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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間天地改,紅旗插上春帆樓。

  晨輝一片殷勤意,泯卻無邊恩與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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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訪日雜詠宿春帆樓》,見《駱駝集》。

  沫若非常喜歡孩子,十分愛護青少年,不管是在日本、重慶、上海,他家都經常有左鄰右舍的小朋友來玩,他不但不嫌他們煩,反而總是竭誠歡迎。新中國成立後對青少年的教育,成為沫若最關心的問題,為了培養未來中國的建設者具有高尚的情操、正確的世界觀和豐富的知識,必須搶在春天及時播種。他親自參加了第一次全國少年兒童工作幹部大會,熱情呼籲:“不准讓一個少年兒童在精神上餓死”。他在百忙之中親自執筆寫《中國少年兒童隊隊歌》,誰說孩子們不懂事呢?他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在他們的隊伍之中,看見他們正舉著小拳頭在莊嚴地宣誓:“團結起來,繼承著我們的父兄,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

  沫若為孩子們寫過許多詩,在他的詩中出現過許多可愛的小朋友的形象,蘇聯喬治亞小妞妞瑪娜娜曾使他想起自己所寵愛的小女兒平英。這種熱愛孩子的天性,使他和青少年之間很自然地有著心靈的溝通。即使他再忙,對青少年給他的來信總一一作復,並儘量滿足他們的題詞等要求。一次在陪同外賓參觀北京大學時,他當場為一位大學生作的七絕寫了和詩:

  相期入室並升堂,莫負青春惜寸光,

  今日百花爭怒放,香風不必待棟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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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牛正武:《莫負青春惜寸光》,1981年2月15日《羊城晚報》。

  字裡行間充分表現了他對青年的熱切期望。他相信中國青年的明天是光輝燦爛的,“他們會更健康、更聰明、更富於理想、更豐富多采、更有純潔的愛情生活……”①也正是通過書信往來,他和上海中學的學生陳明遠結下了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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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雄雞集·青年的明天》。

  約在一九五七年的暑假,一個長得白皙而靦腆的男孩來到北京西城缸瓦市大院胡同五號那朱漆的大門前面,遲遲疑疑地瞧著門口的崗哨,好半天才鼓起勇氣詢問:這裡是不是郭沫若的寓所,結果很快被警衛人員引進門去。

  沫若正坐在書房裡寫文章,抬頭見到跨進門來的小朋友,立即高興地站起身來,招呼這位已通過不少信但才第一次見面的年輕後生,滿面笑容地問道:“明遠,你到底來了!臉為什麼這樣紅?是太陽曬熱的,還是跑得出了汗?”知道他是因緊張才漲紅了驗,沫若慈愛地拉起他的小手,心中泛起十分甜蜜的感情。他問明遠是否願意常來作客,明遠直率地回答道:“我喜歡聽您講學問,要是您願意常常教我的話,我就更喜歡到您這兒來了。”這話正中下懷,沫若平生就有這樣的願望,能帶幾名青少年學生,做一個名副其實的教師,因此連聲說:“好!好!我真願意當一名老師,看到自己的學生,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將是莫大的幸福。”

  儘管陳明遠當時還是個毛孩子,然而沫若對他的意見卻相當重視,並且經常有意從他這兒去打聽青少年朋友們對自己著作的意見,覺得年輕人的“目光真是犀利,把我舊作中所寫的都看得透明一樣,令我驚訝”①。聽得他們批評自己一些詩“算不上詩,只能算分行寫的散文”,老詩人並沒有因為覺得面子下不去而惱火,反而檢討自己說:這類作品多半是應時應景而寫的,希望他們多多指出其中的不足和錯誤。為此他把自己新出版的著作一本又一本地寄給明遠,希望他“閱讀的時候想到什麼就隨手記下來”。單是短短的一首《橘頌今譯》,就有十二處字句參照陳明遠的意見作了修改。陳明遠還喜歡練習用白話詩的形式翻譯和改寫古典詩詞,沫若不僅把自己和聞一多等人的有關譯稿送給他作為參考,而且親自修改明遠的譯稿,寫上詳詳細細的評語,有時評語的字句遠遠超過了譯稿的字句。明遠懷著無限感激的心情,細細思考老師用漂亮的繩頭小楷所寫的評語,然後將譯稿加以修改,謄清後再寄給老師審閱。每當深夜沫若工作感到疲勞之際,他常常喜歡將明遠的“課外作業”拿出來欣賞、批改,透過這一本本練習本,他看到一棵稚嫩的幼松正在茁壯成長,為了培養這年青的一代,他將不惜用自己全部的心血去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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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郭沫若書簡九封》之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6年第1期。

  沫若不僅關心陳明遠學業上的進步,同時也關心他身體的健康和政治上的成長,為此特地把他介紹給白楊,托她多關心他假日的文娛生活。由於沫若一直沒有公開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這曾一度影響了部分青少年,他們想以郭沫若為榜樣,做一個無黨無派的民主人士。這顯然是一種誤解,但他又不便道破底細,只能在給明遠的信上鄭重其事地聲明:

  馬克思列寧主義幾十年來就是我唯一的信仰,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是我一生最大的願望。我們老年人的腦袋,真象是一個世界旅行者的行李,貼滿了各國各口岸的商標,早已到了該洗刷乾淨的時候了!我生在十九世紀末,受過“富國強兵”的所謂啟蒙教育,主張過“個性解放”,看了一些書,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投入了大革命,走了好多年路,才找到了共產主義的真理……年輕的朋友,我要永遠保持著心上的春光。①年輕人正在新生活的起點上,沫若滿心希望他們盡可以不必走他過去那樣曲折的道路,而應該批判地吸取他的經驗教訓,這樣才能沿著黨所指引的航程疾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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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58年5月4日致陳明遠信,見周尊攘:《郭沫若和青年陳明遠》,《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

  當然,在年青共和國航行的路程上並不是風平浪靜的。且不說,開國初期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鬥爭,單就文藝戰線上看,情況也夠複雜的。起初出於對中國教育事業的熱誠,沫若對在清朝行丐興義學的武訓十分敬佩,一九五○年八月他曾應李士劍之約,為《武訓畫傳》題簽書名的同時又題詞,說:“在吮吸別人的血養肥自己的舊社會裡面,武訓的出現是一個奇蹟。他以貧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著乞討,斂金興學,捨己為人,是很難得的。”自然他也不忘指出:“但那樣也解決不了問題。”他自認為這樣來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可是事隔不到一年,在讀了毛澤東寫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以後,沫若馬上就寫了一份《聯繫著〈武訓傳〉批判的自我檢討》,檢查自己稱頌武訓和給《武訓畫傳》題詞的“錯誤”。在《武訓歷史調查記》發表之後,他又對自己曾附和著歌頌武訓的行為,重新作了一次檢討,而充分肯定這份《調查記》“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亂上是有很大的貢獻的”①。沫若這時似乎認識不到自己這兩種前後截然相反的意見,在製造“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亂上”會起多大的作用,他以為自己是跟上了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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