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頁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郡(今安徽省州市)人，曾為洛陽北部尉，後遷為頓丘令，黃巾起義時拜為騎都尉，立有戰功。何進執掌朝政時，為典軍校尉。董卓亂朝時，以驍騎校尉身份接近董卓，頗得信任，後謀刺董卓未遂，逃回家鄉，招兵買馬。組織軍隊後，他聯絡袁紹等十七路諸侯，發起討董聯盟，在諸侯中嶄露頭角。討董聯盟解體後，曹乘亂在山東一帶擴充勢力，曾因父仇攻徐州陶謙未克，回兵救兗州被呂布擊敗於濮陽，後設計於定陶擊敗呂布，平定了山東。在董卓之亂被平定後，其餘黨李傕、郭汜仍對朝廷構成威脅。皇帝降詔召曹操保駕。曹入朝後，接受董昭建議，移都許都，自封為大將軍、武平侯，後遷為丞相，曾先後打敗袁術、呂布、袁紹等勁敵，並數次擊潰劉備，招降劉琮。在攻取江南的赤壁大戰中，被孫權、劉備的聯軍擊敗。後擊敗馬超，並奪取張魯的漢中，又復失漢中於劉備。一生征戰南北，統一北方，軍功卓著，被封為魏公，後為魏王。死後王位傳於兒子曹丕。曹丕稱帝後，諡曹操為太祖武皇帝。
曹操是魏國政權的實際創始人。他一生征戰，打敗了不少強大軍閥，為國家統一作出了貢獻，是三國時代傑出的政治家與軍事家。
現代西方心理分析學家阿德勒創立了個體心理學。他認為一個人在生命開初的若干年，會在心靈和肉體之間建立起最根本的關係，從而會發展出一套獨特而固定的行為模式或生活樣式，並產生相對應的情緒和行為習慣，而這樣的生活樣式及情緒、習慣幾乎會貫穿於一生的所有表現中，人一生的行為必定會和他的生活樣式協調一致(見阿德勒著《自卑與超越》第一、二章)。按這種觀點，以曹操幼時的生活樣式分析其一生的思想特點，看來是很適宜的。
“操幼時，好遊獵，喜歌舞，有權謀，多機變。”(第一回)有三件趣事，值得一敘。第一件事，操的叔父因操遊蕩無度，常在操父面前說操的壞話，操忽生一計，見叔父來，假裝中風倒於地上，叔父驚告於其父，父急來看視，操卻安然無恙，父問道： “叔父說你中風，現已好了嗎?”操答道： “我從來沒有此病，只是因為叔父不喜歡我，所以被誣枉。”父相信了兒子，至此，叔父再說起曹操的壞話，操父並不相信。第二件事，操少年時，得到很多人的高度評價。汝南許劭因能準確評價人物而知名，操前往見劭，問自己將是怎樣的一個人，劭回答： “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操聽到後很高興。第三件事，操為洛陽北部尉時，一到任就在縣城四門設置五色棒，無論什麼人，只要犯禁就打。一次，中常侍騫碩的叔父犯禁，被操巡夜時捉住，以棒責打，於是沒有人再敢犯禁，操威名大震。從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曹操具有以下生活樣式： 第一，堅持以法治眾，不計較出身門第，按法賞罰；第二，胸有大志，喜歡與名人交往，喜歡自稱英雄；第三，善於搞權謀，應變能力強。這些特點確實貫穿於操一生的思想性格及行為習慣中，也構成他領導行為的主要特色。
法治亦有情
曹操的治軍思想更多地屬於法家思想體系。他在作戰中常制定軍法，監督眾將實施，並且自己率先執行。
曹操曾派曹洪與徐晃增援潼關以拒馬超，臨行吩咐： “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第五十八回)結果曹洪臨陣不聽勸阻，第九天失了潼關，幾乎被曹操斬首。曹操領大軍攻打袁術盤踞的壽春，他傳令眾將： “如三日內不併力破城，皆斬！”(第十七回)兩員裨將臨陣退卻，他親斬於城下，大振軍威，眾將終於斬關落鎖，奪取壽春。
曹操的兒子曹彰領兵出擊烏桓時，臨行前曹告誡他：“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法不徇情，爾宜深戒。”(第七十二回)能對自己的兒子以“法不徇情”相告誡，的確是難得的。事實上，曹操制定的軍法，他能夠率先執行。曹出兵攻張繡時，逢麥熟季節，沿路百姓見兵而逃，不敢刈麥，操告諭百姓，嚴申軍法： “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斬首。”(第十七回)深得百姓歡迎。不想操乘馬正行，田野中飛出一鳩，將所騎之馬驚入麥田，踏壞了一大片麥子，操即叫來行軍主簿，讓處分自己的踏麥之罪，主簿問：“丞相豈可議罪?”操答道： “吾自製法，吾自犯之，何以服眾？”於是拔劍就要自刎，眾人急救免脫。當時還有人搬出“法不加於尊”的《春秋》古訓說服曹操，操考慮良久，終於“割發權代首”，並讓人以發傳示三軍，宣稱“丞相踐麥，本當斬首號令，今割發以代”。於是全軍無不凜遵軍令。在這裡，操拔劍欲自刎無疑是做樣子給眾人看的，但他作為示範教育，確是值得稱讚的。第一，使全軍知道了法紀的嚴肅性，培養了軍隊的法紀觀念。第二，一反“法不加於尊”的儒家傳統觀念，表明在軍法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有特殊人物。有人認為，“割發代首”是曹操的一次詐術，其實，我們的著眼點應該主要地放在這一行為的後果上，曹操作為三軍統帥，他依靠法紀來實施自己的領導活動，自己違法而請求處分，這與他以法治眾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即使不能嚴厲處分，亦希望有處分的表示，這是一個領導者的高明之處。曹操敢以自己違紀受處分的事例作為全軍法紀教育的活教材，單是這一點，也不是所有的領導人都能辦到、都願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