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
松筠浩氣楊繼盛(3)
300多年前的松筠庵，楊繼盛視死如歸疾書彈劾嚴嵩疏，慷慨就義；300年後的松筠庵，十八省舉人在康有為憤筆急草的拒簽喪權辱國條約、反對割讓台灣的上書上簽名，群情激昂；歷史在這裡凝固，卻又在這裡流動，凝固的是一脈相傳的士子愛國赤子之心，流動的是洶湧澎湃的士子憂國憂民之情。信矣！浩氣長存人世間。 （萬明）
靈濟講學顯徐階(1)
“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峨峨，夏幽幽，秋冬岑岑柯柯，無風風聲，日無日色，中有碧瓦黃甃，時脊時角者，靈濟宮。”這是明代崇禎年間劉侗所作《帝京景物略》內一段文字，描寫的是北京西城內的靈濟宮。靈濟宮為一道觀，在北京西城內，始建於明永樂十五年（1417年），祭祀玉闕真人和金闕真人。然而，在明後期歷史中，靈濟宮的聲名，不是因為道教的宮宇而著稱，而是因為一位名叫徐階的政治家在這裡講學而著稱。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京城的官僚、從外地而來接受考察的外官、趕考的舉子以及國子監的學生們，不約而同地來到靈濟宮，集會講學。當時，推動此次講會的主要人物是江西學者羅汝芳，而來自松江府華亭縣的徐階是遙控此次講會的盟主。 徐階（1503—1583），字子升，號少湖，晚年號存齋，松江府華亭縣（今上海市）人，所以明代的人也稱徐階為徐華亭。根據徐階的老師聶豹的說法，徐階的號由“少湖”改為“存齋”，是大有深意的——“因為，湖是以地為名，表達一種生活方式；而存字是指‘存心’，表示要潛心於學問了。”當然，徐階潛心窮研的學問，也就是當時流行的陽明心學。徐階一輩子都孜孜不倦地為宣揚王守仁的陽明心學而努力，儘管他本人沒有跟王守仁學習。不過，當徐階還是一名縣學員的時候，就受到了當時任華亭縣知縣的聶豹的影響，後來，又從王守仁的弟子歐陽德那裡獲得了更多的關於“良知”之類的學問。所以，在他任江西提學副使的時候，他曾經千方百計地去尋了幾幅王守仁的畫像，並且修建了祭祀王守仁的廟宇。他晚年做了內閣大學士之後，他與另外一位內閣大學士李春芳就成為當時王守仁的徒子徒孫們講學的護法了。當然，徐階並不只是一位學者，他更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北京既是他的學術舞台，更是他的政治舞台。他在北京的時間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他中進士之後任翰林院修撰的日子；第二個階段是他重新入京直至最後被另外一位政治人物高拱逐出京城為止。 嘉靖元年（1522年），徐階參加應天鄉試，中第八名。應天府是明代的南都所在之地，所以應天的鄉試以主北京的順天鄉試，向來是極出人才的。尤其是應天鄉試，因為匯聚了明代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的讀書人來考試，所以很受人關注。在這次鄉試中，除階中了第八名。這已經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績。次年，他進京參加會試、殿試，中了進士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稱的探花。明代制度，進士一甲的三人一般都優養在翰林院中。其中，第一名狀元授翰林院編修，第二名、第三名則授翰林院修撰之職。翰林院在明代也稱作為史館，裡面的人每天讀書寫文章，並沒有煩人的政事。當然，也有不耐寂寞的或者是想做點事的，經常跳出來對政府的所作所為發表評論或是出建議的。徐階在嘉靖九年（1630年）上疏，反對孔廟改制。