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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有她自己的計劃：她要讓和夫學化工，博孫學建築，佛生學水產，淑子學完數學後再到京都大學學習建築……她總為郭沫若學醫而沒有成為醫生而感到遺憾，所以她努力要使兒女們都成為有專業能力、能對社會做出實際貢獻的人。這是安娜的計劃，也是她的希望，她的夢想。為此她願意為兒女們獻出母親的一切，就猶如她作為妻子對丈夫郭沫若獻出了一切一樣……
有一段時間，安娜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和支付孩子們的教育費用，從同情她的熟人那裡借到了一些無息貸款，經營過建造和出售房屋的生意。不久，日本政府對建築材料實行統制管理，這項生意就維持不下去了，安娜不得不往山里去跑單幫。
——“買柿子啦!金黃的柿子啦!”
——“誰家做醬湯?我這裡有圓滾滾的豆子啦!”
不少人家聽見喊聲開開門來探頭探腦地張望。安娜笑容可掬，彎腰行禮，嘴裡還說道：“請多多關照!多多關照!”
大家都高興買她的東西。因為價格合理，態度又好，與那些漫天要價、唯利是圖的小商販子迥然不同。
有時候，安娜也把食品送到東京女子大學去兜售。那些日本女學生聽淑子講過“佐藤富子”的故事，一個個爭先恐後地買，嘴裡還甜甜地叫著“佐藤媽媽。”
安娜是知識女性。她的丈夫郭沫若是中國著名的作家，在日本也相當有名氣，曾經得到過西園寺公望的賞識。但她為了生活，不得不像一個小商人一樣跑單幫，做生意，四處叫賣。她從不間斷地這麼做著“下人”的活計，而且也不介意自己的穿戴寒酸。這正是安娜生存價值的具體體現。她顧不上什麼臉面不臉面的，但無論她做什麼事，她的臉上總有一種聖潔的光輝在閃耀。那是上帝賦予她的。
在那些困難的日子裡，上帝和安娜同在，郭沫若和安娜同在。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十)拍拖
(十)拍拖
好像是命運的有意安排，郭沫若從日本回到上海後不久，便通過林林的介紹與於立群相識了。
第一次見面，於立群給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僅僅二十來歲，梳著兩條小辮子，穿著一身藍布衣衫，面孔被陽光曬得半黑，差不多就和鄉下姑娘那樣。作為一個女演員，她在戲劇電影界已經是能夠自立的人，卻絲毫也沒有感染著幾乎是無人不染的時髦的氣息。言談舉止穩重端莊，絕無一般女明星的輕浮與淺薄。這和郭沫若當時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樂紛華”正相合拍。
郭沫若之所以對於立群一見如故，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間曾經結識了天津《大公報》駐東京的女記者於立忱，並一度與之過從甚密。1937年5月於立忱回到上海後自縊身亡。於立群是於立忱的胞妹，郭沫若從於立群的臉上仿佛又看到了於立忱的面影，好像斷了線的風箏又飛回到了他的身邊，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縷的輕絲。
這次見面，於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詩交給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顫抖著的手接過了亡友的遺詩，注視著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動。他想自己對於立忱的最好的紀念，莫過於此：“我有責任保護立群，但願我能把愛她姐姐的心轉移到她的身上!”
從此以後，郭沫若和於立群就經常見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年長於立群二十四歲，又加之是胞姐的摯友，所以於立群對他是十分敬重與愛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護於立群的責任義不容辭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八·一三”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抗戰開始。上海文化界積極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傳運動。由郭沫若任社長，夏衍、阿英、於伶任編輯的《救亡日報》於8月24日出版，與廣大讀者見面。該報報頭由郭沫若親筆題寫，郭沫若經常在《救亡日報》上發表詩文鼓動民眾抗日。郭沫若還多次和於立群一起上前線慰問抗敵將士。於立群參加了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國際難民收容所的工作，郭沫若去那裡視察過，事後寫過一篇文章《希望不要下雨》，對難民的境況極為關注，對工作人員的辛勞極表欽佩。
在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的主持下，成立了十三個救亡演劇隊。於立群參加了由洪深和金山為領隊的第二隊，在上海和各地宣傳抗日救亡運動。郭沫若曾為他們書寫了隊旗。每當這面隊旗在街頭、在田間、在工廠、在陣地上高高飄揚時，於立群的心情就分外激動。因為她在郭沫若書寫的隊旗上看到了郭沫若禮讚的“們”——集體力量的堅實的象徵。於是她的胸中便鼓盪起無限的潛沉的力量;於是像灼熱的熔岩一樣噴爆而出的是她和隊友們高歌《義勇軍進行曲》。他們的歌聲壓過了敵人射出的高射炮聲。
於立群是一位追求進步、嚮往光明的青年女性。延安是她心目中的革命聖地。戰爭年月，兵荒馬亂，北上的路途充滿了艱難險阻。郭沫若勸告她取海道經香港繞往武漢，由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協助，設法到陝北讀書。
“立群，你說這樣好麼?”
