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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魏延是劉備集團內部爭議很大的人物，他深得劉備的器重，又深為孔明所嫉恨。劉備看到的，是一個有主見、有謀略、勇猛好勝的忠誠將領。而孔明看到的，是一個愛出風頭、愛發牢騷、具有反叛精神的危險分子。應該看到，孔明的看法代表當時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思想觀念和人才觀念。例如，魏延在長沙時，韓玄就“怪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第五十三回)。吳主孫權亦曾當著孔明使者費禕的面評價魏延說： “此人勇有餘，而心不正，若一朝無孔明，彼必為禍。”(第一百二回)孔明死後，魏延與楊儀在前線武力相爭，兩人同時向後主表奏對方的反情，朝廷一時真假難辨，但蔣琬、董允等高級官員卻一致認定魏延反叛。看來，不管魏延自己如何，社會對他沒有多少好的評價，因為他的人格與民族意識相忤逆，為社會所難容。
中國傳統意識下的悲劇(1)
無視本分亡於“超前意識”——中國傳統意識下的悲劇
魏延人格的悲劇所在。魏延武藝高強、作戰勇猛又富有謀略，他是三國時期難得的人才。一員大將未死於敵人的刀槍下，卻屈死於已故上司的殘害，實在是一種悲劇。魏延的悲劇既屬於他個人，又屬於他的民族。
這個民族是一個禮儀之邦，祖先曾經在一個封閉的社會圈子中制定了盡善盡美的規章法典，每一層人都有與自己的身份相適應的行為規範和思想規範。這樣的社會風平浪靜，一派和諧，未來的千秋子孫要想保持這種美好和諧的秩序，只要去在已嚴密成型的規範系統中找尋適於自己身份的部分，努力循規蹈矩就足夠了。那些想憑自己的思考去行動的人，必然是對規範系統的挑戰，是對他人身份利益的侵害，因而是對和諧秩序的破壞。這是極端的大逆不道，必然會遭到群起而攻之。在這個民族裡，人們少想問題、少思考、安守本分，就能保證過上太平、舒服的日子，那些愛提意見、喜歡吵吵嚷嚷的人，實在是人心難測!
社會存在不同的集團，但人們要參加哪一集團，應該只作一次性選擇，否則，今天屬這家，明天投那家，這豈不反覆無常嗎?“忠臣不事二主”，由此推來，事二主的不是忠臣。比如魏延，昨天從蔡瑁手下投了韓玄，今天殺了韓玄來投劉備，敢保你明天不殺了我孔明去投曹操?本來，人們應該辦事穩妥，“事需三思而後行”，但魏延辦事無所顧忌，他雷厲風行，想到做到，這種風格實在有悖民族精神，包含有危險的因素。一個勇猛的武將，不能有獨立人格，不能雷厲風行，否則，他就是沒準的“定時炸彈”，將其迅速排除，是領導人保證自身安全的需要，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需要。保險、穩妥是幹事業和做人的首要準則，也是衡量人才是否可用的首位準則。
社會集團內部分為為君的人和為臣的人，他們之間存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其關係的核心是“君為臣綱”，為君的可以對為臣的隨心所欲，掌握其生殺予奪之權；而為臣的人在領導的意志面前，不能存有自己的人格獨立性，他應該按照領導人的所想去行動，甚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樣一種君臣關係的規範保證了雙方關係的永恆和諧，避免了雙方有可能發生的一切矛盾衝突和是非糾紛，解決了社會關係的一大難題，足顯民族意識的獨到之處。根據這一獨到的意識觀念，孔明可以嘲笑魏延兵出子午谷的建議說： “汝欺中原無好人物!”可以對身邊的人沒有根據地散布魏延“久後必反”、“素有反相”等壞話，甚至可以當著魏延的面說他“腦後有反骨”，對其進行人格侮辱。儘管這樣，但孔明的言辭沒有什麼不合理之處，因為這是領導應該享有的權力。魏延是為臣的人，他本應該尊重領導人的上述權力，平時就在孔明面前抱恭敬卑謙之心，示俯首聽令之意。但他對孔明的指揮不是怏怏不樂，就是滿腹狐疑，似乎自己比領導人還要高明。他越出為臣的本分，對上司提意見、消極對抗，這不是一種反叛情緒麼?炎黃子孫的血管中不能有一滴反叛的熱血!維護祖宗血脈的純潔性是每一位民族志士的責任。
中國傳統意識下的悲劇(2)
魏延在前線聽知孔明已死、大軍將由楊儀率領撤退回國的安排後，對尚書費禕說： “丞相雖亡，吾今現在……我自率大軍攻司馬懿，務要成功，豈可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耶?”(第一百四回)他認為應當由楊儀扶孔明靈柩回川安葬，大軍由他率領繼續伐魏。魏延竟想把丞相和國家分開看待，似乎丞相死了，國家的事業還要繼續發展。他毛遂自薦，情願自掌兵權，大概想改弦更張，大顯身手，完成領導人的未竟事業。他的觀念非但沒有古老的民族精神為基礎，反倒與這種精神相牴觸。兩種觀念的碰撞，勝利的一方必然要求對方付出人身代價，以此向社會和歷史昭示自己神聖不可侵犯。
孔明要公開殺掉魏延，魏延應該伸首就刃才皆大歡喜。魏延即使不是一個俯首就命的人，那也無礙於事。儘管魏延智勇兼備，以一個死孔明對付一個活魏延還是綽綽有餘的，因為孔明是領導人，在他們生存的這片古老的山河上，身後影響深遠。
第一，是非判定的權威性。比如，當魏延從前線表奏楊儀造反時，朝中吳太后就斷言： “孔明識魏延腦後有反骨，每欲斬之，因憐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楊儀等造反，未可輕信。”領導人的是非觀念已造成了眾人的思維定勢，孔明常向眾人說魏延的壞話，到危急關頭，誰還能相信魏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