調動民力準備北伐。
但在民力、國力隔閡如此之深的時下，想要達成這二者之間的平衡實在太困難。誠然隱爵和商盟的嘗試，讓沈哲子有可能有機會去調用更多民力，但想要將這些力量引導到北伐上去，仍然值得商榷良久。
今次藉助行台建立在京口的機會，沈哲子利用商盟和隱爵達成了一些政治目的，比如謀劃會稽分州，扶植庾懌執政。但他也不得不承認，商盟和隱爵過於粗放，終究是以盈利為目的的鬆散聯盟，尚不足以捏合成為那種坐擁經濟資本繼而進望政治目標的大資本集團。
不過今次京口這些人家犒軍卻讓沈哲子意識到一個引導民力的可能，那就是明朝的開中法，倉鈔來換鹽引。這個制度更深遠的影響不去考量，單單在軍事上而論，可謂政府調集民力以開邊拓疆的一個典範。商戶籌運糧草運送到邊疆，然後換取官營專賣的鹽引，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節約了大量的財力和民力，可以將這些力量更多的投放到戰爭中去以擴大戰果。
當然這個方法弊病諸多，但那大多是在人為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漏洞，以及制度沒有跟上大環境的變化做出調整。單單就這思路而言，已經是古人非常高妙的智慧體現。對於時下這種需要大舉用兵而中央權力又實在不足的情況，可謂一個啟發。
可是一順著這個思路思考下去，沈哲子又不免有些泄氣，實在是因為中樞權力已經被分割的七零八落，幾乎已經沒有多少可以用來交換的籌碼。不過沈哲子也並不因此氣餒，只要思路有了，順著摸索下去，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反正他也不是即刻就要進行北伐，還有時間去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