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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家樓外識大洲(1)
北京人知道趙家樓，是因為它是東城區的一條胡同；外地人知道趙家樓，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它與五四運動聯在一起。當年，五四運動的愛國學生，因北洋政府賣國，憤怒之下燒毀了位於這條胡同里的外交次長曹汝霖的住宅。愛國學生的舉動，使這條不長的小胡同，成了北京一個有名的地方。 相傳，這條胡同所以稱為趙家樓，是由於隆慶時期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曾經在此居住。雖然這個說法缺少進一步的佐證，但以趙貞吉為此胡同的居民，是不辱沒這胡同的，因為趙貞吉在明後期也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 趙貞吉是四川內江人，字孟靜，號大洲。他能在青史上留名，首先在於敢言，這既是性格的作用，也是責任感所使然。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蒙古一部從古北口南下，搶掠通州後進逼北京城，京師宣布戒嚴，因這一年的干支是庚戌，故史稱此事為“庚戌之變”。在城下，蒙古致書明朝廷，要求進行通貢貿易。明世宗令禮部尚書大學士徐階召集百官商討對策，當時趙貞吉官為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參加了這次商討。 從早晨到中午，百官面面相覷，沒有一個人發言。這主要是百官摸不准朝廷是主戰還是主和，怕說錯了於前程不利，所以任可對不起國家，也不能耽誤自己。徐階見狀，無奈之下，要取兩個簽名簿，準備將眾人名字寫上，以此上奏。趙貞吉終於耐不住性子，出班高聲說：“城下之盟，孔子作《春秋》時以之為恥，況且如果此次允許通貢，蒙古就會入城索要不已，萬一出現內外夾攻的情況，如何防禦？”明確提出了主戰的觀點。徐階聽罷，問道：“足下一定有奇謀了？”趙貞吉說：“為今之計，請皇上出御正殿，下詔檢討自己過錯，激勵將帥，廣開言路。少下損害士氣的命令，加大賞功的力度；動員文武百官，共同守城；派官告諭諸將並監督力戰。除此以外，別的都沒用。” 一直等待商討結果的世宗，很快就從旁聽的宦官那裡知道了趙貞吉的發言，他親自給首輔嚴嵩寫了手詔，說趙某人說的對，只是有的事不該涉及，並讓嚴嵩擬詔褒獎趙貞吉。於是趙貞吉被升為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並給賞功銀5萬兩，令其到軍前隨宜處置。但在敕命里卻沒有給趙貞吉督戰之權，也沒說他可以統帶軍將前往軍前。這個細節，給趙貞吉帶來很大麻煩，而這是嚴嵩等人使的陰招，故意要出趙貞吉的難題。 本來，趙貞吉與嚴嵩的關係至少在表面上還可以，二人時有往來，為詩詞文字之交。但由於趙貞吉言直口利，引起嚴嵩不滿。據說，趙貞吉在會議發言之後，就到西苑嚴嵩辦公的地方，意在徵求嚴嵩對此事的意見，但門房不讓其進入，趙貞吉怒斥守門人。恰在此時，嚴嵩的乾兒趙文華也去見嚴嵩，趙文華對趙貞吉說：“你這下完了，天下大事應該慢慢商議。”正在氣憤中的趙貞吉聞言更加憤怒，他罵趙文華道：“你不過是權門的走狗，哪裡知道天下大事！”史書說“嵩聞大恨，欲敗其事”，趙文華更是要搞掉趙貞吉，於是在敕書中做了手腳。 由於沒有旨意，趙貞吉得不到運送銀子的官車，連一個護兵也沒人給他派，他只好到街上僱傭民間的車子，單騎出城去犒賞軍兵。當時，敵人的騎兵在城外來來往往，一旦遭遇，後果不堪設想。但趙貞吉憑著勇氣，硬是把銀兩送到總兵仇鸞的大營。他遍歷各軍營，傳達皇上的抗戰旨意，發散賞軍銀兩，“一時將卒感奮”，士氣高漲。 次日清晨，趙貞吉回城復命。隨後，他把應敵方案和增加他督戰之權的請求寫成奏疏，但仇鸞趙文華等人找藉口壓下他的奏疏，致使他復命時只能以頒旨發賞之事上奏。