“好的，好的。郭先生真替我想得周到。只是——”
“只是什麼?”
“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
“……”郭沫若笑而不答。
於立群聽從了郭沫若的勸告，同林林、姚潛修、葉文津、郁風等結夥於11月26日離開上海去香港。郭沫若第二天也乘法國郵船秘密離開上海赴香港。——這個行期在於立群走前是已經定了，但是為了保密起見，他沒有告訴於立群。和立群在香港相見，郭沫若自己心中有數。
所以，當於立群在香港見到郭沫若時，真是有些出乎意外了。那是在郭沫若到達香港後的第二天，他從九龍訪問了一位朋友回來，在皇后大道灣雪廠街的十字路口，迎面碰到了林林他們。於立群首先看見了他。街頭遇故人，向來不大說話的於立群驚喜地先叫了出來：
“啊，那不是郭先生?”
郁達夫的侄女郁風接過去，帶著誇張的調子對郭沫若說：“哦，我們還怕你死守上海呢!”
“死守沒得必要。中國地方大得很，我們大有迴旋的餘地。我們要準備長期抗戰。”
郭沫若笑著說道。雖然和立群在香港再見他早就心中有數，但今天在香港的街頭遇見她，他的心中分外高興。
郭沫若住在六國飯店三樓一間臨海的屋子裡。於立群幾個人原來住在海陸通旅館，和郭沫若商量以後，當天下午他們也都搬到六國飯店裡來了。在此期間，郭沫若和於立群由相敬而相愛。
香港的救亡工作當時也相當活躍，公開的歡迎會、講演會差不多每天都有。上海失陷以後，從上海撤退來的文化人大都以香港為中繼站，從這裡再轉赴內地。郭沫若本來打算去南洋募款，連護照都辦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後來考慮到最好在廣州建立一個“根據地”，恢復出版《救亡日報》，所以改變了計劃，在香港只住了六天，12月6日即與於立群等人乘船到達廣州。以郭沫若為社長、夏衍為總編輯的《救亡日報》於1938年1月1日在廣州正式復刊，成為華南的一座精神堡壘。
有一段時間，安娜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和支付孩子們的教育費用，從同情她的熟人那裡借到了一些無息貸款，經營過建造和出售房屋的生意。不久，日本政府對建築材料實行統制管理，這項生意就維持不下去了，安娜不得不往山里去跑單幫。
——“買柿子啦!金黃的柿子啦!”
——“誰家做醬湯?我這裡有圓滾滾的豆子啦!”
不少人家聽見喊聲開開門來探頭探腦地張望。安娜笑容可掬，彎腰行禮，嘴裡還說道：“請多多關照!多多關照!”
大家都高興買她的東西。因為價格合理，態度又好，與那些漫天要價、唯利是圖的小商販子迥然不同。
有時候，安娜也把食品送到東京女子大學去兜售。那些日本女學生聽淑子講過“佐藤富子”的故事，一個個爭先恐後地買，嘴裡還甜甜地叫著“佐藤媽媽。”
安娜是知識女性。她的丈夫郭沫若是中國著名的作家，在日本也相當有名氣，曾經得到過西園寺公望的賞識。但她為了生活，不得不像一個小商人一樣跑單幫，做生意，四處叫賣。她從不間斷地這麼做著“下人”的活計，而且也不介意自己的穿戴寒酸。這正是安娜生存價值的具體體現。她顧不上什麼臉面不臉面的，但無論她做什麼事，她的臉上總有一種聖潔的光輝在閃耀。那是上帝賦予她的。
在那些困難的日子裡，上帝和安娜同在，郭沫若和安娜同在。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十)拍拖
(十)拍拖
好像是命運的有意安排，郭沫若從日本回到上海後不久，便通過林林的介紹與於立群相識了。
第一次見面，於立群給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僅僅二十來歲，梳著兩條小辮子，穿著一身藍布衣衫，面孔被陽光曬得半黑，差不多就和鄉下姑娘那樣。作為一個女演員，她在戲劇電影界已經是能夠自立的人，卻絲毫也沒有感染著幾乎是無人不染的時髦的氣息。言談舉止穩重端莊，絕無一般女明星的輕浮與淺薄。這和郭沫若當時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樂紛華”正相合拍。
郭沫若之所以對於立群一見如故，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間曾經結識了天津《大公報》駐東京的女記者於立忱，並一度與之過從甚密。1937年5月於立忱回到上海後自縊身亡。於立群是於立忱的胞妹，郭沫若從於立群的臉上仿佛又看到了於立忱的面影，好像斷了線的風箏又飛回到了他的身邊，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縷的輕絲。
這次見面，於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詩交給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顫抖著的手接過了亡友的遺詩，注視著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動。他想自己對於立忱的最好的紀念，莫過於此：“我有責任保護立群，但願我能把愛她姐姐的心轉移到她的身上!”
