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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像非打破砂鍋問到底不行的樣子。不管是毒藥，還是什麼東京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都像是裝飾在柱子上的浮雕，她的本領真是了得，所以那些裝飾品，才做得那麼精巧，充滿生命力，讓人看不到建築物的整體。但是，任何華美的建築物，最重要的都是結構，這才是我最感興趣的部分；只在意那些裝飾、專心分析那些裝飾的結果，往往無法把握建築物的結構。知道那些藥品是怎麼來的，有那麼重要嗎？她只要隨便去哪個醫藥大學，做清潔婦的工作，就可以偷到那些藥品了吧？”
“那……命案可能不是時子一人的計畫。她的母親多惠會不會是同謀？或者更大膽地說，是多惠唆使她去做的。你認為呢？”
“不可能。”
“全部是時子一個人的計謀？”
“當然。”
“你憑什麼這麼肯定？”
“你的這個問題不能用理性來分析，我是從她們的感情來推測的。時子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以妙子的名字在嵯峨野經營‘惠屋’皮包店時，已經有必死的心情。她難道會不知道開店就是公開自己的行蹤？她毫不隱瞞地讓自己出現，懷抱的就是一種‘殉情’的情結。我之所以肯定她們並非共謀，還有一個因素，這個因素和錢有關。如果是多惠和時子共謀，當多惠獲得遺產時，時子必定也會分到一些，甚至一半吧？但實際上，那筆錢到了多惠那邊後，一直沒有消失掉。
“還有，如果她們是共謀，計畫成功，拿到錢後，時子也回到多惠身邊了，多惠應該會立刻搬到亦都的嵯峨野，開一家店，實現她多年來的夢想。可是，孤獨的多惠即使拿到錢，仍然守在原地，過她孤獨的一生。這樣的結果，一定讓時於感到遺憾，所以時子才會在明了危險的狀況下，去實現母親的夢想。這就是我所說的‘殉情’。”
“是這樣的嗎……”
“當然，我這兩個沒有證據的論調，你也可以完全推翻，但是兇手既然死了，你的懷疑永遠無法求證。”
“太可惜了。失去千載難逢向她求證的機會。”
“是嗎？我倒覺得這樣很好。”
“那……這兩、三天內，你沒有接到她寫給你的，類似這書之類的東西嗎？”
“怎麼可能呢？第一，她不知道我的住址；而且，她也不知道我的姓名。我不覺得我的名字適合在那樣的時候說出來，而且也不是什麼好聽的名字。”
“唔……還有，案發後，須藤妙子，不，應該說時子，藏匿在哪裡？”
“關於這一點，我倒是稍微問過她了。’
“在哪裡？”
“好像是中國大陸。”
“滿洲嗎？很有可能，就像英國的犯人大都喜歡往美國逃。”
她說她回到日本時，從火車看到窗外的群山，好像湧進了自己的懷裡一般，日本雖然小，但是充滿詩意，這話讓我印象深刻。
“嗯……”
“那段時間一定很美好吧。現在的日本人恐怕有不少達地平線都沒看過就死了。”
“她膽大、心細，是很難得一見的犯人。一個二十二歲的女孩，竟做得出這樣的案子。”
御手洗的表情似乎在看很遙遠的地方。說：“是啊！她實在是很了不起，一個弱女子就犯下四十年來日本所有人都破不了的案子，史無前例，可佩。”
“還有……我想知道你為什麼，我了解是那張鈔票刺激你，但只是這樣而已嗎？你是怎麼發現這麼龐大的過程的？再怎麼說，你也不可能只從我的說明，就突然聯想到屍體騙局的關鍵吧！”
“這個答案，要從阿索德說起。因為我怎麼想，都找不出製作阿索德的地點和時間。不過那也不打緊，更重要的是平吉的手記。當初我在研判案情時，就發現平吉的手記疑點很多，可能是別人偽造的。”
“請舉例說明。”我說。
“疑點真的很多。那……就從最根本的說起吧！手記里先說：手記可視為阿索德的附屬品，應該放在日本的中心點，不想被任何人看到，卻又說如果有錢的話，就要給多惠。所以很明顯的，這本手記是有意寫給人家看的。