世宗十分不悅，認為，銀子讓你發下去了，可應敵的措施一項也沒有，這就是誆騙朝廷，為自己買好。於是，命錦衣衛逮捕趙貞吉，杖責後降為廣西荔波縣典史，將趙貞吉趕出了京城。 從趙貞吉在“庚戌之變”中的表現，可以看出他倔強剛毅的個性，和為國家奮不顧身的無畏精神。因此他雖遭貶責，但贏得了海內人士的一片讚譽，人們讚揚他“主張國是，大義凜然，令邊釁不開，國勢日尊”；還讚揚他“立朝正色，侃侃然排大議攘大患”，有功於國家。與趙貞吉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百官的庸懦自私，奸臣的卑劣陰毒。他們無視國家民族利益，苟且目前，因私害國，為己害人，他們受到後世的譴責是應該的。
趙家樓外識大洲(2)
因為有嚴嵩的阻撓，趙貞吉直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秋，才返京任戶部右侍郎，但僅一個月後即被勒令退休，原因是一個叫霍冀的人看中了戶部右侍郎的位置，向嚴嵩行重賄，於是嚴嵩將趙貞吉再次趕走。 趙貞吉另一為人們稱道的原因，是他有很好的學問，和出色的口才。 趙貞吉是陽明後學泰州學派的著名學者，他的學問得自於徐樾（波石），而徐樾先後學習於王陽明和王艮，所以，趙貞吉可謂是泰州學派的嫡傳，再加上他肯於獨立思考，多有心得，因此他在嘉靖隆慶兩朝的學者中極有名望。而他也樂於講學，積極獎掖後進，言其桃李滿天下並不為過，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贄就受到過他的影響。 趙貞吉對學術的論述頗多，思想十分豐富，但我們無法講得太多，在這裡只談一點。他認為，要獲得真正的學問，必須要“通”，要吸收各方面的精華，否則就會陷於“陋”，譬如禪學，很多人對其反感認為對學問有害，但實際上它是無害的，關鍵是怎樣學和怎樣用。不能明白這個道理，就不能博通，其學問必定支離破碎，而其人也會“滯窒昏愚”，無用於世。趙貞吉是很講究學以致用，以事證學的，他在朝為官的種種行為，與他這個思想觀念有密切的關係。 隆慶元年（1567年）八月初一日，即位不久的穆宗按舊例到國子監視察，當時稱“幸學”。此時趙貞吉已被從四川召回，擔任了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同時還兼任了國子監祭酒（國學院院長）。皇帝幸學，照傳統要由國子祭酒講一次課，皇帝及眾人聆聽。趙貞吉這天講的是《尚書·大禹謨》中的“後克艱”章，他的講稿幸而保存至今，他開頭是這樣寫的（原文）：“這是《虞書·大禹謨》篇，史臣記禹敬承於帝，而獻其謀謨如此。後是君，克是能，艱是難……”他的講稿寫的很細，條分縷析，淺顯明白。通過這個講稿，我們可以推想他當時講課的情形。需要說的是，他這次講課，與其他人為皇帝講課不同，是坐著講的，這齣於穆宗的特恩。有關趙貞吉的記述，總要把這一點提出來，這在封建時代，確實是件很榮耀的事。 趙貞吉在講課時，闡發精明，音吐洪亮，給穆宗留下深刻印象，當他得知趙貞吉是新起用的大臣時，更加高興。很快，穆宗就讓趙貞吉充任日講官，專門給皇帝自己講課。後來，趙貞吉因與閣臣發生矛盾，自請到南京任禮部尚書。沒多久，皇帝開講筵，發現沒有趙貞吉，很不高興，對閣臣說：“去年那個自告去南京的，仍令他回來日講！”由此可見趙貞吉的口才實在是過人甚遠。 趙貞吉不僅重視道理之學，還非常重視實用之學。當時的學者對天文曆法的原理和推步都不甚了解，但趙貞吉卻頗為專業。他比較強調實地觀測的結果，而對於推步的數據則不大信賴。由於他的住處離觀象台很近，他經常約同好去訪問切磋。可能是因為他在理學上的名氣太大，使他在這方面的才能不被人所知，不僅今天是這樣，在當時就是如此。與他同時的一位在天文曆法方面很有成就的學者叫唐順之，當他聽說趙貞吉也懂天文推步，竟然十分吃驚，並隨即托人向趙貞吉討教。 雖然趙貞吉深得穆宗信任，但他的仕途並不順利。進入內閣後，他直言不諱的性格，使他與大學士高拱、張居正發生矛盾，特別是和高拱的矛盾很大。趙貞吉於是請求退休，隆慶四年（1570年）十月他的請求被批准，返回四川。直到萬曆四年（1576年）69歲時去世，趙貞吉再也沒回過他在北京的住所。 （張兆裕）