從此以後，郭沫若和於立群就經常見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年長於立群二十四歲，又加之是胞姐的摯友，所以於立群對他是十分敬重與愛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護於立群的責任義不容辭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八·一三”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抗戰開始。上海文化界積極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傳運動。由郭沫若任社長，夏衍、阿英、於伶任編輯的《救亡日報》於8月24日出版，與廣大讀者見面。該報報頭由郭沫若親筆題寫，郭沫若經常在《救亡日報》上發表詩文鼓動民眾抗日。郭沫若還多次和於立群一起上前線慰問抗敵將士。於立群參加了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國際難民收容所的工作，郭沫若去那裡視察過，事後寫過一篇文章《希望不要下雨》，對難民的境況極為關注，對工作人員的辛勞極表欽佩。
在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的主持下，成立了十三個救亡演劇隊。於立群參加了由洪深和金山為領隊的第二隊，在上海和各地宣傳抗日救亡運動。郭沫若曾為他們書寫了隊旗。每當這面隊旗在街頭、在田間、在工廠、在陣地上高高飄揚時，於立群的心情就分外激動。因為她在郭沫若書寫的隊旗上看到了郭沫若禮讚的“們”——集體力量的堅實的象徵。於是她的胸中便鼓盪起無限的潛沉的力量;於是像灼熱的熔岩一樣噴爆而出的是她和隊友們高歌《義勇軍進行曲》。他們的歌聲壓過了敵人射出的高射炮聲。
於立群是一位追求進步、嚮往光明的青年女性。延安是她心目中的革命聖地。戰爭年月，兵荒馬亂，北上的路途充滿了艱難險阻。郭沫若勸告她取海道經香港繞往武漢，由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協助，設法到陝北讀書。
“立群，你說這樣好麼?”
“好的，好的。郭先生真替我想得周到。只是——”
“只是什麼?”
“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
“……”郭沫若笑而不答。
於立群聽從了郭沫若的勸告，同林林、姚潛修、葉文津、郁風等結夥於11月26日離開上海去香港。郭沫若第二天也乘法國郵船秘密離開上海赴香港。——這個行期在於立群走前是已經定了，但是為了保密起見，他沒有告訴於立群。和立群在香港相見，郭沫若自己心中有數。
所以，當於立群在香港見到郭沫若時，真是有些出乎意外了。那是在郭沫若到達香港後的第二天，他從九龍訪問了一位朋友回來，在皇后大道灣雪廠街的十字路口，迎面碰到了林林他們。於立群首先看見了他。街頭遇故人，向來不大說話的於立群驚喜地先叫了出來：
“啊，那不是郭先生?”
郁達夫的侄女郁風接過去，帶著誇張的調子對郭沫若說：“哦，我們還怕你死守上海呢!”
“死守沒得必要。中國地方大得很，我們大有迴旋的餘地。我們要準備長期抗戰。”
郭沫若笑著說道。雖然和立群在香港再見他早就心中有數，但今天在香港的街頭遇見她，他的心中分外高興。
郭沫若住在六國飯店三樓一間臨海的屋子裡。於立群幾個人原來住在海陸通旅館，和郭沫若商量以後，當天下午他們也都搬到六國飯店裡來了。在此期間，郭沫若和於立群由相敬而相愛。
香港的救亡工作當時也相當活躍，公開的歡迎會、講演會差不多每天都有。上海失陷以後，從上海撤退來的文化人大都以香港為中繼站，從這裡再轉赴內地。郭沫若本來打算去南洋募款，連護照都辦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後來考慮到最好在廣州建立一個“根據地”，恢復出版《救亡日報》，所以改變了計劃，在香港只住了六天，12月6日即與於立群等人乘船到達廣州。以郭沫若為社長、夏衍為總編輯的《救亡日報》於1938年1月1日在廣州正式復刊，成為華南的一座精神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