“而且，兇手應該拿走手稿，卻沒有拿走，仍然留在平吉的屍體旁，所以只有兇手自己寫的，才不用時時閱讀地完成手記內容所指示的，那麼繁瑣而細微埋屍的行為。若是別人或平吉所寫，不帶一份拷貝一定會忘記其中的細節。而且那手記並不是在殺平吉時才第一次看到的，一定是之前就反覆閱讀過，就算如此，把那手記帶在身上，還是比較妥當，所以擺明是要給別人看的。可見手記不是平吉所寫的可能性大增。
“手記的開頭就有這樣一段話：在我死後，我的創作可以和梵谷的遺作一樣帶來可觀的財富……這段話也很奇怪，為什麼為了拯救大日本帝國的阿索德畫作，會成為‘財富’？這絕對是籌畫整個計畫的人才會說的話。而且還說這些財富要給多惠。不過，從這一點，正好可以看出兇手的企圖。還有，手記里曾經說過‘我不喜歡煙霧迷濛的地方……很少涉足酒店’，但你也曾說過平吉是個老煙槍之類的話。手記里的那一段話，其實是時子在說自己。
“總之，疑點真的太多了，還有……對了，音樂。手記里平吉說喜歡‘卡布里島’和‘日光小夜曲’。這些都是昭和九年到十年流行的曲子。我以前曾經研究過那個時期的音樂，知道那兩首都是很好的曲子。但是對平吉來說，那段時期他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過著類似隱居般的生活，工作室並沒有收音機之類的音響，他怎麼會知道那些曲子呢？而時子的話，當然聽過那些曲子吧。昌子喜歡音樂，梅澤家的主屋裡，應該隨時可以聽到音樂。”
“說得有理……”
御手洗這麼一說，確實為我解開不少疑問。不過，他始終沒有談起須藤妙子自殺的事。
“須藤妙子的自殺……”我還是忍不住開口提起：“她為什麼不願對自己的死做一些說明？她一手完成的梅澤家命案，實在太轟動了，她應該或多或少地做一點說明吧。”
“要她做什麼說明呢？她要怎麼說明，你才會覺得滿意呢？”
御手洗接著又說：“你看看報紙怎麼說的！說她是畏罪自殺。這麼簡單的下定論了。考生自殺是受不了考試的痛苦，不管這個自殺的考生原本的成績是好的，還是壞的，或是中等的，一律冠以同樣的原因。真的那麼單純嗎？真是狗屁不通！把所有事都壓擠成大眾可以接受的層次。根本就是想籍由大眾的這種暴力的行為，來解除自己平庸愚蠢的劣等感和危機感！一個人活了幾十年後，一旦決心棄世，一定有很多原因，多說明又有何用？世界上沒沒無聞死去的人太多了，或許你例外，對於死有獨特見解。懂了嗎？”
“那……命案可能不是時子一人的計畫。她的母親多惠會不會是同謀？或者更大膽地說，是多惠唆使她去做的。你認為呢？”
“不可能。”
“全部是時子一個人的計謀？”
“當然。”
“你憑什麼這麼肯定？”
“你的這個問題不能用理性來分析，我是從她們的感情來推測的。時子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以妙子的名字在嵯峨野經營‘惠屋’皮包店時，已經有必死的心情。她難道會不知道開店就是公開自己的行蹤？她毫不隱瞞地讓自己出現，懷抱的就是一種‘殉情’的情結。我之所以肯定她們並非共謀，還有一個因素，這個因素和錢有關。如果是多惠和時子共謀，當多惠獲得遺產時，時子必定也會分到一些，甚至一半吧？但實際上，那筆錢到了多惠那邊後，一直沒有消失掉。
“還有，如果她們是共謀，計畫成功，拿到錢後，時子也回到多惠身邊了，多惠應該會立刻搬到亦都的嵯峨野，開一家店，實現她多年來的夢想。可是，孤獨的多惠即使拿到錢，仍然守在原地，過她孤獨的一生。這樣的結果，一定讓時於感到遺憾，所以時子才會在明了危險的狀況下，去實現母親的夢想。這就是我所說的‘殉情’。”
“是這樣的嗎……”
“當然，我這兩個沒有證據的論調，你也可以完全推翻，但是兇手既然死了，你的懷疑永遠無法求證。”
“太可惜了。失去千載難逢向她求證的機會。”
“是嗎？我倒覺得這樣很好。”
“那……這兩、三天內，你沒有接到她寫給你的，類似這書之類的東西嗎？”
“怎麼可能呢？第一，她不知道我的住址；而且，她也不知道我的姓名。我不覺得我的名字適合在那樣的時候說出來，而且也不是什麼好聽的名字。”
