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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你大爺的感情基礎！你還是人嗎？」薛業站了起來，「馬晉鵬！」
「薛業！」尹澤在席前站立著，孤立無援，「你……」
「他明明就是知道！」上一秒懼怕，這一秒突然勇敢，薛業往前一步：「你那年17，任英博那年也沒成年，我那年剛過15，他……」
「請本案關係人立刻回到原位！」聽證主持人不得不提醒，「不得破壞聽證秩序。」
「我說的是實話！」薛業想往前沖，替尹澤擋住這些畜生，「我說的都是真的！是真的！」
「薛業。」這回是祝傑的聲音。
陶文昌已經想上去拉薛業了，半邊屁股抬起來，又放下。
祝傑開口了，薛業就穩了。果然他坐回了原位，手腕好像在幹什麼。
他在幹什麼呢？陶文昌伸長脖子也看不清。然後一旁的祝傑也動手腕，幾乎同一時刻。
他在解腕扣？陶文昌和白洋對視，看來這倆人又腦電波交流了。
他給白隊使眼色，白洋很懂地點了點頭。聽證結束立馬摁住一個，這倆人是想在場內動手。
第二階段大約持續半小時，尹澤的證詞在馬晉鵬的抵賴面前失去力度，當事人委託人主要針對是否有強迫意志為主，是否主動交易為輔，對尹澤進行劈頭蓋臉的審訊。同時提出尹澤的證詞隱藏了他也曾服藥的歷史。
「下面，請第二位利害關係人上前。」
薛業按照要求走到證人席，突然沒有那麼慌了。
尹澤坐回第一排，第二排是師兄，第三排有傑哥、陶文昌、白洋、張蓉，第四排有任英博和他的爸媽。
他爸媽仍舊面如死灰，悲慟，原來當年的兒子並不是說瞎話。
「聽證辯論結束。」主持人做了一個請的姿態，「先請案件調查人員及興奮劑實驗中心檢察官作最後陳述。」
薛業一個字也沒聽進去。
「請利害關係人作最後陳述。」主持人說。
薛業把手伸進褲兜，偏硬的紙張變成了碎玻璃，好像又把他的掌心劃開了一次。
主持人提醒：「你可以開始了。」
「嗯。」薛業把手抽出來，什麼都沒有。
他脫稿了。
因為他根本什麼都沒忘。
「那年我入營的時間是1月15號，永遠忘不了那天。」薛業指向馬晉鵬，「馬晉鵬作為主教練，沒收了所有學員的手機。」
「最先對我進行猥褻的人，是苗萍。」薛業看過去，苗萍整場不發言，「第一次被苗隊醫叫去醫療室，是1月24號的下午，她以我的精神狀態不好為由，對我進行身體檢查。」
苗萍將臉轉向，顯然並不認可。
薛業逼自己看她，激活了灰色的記憶。她很高，當時比自己足足高半頭。「她問我有沒有女朋友，和女朋友是否有性行為，是否自慰，上一次是什麼時候。」
「1月26號，她在檢查過程中讓我脫上衣。我沒脫。」
「1月27號，她再次要求我脫上衣，我脫了。」
「1月28號，總教練馬晉鵬說我目前的狀況不適合高強度訓練，停了我的集訓課程。」
「1月29號，苗萍再一次把我叫到醫療室，問我最近怎麼樣，身體有沒有不舒服。我說沒有，但是馬教練讓我休息。她說再給我做檢查，如果我的狀況不屬實，她可以向總教練開一張證明，證明我可以參加訓練，能夠比賽。」
「她讓我脫衣服。」
「她說檢查第二性徵發育，讓我脫褲子。我怕證明開不出來，也脫了。」
「1月31號，我自己主動去問什麼時候能夠開證明，苗萍說要對我進行心理測試，評估比賽風險。我問她，是不是每個運動員都要做這些，她說是，說做了就能打比賽，不做很可能要刷下來。」
「我信了，我以為大家都是這樣。一直到2月9日，我才發覺別的運動員不會被叫走做檢查。」
「可我每天都要去脫衣服。」
「我沒有權力說不。她是隊醫，她說我狀況不好，身體有傷，我就只能看別人上場。」薛業試圖從苗萍的臉上找到情緒，哪怕是後悔、害怕，但是沒有，她和馬晉鵬一樣，用斷絕交流的方式逼控訴者發瘋。
但這一回，他不會上當。傑哥說過，聽證會進行中不要管他們的反應。
「她確實沒有逼我，但是比逼我還要可怕。她只是建議，可如果我拒絕了，我連上場的機會都沒有。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祝傑閉上了眼，薛業的草稿紙上寫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辦法。
一個少年運動員在隊醫、教練的雙重精神控制下，毫無辦法。當年尹澤是，任英博也是。他們都沒有逼這些曾經未成年的男孩，但他們的身份，比逼迫更管用。
「檢查一直持續到2月21號，我第一次像總教練馬晉鵬提出異議，我說苗隊醫不對勁，總是對我進行檢查，還讓我脫光。」
「有時候會碰我一下，我就躲。我不讓她碰著我。」
「她不穿內衣，總拿身體壓我，摸我的脈搏，說心跳不正常。她還噴香水，隊醫是不能噴這些，可是她有香味。」薛業繼續說，好像有人操控著他的嘴，停不下來了。
操控他的是這麼多年的委屈和怨恨，無助和絕望。他把它們一股腦拋給了聽證檢察官，一點點地修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