北京人知道趙家樓，是因為它是東城區的一條胡同；外地人知道趙家樓，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它與五四運動聯在一起。當年，五四運動的愛國學生，因北洋政府賣國，憤怒之下燒毀了位於這條胡同里的外交次長曹汝霖的住宅。愛國學生的舉動，使這條不長的小胡同，成了北京一個有名的地方。 相傳，這條胡同所以稱為趙家樓，是由於隆慶時期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曾經在此居住。雖然這個說法缺少進一步的佐證，但以趙貞吉為此胡同的居民，是不辱沒這胡同的，因為趙貞吉在明後期也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 趙貞吉是四川內江人，字孟靜，號大洲。他能在青史上留名，首先在於敢言，這既是性格的作用，也是責任感所使然。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蒙古一部從古北口南下，搶掠通州後進逼北京城，京師宣布戒嚴，因這一年的干支是庚戌，故史稱此事為“庚戌之變”。在城下，蒙古致書明朝廷，要求進行通貢貿易。明世宗令禮部尚書大學士徐階召集百官商討對策，當時趙貞吉官為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參加了這次商討。 從早晨到中午，百官面面相覷，沒有一個人發言。這主要是百官摸不准朝廷是主戰還是主和，怕說錯了於前程不利，所以任可對不起國家，也不能耽誤自己。徐階見狀，無奈之下，要取兩個簽名簿，準備將眾人名字寫上，以此上奏。趙貞吉終於耐不住性子，出班高聲說：“城下之盟，孔子作《春秋》時以之為恥，況且如果此次允許通貢，蒙古就會入城索要不已，萬一出現內外夾攻的情況，如何防禦？”明確提出了主戰的觀點。徐階聽罷，問道：“足下一定有奇謀了？”趙貞吉說：“為今之計，請皇上出御正殿，下詔檢討自己過錯，激勵將帥，廣開言路。少下損害士氣的命令，加大賞功的力度；動員文武百官，共同守城；派官告諭諸將並監督力戰。除此以外，別的都沒用。” 一直等待商討結果的世宗，很快就從旁聽的宦官那裡知道了趙貞吉的發言，他親自給首輔嚴嵩寫了手詔，說趙某人說的對，只是有的事不該涉及，並讓嚴嵩擬詔褒獎趙貞吉。於是趙貞吉被升為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並給賞功銀5萬兩，令其到軍前隨宜處置。但在敕命里卻沒有給趙貞吉督戰之權，也沒說他可以統帶軍將前往軍前。這個細節，給趙貞吉帶來很大麻煩，而這是嚴嵩等人使的陰招，故意要出趙貞吉的難題。 本來，趙貞吉與嚴嵩的關係至少在表面上還可以，二人時有往來，為詩詞文字之交。但由於趙貞吉言直口利，引起嚴嵩不滿。據說，趙貞吉在會議發言之後，就到西苑嚴嵩辦公的地方，意在徵求嚴嵩對此事的意見，但門房不讓其進入，趙貞吉怒斥守門人。恰在此時，嚴嵩的乾兒趙文華也去見嚴嵩，趙文華對趙貞吉說：“你這下完了，天下大事應該慢慢商議。”正在氣憤中的趙貞吉聞言更加憤怒，他罵趙文華道：“你不過是權門的走狗，哪裡知道天下大事！”史書說“嵩聞大恨，欲敗其事”，趙文華更是要搞掉趙貞吉，於是在敕書中做了手腳。 由於沒有旨意，趙貞吉得不到運送銀子的官車，連一個護兵也沒人給他派，他只好到街上僱傭民間的車子，單騎出城去犒賞軍兵。當時，敵人的騎兵在城外來來往往，一旦遭遇，後果不堪設想。但趙貞吉憑著勇氣，硬是把銀兩送到總兵仇鸞的大營。他遍歷各軍營，傳達皇上的抗戰旨意，發散賞軍銀兩，“一時將卒感奮”，士氣高漲。 次日清晨，趙貞吉回城復命。隨後，他把應敵方案和增加他督戰之權的請求寫成奏疏，但仇鸞趙文華等人找藉口壓下他的奏疏，致使他復命時只能以頒旨發賞之事上奏。世宗十分不悅，認為，銀子讓你發下去了，可應敵的措施一項也沒有，這就是誆騙朝廷，為自己買好。於是，命錦衣衛逮捕趙貞吉，杖責後降為廣西荔波縣典史，將趙貞吉趕出了京城。 從趙貞吉在“庚戌之變”中的表現，可以看出他倔強剛毅的個性，和為國家奮不顧身的無畏精神。因此他雖遭貶責，但贏得了海內人士的一片讚譽，人們讚揚他“主張國是，大義凜然，令邊釁不開，國勢日尊”；還讚揚他“立朝正色，侃侃然排大議攘大患”，有功於國家。與趙貞吉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百官的庸懦自私，奸臣的卑劣陰毒。他們無視國家民族利益，苟且目前，因私害國，為己害人，他們受到後世的譴責是應該的。
