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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研究] 《三國風雲人物正解》作者：馮立鰲【完結】
前言
《三國演義》描寫了東漢末年各個政治集團間的鬥爭以及魏、蜀、吳三國發展、壯大直到被晉統一的全過程，歷史跨度大約一個世紀。涉及面廣、歷史跨度大，對各個集團的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一一記述，描寫還大量觸及三國人物的軍政謀略及內心活動。從領導學、管理學的角度來看，書中包含了許多豐富、生動的內容，有諸多經驗教訓值得總結。中國當代具有本土特色的領導學、管理學處在初創階段，然而不必從零開始，因為我們有《三國演義》這樣的文化寶庫可資借鑑。正所謂“大海不擇細流，能以就其深”。
然而，近些年來，這一點被一些人看到後，《三國演義》突然變成了企業管理的雜燴湯，什麼“水煮”什麼“麻辣”，各種烹飪方式無非是“戲說”的變種而已。不知讀者在看過這樣熱鬧非凡的鬧劇以後，笑完會不會還有胃口，再用尊重原著的三國文化研究著作來正本清源。
自晉朝史學家陳壽在《三國志》中記載了三國歷史之後，三國故事就在民間以多種文學形式廣為流傳。元末明初的羅貫中，在前代史書、雜記、平話、戲曲等的基礎上，發揮他的政治、文學和想像天才，創作《三國演義》。《三國演義》從問世至今，名播海內外。國外工商界甚至出現了“三國熱”。可以說，《三國演義》作為一部歷史小說，其內容之豐富、情節之生動、流傳之恆久、影響之深遠，是我國文學史上當之無愧的珍品。
一方面，《三國演義》是歷史發展長河中民族心理的沉澱物。其成書之前三國歷史的認識經過了上千年民族文化的反覆積澱。作為知識分子的羅貫中，其創作意向本身就滲透著這些文化意識。
另一方面，《三國演義》問世後，其體現出的政治觀、倫理觀、是非觀和價值觀得到了大範圍的程度不同的認可和接受，小說的政治意向和心理意向反過來又強化了相應的民族心理。
由於這兩層原因，本書對《三國演義》中有關人物和事件的綜合剖析，實際上超越了文本的範圍，從一定角度上也可以說是一次對民族性格剖析的嘗試。
要對《三國演義》中的有些領導與管理經驗給予深刻總結，就必須剖析相應的民族心理，因為民族心理制約著相應的人物活動，構成了人物角色的深層思維方式。總結領導經驗和剖析民族心理實際上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本書在有些地方試圖把這兩個方面統一起來，以鑒當今。各行各業的管理者，從事領導學、管理學研究和教學的理論工作者，以及政治學、行為學、心理學的愛好者，更不用說廣大的“三國迷”，希望都可以從本書中得到一些啟發和閱讀的樂趣。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分析的對象是《三國演義》，而不是《三國志》。
《三國演義》情節生動、故事完整、人物心理刻畫細緻入微，徹底拋開《三國志》是為了避免歷史與小說不相一致時的無所適從。本書有敘述、有分析，敘述也是為了分析，對人物的道德評判持謹慎態度。
本書所依據的藍本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的《三國演義》，所引用的文字和情節均忠實於原文，只是對其中的標點有部分改動。考慮到讀者手中《三國演義》版本的不同，本書所引原文只注回數，不注頁碼。
作者水平有限，某些觀點的錯誤和偏頗之處一定不少，懇請讀者批評。
序
《三國演義》自問世以來就在民間廣泛流傳，人們欣賞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大多數讀者也由此認識和了解了東漢末年至西晉統一這近百年的歷史，《三國演義》由此獲得了作為歷史小說的久盛不衰的魔力。近些年來，隨著各類管理技術的精細化和海外企業界對《三國》的重視，國內的三國研究出現了興盛的局面，人們的眼光已突破了文學研究的視野，努力開掘蘊涵於其中的管理學、領導學經驗和謀略智慧，並試圖指出這些經驗和智慧對當今社會生活某一側面的指導意義和借鑑價值。這一切，都是極有創意的工作。
對《三國演義》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三國演義》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著作，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它的內涵？十七年前，中國思想大解放的帷幕開啟有年，青年學人從各個領域率直闡發他們對社會生活的見解，在西安就讀研究生的馮立鰲經學界前輩的悉心指點，帶著對社會生活的細心觀察和真知灼見，走進了《三國演義》的世界，寫就了論析“三國”制勝謀略的論著，並以此在出版界、學界和市場上大獲成功。1997年，馮立鰲總結他對《三國演義》研究的心得，寫了《〈三國演義〉是形象化的政治哲學》，明確表達了他對《三國演義》內涵的一種新認識。
我讚賞馮立鰲同志把《三國演義》當作歷史文化著作和哲學著作來讀的新認識，並讚賞他在《三國》研究中對這一方法的開創性運用。作者以文化的心態捕捉文化現象並安排體例結構，以哲學的視角去審視歷史、提升事理，把《三國》研究升華到一個新的境界，屬於當代學人賦予《三國演義》的新的生命力。
全書將《三國演義》作為民族心理的沉澱物來看待，因而在許多地方涉及對某一社會階層和對民族心理的剖析。如從儒、老思想影響薰陶方面入手，結合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狀況，深刻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較強的知遇感、依附性、自尊心及追求超脫的“歸隱”心，分析揭示了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這一社會階層的心理特徵及其表現。又如對魏延與孔明二人矛盾是非的分析，注意將其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文化氛圍的大背景中，上升到對民族群體意識的解剖分析。既肯定了在二人是非關係中孔明總體上的失誤，又不把這種失誤完全歸咎於孔明個人，認為孔明的失誤反映出了當時民族意識中的一個重大缺陷，從而認為“魏延的悲劇既屬於他個人，又屬於他的民族”。這是極為發人深省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