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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商業周期的高峰年份來避免周期性影響的干擾———批發價格以年).的速度下降，
而貨幣存量以年".的速度增長，貨幣存量的增長率大體上是產出擴大所要求的增長
速度。在1927-1929年的商業周期性擴張中，批發價格出現了下降，這是1891-1893
年以來首次出現的批發價格在擴張期間的下降（雖然只是少量的下降），而此後再也沒
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1929-1933年的貨幣崩潰，並不是之前所發生情況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是這
一期間所實行的政策措施的結果。正如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的那樣，在這一期間，本可以
通過各種政策的實施來制止這場貨幣崩潰。儘管聯邦儲備體系宣稱，它們所實行的是
一種寬鬆的貨幣政策，但事實上，它們所實行的是一種非常緊縮的貨幣政策。
新政的支持者強烈支持寬鬆的貨幣政策。而且，在20世紀30年代末出現了迅速
的貨幣擴張，這主要是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即黃金價格的上漲及希特勒權力的擴
張，它們促進了資本向美國流動。這一迅速的貨幣擴張只歸因於黃金價格的上漲，而與
貨幣政策無關。儘管這一上漲產生了所預期的直接影響，但與此相伴的一些措施———
尤其是黃金的國有化、黃金條款的取消，以及貨幣政策以外的新政計劃———卻因阻礙了
商業投資而產生了相反的影響。在這一時期，聯邦儲備體系獲得新權力後所採取的一
項主要的貨幣措施，就是於1936年及1937年將法定準備金率提高一倍。這一措施的采
取並不打算立即帶來顯著的通貨緊縮影響，而主要是作為一項「 預防性」的措施。聯邦
儲備體系滿足於這樣一種超額準備充足且分布廣泛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財
政部的黃金對沖政策，聯邦儲備體系的這項措施就產生了嚴重的通貨緊縮效應。
從表面上看，20世紀30年代的白銀購買計劃的目標是，提高白銀在國家貨幣儲備
中的比例，將其由1/6提高到1/3，但實際上，而其主要目的卻是援助白銀礦工。該項計
劃在1933-1960年間的總支出為20億美元，即為使美國的一個白銀礦工得到1美元的收益，至少需支出5美元。然而，使白銀比例增加到1/3的目標卻從來沒有實現過。但
是20世紀30年代的這一白銀購買計劃卻著實使中國經受了幾年嚴重的通貨緊縮，使
中國永遠地脫離了銀本位制，墨西哥也暫時脫離了銀本位制，並且它也可算作是在經濟
及政治上削弱中國的一個主要因素。
人們曾普遍認為二戰將伴隨著嚴重的失業。聯邦儲備體系曾準備迎接這一結果，
並且欣然接受債券支持計劃，因為聯邦儲備體系認為該計劃將與戰後所需的寬鬆的貨
幣政策一致。在這種情況下，通貨膨脹（而非通貨緊縮）突然降臨，成為更大的危機，而
且在韓戰帶來的通貨膨脹的額外推動下，聯邦儲備體系最終被迫放棄債券支持計
劃這一自縛的鎖鏈。
在美國發生的事情同樣也在國外發生了。人們曾普遍認為：貨幣數量對經濟產生
的影響很小，除非對貨幣數量的控制能夠成為這樣一種手段，即可以使長期利率保持在
低於不存在控制時的水平；這種對貨幣數量的控制反過來或許能使總需求水平有所提
高，如若不能，那麼這一總需求水平將是不完善的。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幾乎一成不變的
藥方，而通貨膨脹則是幾乎一成不變的結果。只有放棄寬鬆的貨幣政策，通貨膨脹才能
夠被終止。由此再次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一般而言，貨幣對經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與百年貨幣史前3/4 個時期當中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相對比，幾乎在整個戰後期
間，貨幣流通速度一直持續上升。這種上升大部分明顯是對戰時貨幣流通速度下降所
作出的回調。但是，由於這一上升的規模太大，且持續的時間太長，以至於我們不能僅
僅以此作為解釋。人們曾經給出了無數的解釋：從貨幣替代物更為廣泛的可得性及其
更為良好的特性，到利率的提高，再到人們對通貨膨脹的恐懼。然而我們傾向於相信，
儘管這些因素可能都曾發揮過某種作用，但是對戰時貨幣流通速度下降作出超調的那
部分貨幣流通速度的上升，主要是由於全體公眾對經濟穩定的信心增強。與這一解釋
相一致，我們預期下降趨勢在長期內將會得以恢復。但是，我們過於相信這些表面現
象，以至於我們根本無法確定它們的欺騙性何在。在對這些解釋進行最終的區分前，我
們將不得不等待實踐來揭示真相。
然而，我們對一件事是確信無疑的，那就是貨幣的發展將繼續為其未來進程的見證
人提供意外事件———而研究貨幣的學者及政治家們一旦忽略了這些意外事件，後果將
不堪設想。
貨幣存量變化與其他經濟變量變化之間的緊密關係本身，既不能說明引發變化的
原因，也無法說明變化影響的方向。貨幣方面的變動可能隨著其他經濟變量獨立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