“唔……還有，案發後，須藤妙子，不，應該說時子，藏匿在哪裡？”
“關於這一點，我倒是稍微問過她了。’
“在哪裡？”
“好像是中國大陸。”
“滿洲嗎？很有可能，就像英國的犯人大都喜歡往美國逃。”
她說她回到日本時，從火車看到窗外的群山，好像湧進了自己的懷裡一般，日本雖然小，但是充滿詩意，這話讓我印象深刻。
“嗯……”
“那段時間一定很美好吧。現在的日本人恐怕有不少達地平線都沒看過就死了。”
“她膽大、心細，是很難得一見的犯人。一個二十二歲的女孩，竟做得出這樣的案子。”
御手洗的表情似乎在看很遙遠的地方。說：“是啊！她實在是很了不起，一個弱女子就犯下四十年來日本所有人都破不了的案子，史無前例，可佩。”
“還有……我想知道你為什麼，我了解是那張鈔票刺激你，但只是這樣而已嗎？你是怎麼發現這麼龐大的過程的？再怎麼說，你也不可能只從我的說明，就突然聯想到屍體騙局的關鍵吧！”
“這個答案，要從阿索德說起。因為我怎麼想，都找不出製作阿索德的地點和時間。不過那也不打緊，更重要的是平吉的手記。當初我在研判案情時，就發現平吉的手記疑點很多，可能是別人偽造的。”
“請舉例說明。”我說。
“疑點真的很多。那……就從最根本的說起吧！手記里先說：手記可視為阿索德的附屬品，應該放在日本的中心點，不想被任何人看到，卻又說如果有錢的話，就要給多惠。所以很明顯的，這本手記是有意寫給人家看的。
“而且，兇手應該拿走手稿，卻沒有拿走，仍然留在平吉的屍體旁，所以只有兇手自己寫的，才不用時時閱讀地完成手記內容所指示的，那麼繁瑣而細微埋屍的行為。若是別人或平吉所寫，不帶一份拷貝一定會忘記其中的細節。而且那手記並不是在殺平吉時才第一次看到的，一定是之前就反覆閱讀過，就算如此，把那手記帶在身上，還是比較妥當，所以擺明是要給別人看的。可見手記不是平吉所寫的可能性大增。
“手記的開頭就有這樣一段話：在我死後，我的創作可以和梵谷的遺作一樣帶來可觀的財富……這段話也很奇怪，為什麼為了拯救大日本帝國的阿索德畫作，會成為‘財富’？這絕對是籌畫整個計畫的人才會說的話。而且還說這些財富要給多惠。不過，從這一點，正好可以看出兇手的企圖。還有，手記里曾經說過‘我不喜歡煙霧迷濛的地方……很少涉足酒店’，但你也曾說過平吉是個老煙槍之類的話。手記里的那一段話，其實是時子在說自己。
“總之，疑點真的太多了，還有……對了，音樂。手記里平吉說喜歡‘卡布里島’和‘日光小夜曲’。這些都是昭和九年到十年流行的曲子。我以前曾經研究過那個時期的音樂，知道那兩首都是很好的曲子。但是對平吉來說，那段時期他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過著類似隱居般的生活，工作室並沒有收音機之類的音響，他怎麼會知道那些曲子呢？而時子的話，當然聽過那些曲子吧。昌子喜歡音樂，梅澤家的主屋裡，應該隨時可以聽到音樂。”
“說得有理……”
御手洗這麼一說，確實為我解開不少疑問。不過，他始終沒有談起須藤妙子自殺的事。
“須藤妙子的自殺……”我還是忍不住開口提起：“她為什麼不願對自己的死做一些說明？她一手完成的梅澤家命案，實在太轟動了，她應該或多或少地做一點說明吧。”
“要她做什麼說明呢？她要怎麼說明，你才會覺得滿意呢？”
御手洗接著又說：“你看看報紙怎麼說的！說她是畏罪自殺。這麼簡單的下定論了。考生自殺是受不了考試的痛苦，不管這個自殺的考生原本的成績是好的，還是壞的，或是中等的，一律冠以同樣的原因。真的那麼單純嗎？真是狗屁不通！把所有事都壓擠成大眾可以接受的層次。根本就是想籍由大眾的這種暴力的行為，來解除自己平庸愚蠢的劣等感和危機感！一個人活了幾十年後，一旦決心棄世，一定有很多原因，多說明又有何用？世界上沒沒無聞死去的人太多了，或許你例外，對於死有獨特見解。懂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