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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而變化，國民收入和價格也可能隨著貨幣方面獨立產生的變化而變化。這二者
可能是相互作用的，且每一方的變化都可能存在一些獨立的因素；或者，二者可能都受
到第三種因素變化的影響而相應地發生變化。分析貨幣歷史上非常重要的、範圍廣泛
的定性證據，具有非常大的價值，因為這樣可以對已有統計數據的這些可能性解釋加以
辨析。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超出這些數字本身，對引起這種特殊變化的先前情況
加以辨析，而當我們通過計算機處理這些特殊變化的統計數字後，其特殊性將不復存在。
從我們之前的論述來看，可以充分肯定的一點是，貨幣方面的變動實際上常常是獨
立的，因為貨幣方面的變動通常不是商業情況同期變化的直接或必然結果。
最明顯的例子可能要數1897-1914年的貨幣擴張，這次貨幣擴張是世界性的，且
反映了黃金產量的增加。黃金產量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是前幾十年價格水平下降的結
果，因此，也可以說其反映了貨幣變動與經濟變動之間的相互作用。但是很明顯，這次
貨幣擴張並不是由同期國民收入和價格水平的上升所引起的。因為單純的國民收入和
價格水平的上升，一般會引起世界範圍內黃金產量的下降，並且在金本位制下，國民收
入和價格水平的上升會引起黃金從個別國家流出。如果貨幣和國民收入的共同變動並
非完全一致，那麼影響的方向必定是從貨幣到國民收入。
一戰和二戰期間，貨幣存量經歷的兩次主要增長几乎同樣明顯。在兩次世界大戰
的早期階段，由於參戰國用其所有可以迅速調用的資源來購買美國的戰爭物資，因此黃
金大量流入美國，這一時期貨幣存量的增長反映了這一事實。由於黃金的流動在1914
年以前就已經存在了，所以這一時期黃金的流入不是國內外經濟活動同期變動的副產
品，而是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結果，是交戰國政治當局有計劃的政治決策的結果。在兩
次世界大戰的晚期，美國貨幣存量的增加反映了美國當局為戰爭費用開支籌集資金的
政治決策。這些政策包括實現高能貨幣數量的大擴張，也延續了以黃金流入為開端的
貨幣存量的增長。這再次說明，如果貨幣存量、名義國民收入和價格水平的變動不一
致，也不是由某一共同原因造成的，那麼影響的方向必定是從貨幣到國民收入。
鑄幣支付的恢復以及白銀時期反映了貨幣方面變動巨大的獨立性，也反映了貨幣
變動與商業變動之間相當複雜的作用與相互作用。19世紀70年代對恢復鑄幣支付的
各種贊成與反對壓力，以及%"世紀"#年代銀幣的自由鑄造壓力，是決定事件發展的主
要因素。儘管這兩種主要因素並不獨立於經濟的長期發展進程，但是二者在某種程度上都獨立於同期的經濟活動進程。這兩者也受到了這些事件進程很大的影響：反對恢
復鑄幣支付的壓力以及贊同銀幣自由鑄造的壓力，都或者因為商業活動步伐的減慢或
下降，或者因為農產品價格的下降而得到加強。更為重要的是，國內外的農業收成情
況、19世紀70年代鐵路部門的發展，以及19世紀90年代倫敦貨幣市場的發展等此類
同期事件，對那些由政治壓力引起貨幣價值波動的特定時期有著重大的影響，而這些波
動又反過來作用於商業狀況和政治立場。
聯邦儲備體系的建立，為研究貨幣問題的學者提供了一種為確定影響方向而進行
的控制性實驗的替代方法，這種替代方法比社會學家通常可以使用的替代方法更為近
似。有時，聯邦儲備體系只是其他力量藉以發揮作用的一種途徑———兩次世界大戰期
間，以及』&世紀(&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聯邦儲備體系大體上處於消極被動的狀態；
而且二戰以後，聯邦儲備體系支持政府證券價格的政策，使其幾乎失去了發揮獨立能動
性的餘地。但是，聯邦儲備體系的建立使一小部分人具有了某種權力，並且這種權力被
他們反覆行使，通過一個深思熟慮的過程，以重大、明確的方式改變事件的進程———這
里所描述的過程與控制性實驗的方法相類似。的確，貨幣當局的行動，會極大地受到它
們行使權力的社會輿論和認知程度的影響。貨幣當局的態度、它們所進行的實驗，以及
它們對實驗結果作出的詮釋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同期事件的發展勢態以及對貨幣
現象的認知程度。對於自然科學家決定進行何種實驗以及根據以前的實驗和同期的知
識體系對實驗結果進行說明而言，這一點同樣成立。在這兩種情況下，依賴於現有知識
體系並沒有改變科學的獨立性，即獨立於控制性變量變動中的早期或同期的事件進程。
在這兩種情況下，上述說法的含義僅僅在於，後來的學者可以根據改變了的知識體系對
這些實驗結果重新作出詮釋，並得出與最初的實驗者不同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