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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文藝報》1951年第9期。

  接著,毛澤東在一九五四年十月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等人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表揚了“小人物”具有生氣勃勃的馬克思主義戰鬥精神,而批評一些“大人物”“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話的份量可不輕啊!沫若雖然並不自認為是文藝界的“大人物”,但聽了這話,心中總有點不是滋味。在這以後,全國就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批判運動。對學術研究上的一些觀點和方法,採取全國性的批判運動,繼批判《武訓傳》之後,這已是第二次了。沫若力求在思想上跟上毛主席的步子,於是在全國文聯主席團、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他作了《三點建議》的發言,首先檢討了錯誤:“我們懈怠了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放任了並助長了這種錯誤思想,甚至還成為這種錯誤思想的俘虜。”表示要堅決展開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廣泛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加緊扶植新生力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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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雄雞集·三點建議》。

  出於同樣的思想動機,當沫若看到毛澤東對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所寫的批語之後,又趕緊在全國文聯主席團、作協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上表態說:“胡風集團已不僅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而且是我們政治上的敵人。”堅決要求“把他作為反革命分子來依法處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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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全國各地廣大人民一致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文藝報》1955年第11期。

  一九五七年的五六月間,天氣乍陰乍晴。沫若懷著無限興奮的心情,一次次發表談話,闡明“雙百方針”的偉大意義,他指出“由於政策執行上有了偏差,發生了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的傾向,影響了科學和文藝的發展。因此,我認為有必要由黨來闡明正確的方針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顧慮;這樣來促進科學和文藝的發展”①。他以滿腔的熱忱準備認真聽取群眾對整黨的意見,還在中國科學院舉行的第三次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座談會上明確表示:今後要經常跟大家採取談心的方式,把彼此間的“牆”拆掉。但隨即因為看到了毛主席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便在六月二十七日對《光明日報》的記者談話中表明:首先是工農群眾,其次是廣大知識分子,他們已經對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進行了堅決的回擊。在回答言者無罪還是有罪的問題時,他說得十分乾脆:

  “無罪者的言者無罪;有罪者的言者還是有罪的”。一個人的話,如果動搖了國家的根本,還是無罪,那樣還有什麼國家法紀可言呢?……如果是株毒草,它有冒頭生長的自由,我們也有拔除的自由和責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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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雄雞集·關於發展學術與文藝的問題》。

  ②見《撥開雲霧見青天》,1957年6月27日《光明日報》。

  在出席了幾次批判“右派分子”的座談會後,沫若更在文章中公開提出:

  據我的看法,文藝界的現況,實在不是民主不夠而是集中不夠,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紀律太少,不是個性不能發展而是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發展個性的統一意志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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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向中國人民解放看齊》,1957年7月31日《人民日報》。

  於是沫若充當起“反右”的積極分子,在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小會議上,堅決向“資產階級右派”發起猛烈的“反擊”。

  這樣,郭沫若已經不僅是受到各國人民歡迎的“和平鴿”,而且成了一隻總是高昂著頭的“雄雞”,由於形成了的條件反射,只要一見到“太陽”,他馬上就引吭高歌,一遍又一遍地為它唱讚歌。不過,在沫若的心底里,卻始終有一個願望要當一頭駱駝,沉默而堅強地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

  駱駝,你沙漠的船,

  你,有生命的山!

  在黑暗中,

  你昂頭天外,

  導引著旅行者

  走向黎明的地平線。

  暴風雨來時,

  旅行者

  緊緊依靠著你,

  渡過了艱難。

  高貴的贈品呵,

  生命和信念,

  忘不了的溫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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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駱駝集·駱駝》

  五十一

  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不斷取得的輝煌成就,吸引著沫若的心。聽到武漢長江大橋即將提前兩年建成並通車的消息,他多麼想能飛到已經離別了有三十餘年之久的黃鶴樓去先睹為快。這個機會總算來臨了,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他陪同印度副總統拉達克里希南飛抵武漢,連賓館都不先去一下,就吩咐汽車司機逕直開往長江大橋。

  站在宏偉的大橋上,沫若感到自己好象張著翅膀飛了起來,龜山、蛇山、鳳凰山、鸚鵡洲都匍匐在自己的腳下,有了長江大橋這條“大龍”的陪伴,“鳳凰和鸚鵡不想高飛。億萬年被隔斷著的龜和蛇,緊緊地團結了起來,伸長著鐵臂。”①回想當年北伐途中攻下了武漢,沫若曾多麼渴念能橫江寫他一個大標語:“打倒帝國主義,剷除封建”,這個美夢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已基本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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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長春集·武漢長江大橋》

  一股強勁的衝動撞擊著浪漫主義詩人的心頭,年過花甲的沫若在上橋半跑半走,一口氣到達北端的橋頭堡。雖然這時外賓已經從下橋參觀回來了,但沫若卻仍然遏制不住自己,趕緊快步走到下面的鐵路橋去。對,跑!跑!就沿著這鐵軌跑,就象乘著時代的列車,噙住社會主義的軌道飛馳。他突然覺得六十五歲的自己,飽覽了祖國巧奪天工的現代化建設後,就象一個強壯的青年那樣,渾身蘊藏著無限的力量,不但能跑,而且簡直能飛。他先沿著鐵軌後又轉入右手的人行道,一口氣跑到了南端的橋頭堡,領略了一番風光之後,猶感不足。①第二天晚上,他又從廣州乘飛機趕回武漢,重新俯瞰了萬家燈火的三鎮和通體明亮的“火龍”,他深信倘若李白站在今天的橋頭,必然會寫出一首又一首嶄新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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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永遠的紀念》,1957年9月29日《人民日報》。

  一九五八年的來臨,給沫若帶來了新的振奮與新的忙碌。元旦在開羅的亞非團結大會閉幕式上,他跟代表們一起討論並通過了《告世界人民書》,這才有空遊覽響往已久的埃及金字塔。日程安排得極為緊張,卻更顯得點滴光陰的可貴。沫若自己作為一名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又跟吳晗這樣著名的學者同行,騎在他最敬重的駱駝身上,冉冉地行進在一望無際的金色的大沙漠中,去拜見人類歷史上的稀珍奇蹟,真有說不出的情趣。一月的天氣,在北京該到處結滿晶瑩的冰花,而開羅卻象是初秋,在這一年四季都相當炎熱的地帶,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人是怎麼把這一塊塊巨大的花崗石堆砌成奇妙的金字塔的呢?他們運用什麼樣的起重機械?這麼嚴格的一個個幾何圖形,又是怎樣計算和構築的呢?勝似神話的奇蹟,居然不可思議地由古代勞動人民創造出來,流傳至今!在這巨大的獅身人面石像前,沫若越發感受到人類歷史的長河氣勢雄偉,個人只是這長河中一個小小的泡沫,真是:“勞工信神聖,奇蹟嘆無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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