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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是三國時期最善於聯絡感情、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的領導人，如他和趙雲的交往就很典型。趙雲是當時武藝超群又辦事精細的第一流將才，劉備在起兵不久幫助公孫瓚攻袁紹時初次與趙雲相見，就甚相敬愛，有不舍之心，及與趙雲分別時，執手垂淚，不忍相離。當趙雲表示自己認公孫瓚為主是一種錯誤的選擇時，劉備感嘆說： “公且屈身事之，相見有日。”(第七回)灑淚而別。雖然公孫瓚數次推薦劉備，有恩於他，但他讓趙雲“屈身事之”，顯然是同意趙雲對公孫瓚的看法，認定瓚將來成不了氣候，但又不好挖恩人手下的人才，只好與這位少年將才聯絡感情，等待“相見有日”。劉備在出兵幫助陶謙抵禦曹操前，曾去公孫瓚處借兵，當公孫瓚答應借他馬步軍兩千時，劉備進一步要求： “更望借趙子龍一行。”曹操退兵後，趙雲辭行，劉備仍是執手揮淚而別。劉備在投曹操期間，聽說公孫瓚為袁紹攻破，自縊身亡，他為公孫瓚傷感，同時又惦念著趙雲，於是暗自下定了脫身離曹的決心。後來，劉備幾經輾轉，找到了趙雲。趙雲見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旁。劉備對眾人說： “吾初見子龍，便有留戀不舍之情，今幸得相遇!”趙雲表白心意說： “雲奔走四方，擇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隨，大稱平生，雖肝腦塗地，無恨也。”(第二十八回)後來，趙雲成為劉備集團中的骨幹，劉備視之為幾與關張並列的心腹愛將。劉備臨終前，又單獨囑咐趙雲說： “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覷吾子，勿負朕言。”趙雲則哭拜於地表示說：“臣敢不效犬馬之勞!”(第八十五回)劉備在與人交往中的仁者之風，常常能打動對方的心弦，引起對方感情深層的激盪，而這是其他領導人所不可企及的。曾一度投降曹操的關羽，魏方雖然對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極力拉攏收留，但關羽一知道劉備的下落，終歸拜別曹操，回到劉備身邊，和劉備邂逅相遇的徐庶，被曹操誘騙離去，臨走前竟向劉備表示： “縱使曹操相逼，庶亦終身不設一謀。”(第三十六回)後來徐庶也果然兌現了自己的諾言。
劉備以仁為本的領導觀，還導致到他能更多地贏得社會各界，尤其是下層群眾的廣泛同情與支持。他初做定州中山府安喜縣尉時，督郵巡視至縣，便有五六十個老人在督郵面前替他求情說話。陶謙讓徐州，劉備謙意推辭，徐州百姓則擁擠府前哭拜說： “劉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劉備被呂布擊敗投靠曹操途中，投宿於青年獵戶劉安之家，劉安一時尋不到野味，乃殺其妻以獻食。劉備在曹操的大舉進攻面前，從新野、樊城敗退，兩縣之民一同表示： “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即日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江。因曹操追兵將至，眾將勸劉備棄卻百姓先行撤退時，他道出了心腹之言:“舉大事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第四十一回)劉備就是時時以儒家仁的要求來規範自己，從而樹立了自己的政治聲望。
劉備攜民渡江
儒家的仁治思想雖使劉備在領導工作上受益莫大，但也存在許多明顯的局限性。
首先，儒家的“仁”是主張愛有差等，這就導致劉備在處理集團內部的關係時，有較明顯的親疏之別。比如劉備在決定自己的王位繼承人時，在義子劉封和親子劉禪之間要選擇其一，當他徵求軍師諸葛亮的意見時，諸葛亮答道： “此家事也，問關、張可矣。”(第七十六回)這樣的大事，諸葛亮竟然覺得難於參與，只好投了棄權票。以諸葛亮的態度中可以揣測，在事關“立太子”這樣的大事上，就算崇尚“仁”的劉備，也難免受非常複雜的情感因素所左右，孔明“推”得實在高明，盡顯微妙。又如劉備自領益州牧時，同時封關羽為蕩寇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為征虜將軍、新亭侯；趙云為征遠將軍；黃忠為征西將軍；魏延為揚武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六員虎將均封為將軍，但其中惟有關羽、張飛另加侯爵，連趙雲這樣的心腹愛將亦不能與關、張平列，而給官員的賞賜又是按等級差別給予的(見第六十五回)，這就不難見其親疏之別。這種不能平等對待部下的領導方式很容易帶來消極的後果，僅僅由於劉備在人際關係上的倍加殷勤才僥倖補償了這一局限。
其次，仁治思想在領導工作上的另一種消極影響是，當領導集團變得龐大時，主要領導人不可能和每一成員保持“食則同桌，寢則同床”的交往，感情聯絡稀少。從而，曾經促使集團發展的方式會變成限制集團發展的方式，甚至有些舊部可能會因感情聯絡變得稀少而產生怨情。比如蜀中豪傑彭羕在劉備攻西蜀途中，進一言救了劉備數萬人性命，受到重用，但劉備稱帝前，彭竟因劉備待他昔厚今薄而背地辱罵，並企圖聯絡孟達，挑動馬超謀反。蜀國政權的上層人物主要由兩部分組成，其一是劉備收川前四方征戰長期跟隨的骨幹，其二是收川過程中劉璋手下的降將，其他來源的官員極少。儒家的仁治思想，導致龐大集團內部的封閉性，窒息了領導集團的吸收功能，以至使西川內外的再生人才無法躋身於領導集團，發生“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可悲情形，這不能不說與劉備貫徹仁治思想有很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