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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一句話，資本家的良心，信不得！
所以農家裡原教旨主義的那一批人，才極力主張，要將商賈統統幹掉，讓世界恢復到上古自食其力的時期。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但關東六國商業繁盛的背後，問題著實不少，一部分人是先富起來了，集市也熱鬧了，奢侈品極受歡迎，但許多農民仍掙扎在貧困線上，六國本身，也沒有因此而富強……
至於一些人覺得「只要發展商業就能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更連影子都見不到！
巨賈們但凡有積蓄，除了購買奢侈品以炫耀富貴外，便一門心思兼併土地，土地越多安全感越大，此外便是如呂不韋般，搞政治投資，將金錢化為權勢，從而真正實現階級的飛躍……
說白了，你別看戰國的巨賈名義上是商人，可他們的思維，仍是農夫，仍是官本位那一套！
更有甚者，還有人為了利益，與異族勾結，銅鐵等禁品也偷偷運送出塞！黑夫已掌握了烏氏裸與匈奴暗通的證據，只可惜這老賊奸猾，任黑夫熱情邀約，就是待在羌地不回來，這肥羊不太好宰。
「五蠹。」
張蒼接話道：「吾師兄韓非也覺得，商賈，尤其是巨賈，乃是邦國軀幹上的五蠹之一。」
翻譯過來就是國家蛀蟲……
「這也是商君之所以重農抑商的緣由。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免從事本業的人少，而致力於商賈末業的人多。」
秦人農夫的生活，比關東一般市民要苦，沒辦法，官府掌控力強啊。若讓他們發現，自己辛苦砍人頭換來的官爵，商賈花錢就能買到，自己辛苦一年的耕作，商賈半年就能掙到。
那誰他娘還願意為國耕戰？早就十萬人民九萬商了！
農民是綁定在土地上的，每年有固定的產出，其龐大的人群和穩定的居所，是國家徵稅最方便的對象，糧食、布匹都是剛需。
而商賈則跑來跑去，又無實際生產，總是將左手買的右手倒賣，他們投機的逐利行為，甚至會引發物價的波動，對穩定十分不利。
所以在商鞅為秦孝公規劃的藍圖裡，商賈，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其政治作用，和二戰時的德國猶太人差不多……
在秦國，商賈被課以重稅，並按照人口的數目（包括家中奴僕）分攤徭役，每逢戰爭爆發，市籍和贅婿，是最先被徵發的人群，被拖到前線做炮灰。
為商賈劃定市籍和專門的居住區域，讓他們穿白衣作為標誌，不經允許不得外出，嚴禁衣絲乘車，子孫不得為官吏，地位只比刑徒奴隸高一點。
大秦立國的基礎，農民和軍功地主們，頓時就覺得舒服了。
農民指著那些卑賤的商賈對子弟說，切勿為賈，與彼輩相比，吾等還有何不能滿足？他們的出路，便只剩下作戰種地。
軍功地主則享受政治、經濟上的利好，再沒有無尺寸之功卻家累百金的暴發戶在眼前晃蕩惹他們心煩。
唯獨商人，政治地位被踩到泥巴里，經濟地位則根本體現不出來。
那麼問題來了，還做商賈幹嘛？於是秦人除非真活不下去了，否則，寧可被官府分配給人做僱農，也好過為賈啊！
商鞅洞悉人性，他成功了，自此利出一孔。
除了討得秦始皇帝歡心，得到政治豁免的烏氏裸、寡婦清外，秦國再無大賈，販夫販婦更卑微不已。
而在國家層面，商鞅做得最絕的事，是嚴格實行官府專營，糧、酒、鹽、鐵、銅，只要是能想到的方方面面，都由官府包辦。在關東各國，被封君、巨賈從中截取的利益，在秦國卻源源不斷流入官府的肚子裡。
吃完農業租稅，繼續吃專營紅利，六國官府空有膏腴之地卻仍由蛀蟲泛濫，飢腸轆轆時，秦國體魄卻日益健壯，最終吊打了六國。
這是制度的勝利，是法家的勝利，也是重農主義的勝利！
不過話說回來，重農抑商，後世總是口誅筆伐，好像這就毀了中國文明，讓中國錯過了「資本主義」一樣，卻鮮少有人真正想過，為何要這樣。
重農是永遠沒錯的，抑商也絕非錯誤，而是在特殊年代裡，不得不施行的措施。
如今，坐上這「執一以為天下牧」的位置後，黑夫看得更加明白了，對官府而言，有三個問題，是必須解決的。
1.官府運轉需要巨額的財政開支，光靠農業稅根本不夠，如果不執行國有專營制度，請問錢從哪裡來？
2.一旦遇到戰爭、災荒等急需用錢，國庫卻空空如也，怎麼辦？
3.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財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壓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勢力膨脹起兵造反，怎麼辦？
這是後世難住了中國兩千年的「桑弘羊陷阱」，也是眼下少府、治粟內史達成的共識，也是黑夫必須繼承的國策，牢牢把住國家的經濟命脈……
「但這種大政府包辦，真的能百利而無一害？真的能在這交通信息落後的時代嚴格執行麼？」
大秦是富強了，一統了，但民眾生活沒有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得更好。
先前在關中被掩蓋的問題，隨著秦吏空降到關東各地，也一一出現：
關東不適應秦地經濟政策，水土不服，官營很難推行，各地的大工商業主無利可圖後，鹽、鐵的開採效率漸漸低下，而官營工坊生產的東西價格昂貴，因為監管的缺失，質量也不見得多好，十年間，關東地區的鹽鐵產業凋敝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