趙家樓外識大洲(2)
因為有嚴嵩的阻撓，趙貞吉直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秋，才返京任戶部右侍郎，但僅一個月後即被勒令退休，原因是一個叫霍冀的人看中了戶部右侍郎的位置，向嚴嵩行重賄，於是嚴嵩將趙貞吉再次趕走。 趙貞吉另一為人們稱道的原因，是他有很好的學問，和出色的口才。 趙貞吉是陽明後學泰州學派的著名學者，他的學問得自於徐樾（波石），而徐樾先後學習於王陽明和王艮，所以，趙貞吉可謂是泰州學派的嫡傳，再加上他肯於獨立思考，多有心得，因此他在嘉靖隆慶兩朝的學者中極有名望。而他也樂於講學，積極獎掖後進，言其桃李滿天下並不為過，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贄就受到過他的影響。 趙貞吉對學術的論述頗多，思想十分豐富，但我們無法講得太多，在這裡只談一點。他認為，要獲得真正的學問，必須要“通”，要吸收各方面的精華，否則就會陷於“陋”，譬如禪學，很多人對其反感認為對學問有害，但實際上它是無害的，關鍵是怎樣學和怎樣用。不能明白這個道理，就不能博通，其學問必定支離破碎，而其人也會“滯窒昏愚”，無用於世。趙貞吉是很講究學以致用，以事證學的，他在朝為官的種種行為，與他這個思想觀念有密切的關係。 隆慶元年（1567年）八月初一日，即位不久的穆宗按舊例到國子監視察，當時稱“幸學”。此時趙貞吉已被從四川召回，擔任了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同時還兼任了國子監祭酒（國學院院長）。皇帝幸學，照傳統要由國子祭酒講一次課，皇帝及眾人聆聽。趙貞吉這天講的是《尚書·大禹謨》中的“後克艱”章，他的講稿幸而保存至今，他開頭是這樣寫的（原文）：“這是《虞書·大禹謨》篇，史臣記禹敬承於帝，而獻其謀謨如此。後是君，克是能，艱是難……”他的講稿寫的很細，條分縷析，淺顯明白。通過這個講稿，我們可以推想他當時講課的情形。需要說的是，他這次講課，與其他人為皇帝講課不同，是坐著講的，這齣於穆宗的特恩。有關趙貞吉的記述，總要把這一點提出來，這在封建時代，確實是件很榮耀的事。 趙貞吉在講課時，闡發精明，音吐洪亮，給穆宗留下深刻印象，當他得知趙貞吉是新起用的大臣時，更加高興。很快，穆宗就讓趙貞吉充任日講官，專門給皇帝自己講課。後來，趙貞吉因與閣臣發生矛盾，自請到南京任禮部尚書。沒多久，皇帝開講筵，發現沒有趙貞吉，很不高興，對閣臣說：“去年那個自告去南京的，仍令他回來日講！”由此可見趙貞吉的口才實在是過人甚遠。 趙貞吉不僅重視道理之學，還非常重視實用之學。當時的學者對天文曆法的原理和推步都不甚了解，但趙貞吉卻頗為專業。他比較強調實地觀測的結果，而對於推步的數據則不大信賴。由於他的住處離觀象台很近，他經常約同好去訪問切磋。可能是因為他在理學上的名氣太大，使他在這方面的才能不被人所知，不僅今天是這樣，在當時就是如此。與他同時的一位在天文曆法方面很有成就的學者叫唐順之，當他聽說趙貞吉也懂天文推步，竟然十分吃驚，並隨即托人向趙貞吉討教。 雖然趙貞吉深得穆宗信任，但他的仕途並不順利。進入內閣後，他直言不諱的性格，使他與大學士高拱、張居正發生矛盾，特別是和高拱的矛盾很大。趙貞吉於是請求退休，隆慶四年（1570年）十月他的請求被批准，返回四川。直到萬曆四年（1576年）69歲時去世，趙貞吉再也沒回過他在北京的住所。 （張兆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