孔廟改制的運作者是嘉靖皇帝和大學士張璁。改制的事件並不單純是一種禮儀的變更，而牽涉到之前的一系列事件。當初正德皇帝死後沒有繼承人，於是以興獻王長子即位，是為世宗。後來，世宗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尊崇自己的生父興獻王，並引發朝廷內外一系列的爭論，史稱大禮議。孔廟改制亦是承接著大禮議的邏輯而來。因為，原本孔廟裡孔子及四配供奉於正殿，而孔子及四配生父卻反而只能在兩邊的廡廊里享受香火。世宗既然口口聲聲說要以孝治天下，就不得不改變孔廟的規制。於是，大學士張璁提出了“孔子不稱王”、“毀塑像，用木主”、“削從祀弟子爵位”、“改大成殿為孔子廟，內增設啟聖祠”等建議，並都被採納。總的來說，改變後的孔廟規制明顯地降低了孔子的地位。這件事對於一直以來把孔子當作至高無上的聖人的儒生們來說，實在是有點受不了。但是，也許是大臣們在大禮議中學乖了如何奉承嘉靖皇帝，大家都不敢提出反對意見。據說，徐階“獨持不可”，並與當時權勢熏天的張璁辨論。張璁怒道：“您竟然背叛我！”徐階正色回答道：“所謂背叛，是因為先有阿附。我從來沒有阿附過你，怎麼談得上背叛呢？”這件事鬧到後來皇帝也知道了，自然便容不得徐階。一紙調令，將本來處於清要之職的徐階送到遙遠的福建延平府去作專管刑獄的推官了。據說，嘉靖皇帝在柱子上刻了八個字：“徐階小人，永不敘用”。
靈濟講學顯徐階(2)
按理說，皇帝這麼厭惡他，徐階自然再也沒有進京做官的可能了。然而，在延平府推官、黃州府同知、浙江學政、江西學政遷轉數年之後，嘉靖帝竟忘了當初的誓言，召徐階為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隨後又做過國立最高學府的校長即國子監祭酒，又做過禮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禮部尚書。最後因為青詞寫得好，得到了皇帝的寵信。青詞是道士齋醮時上奏天神的奏章，通常是用硃筆寫在青藤紙上，又稱作為綠章。嘉靖皇帝晚年迷信道教，專意於齋醮之事。當時的大臣中，嚴嵩、袁煒、李春芳都善撰青詞，以討好皇帝。袁煒、李春芳後來還被人稱作為“青詞宰相”。一些挨不上資格為皇帝寫青詞的人如高拱就請求皇帝允許為他的齋醮事效勞。因此，為皇帝寫青詞，雖然在後來似乎成為他們的瑕疵，但在當時卻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也是他們進行政治鬥爭的必要手段。徐階的青詞寫得好，慢慢地就進入了內閣。嘉靖三十一年（1553年）三月，徐階入閣，成為東閣大學士。不過，排在他前面的大學士還有嚴嵩。也說是說，嚴嵩是首輔，而徐階還只是次輔。嚴嵩專權，自然有專權的本領了。徐階也惹不起。據說徐階對嚴嵩是事事小心，曲意奉承。但是，身材短小、相貌白皙的徐階其實城府極深，他時刻在等待機會。嚴嵩的本領，一是善撰青詞，二是兒子嚴世蕃善於揣摩皇帝的心思。因此，嚴嵩擬寫的批文總是很稱皇帝的心意。後來因為嚴世蕃居喪無法入直，又一味地貪縱淫樂，無法代他父親為皇帝擬旨了。嚴嵩自己擬的旨不往往不合世宗的胃口，漸漸地便失去了皇帝的寵信。對於徐階來說，扳倒嚴嵩只是時間的問題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一個厭惡嚴嵩的道士藍道行為世宗扶乩。皇帝問藍道行說：“天下為什麼不能太平呢？”藍道行說：“因為有小人在皇帝身邊。”皇帝再問小人是誰，藍道行便說是嚴嵩。扶乩的事被宮裡的大監傳到御史鄒應龍的耳朵里。鄒應龍立即上疏彈劾嚴嵩的兒子嚴世蕃。嚴嵩受到牽連，被罷免。後來，在徐階的策劃下，朝廷以通倭的罪行處死了嚴世蕃。從此，政權基本上全歸於徐階了。 徐階成為首輔大學士。最受鼓舞的是一批喜歡講學的士大夫們。他們說，從來有學問的人很少能踞高位，現在有熱心於講學的徐階當政，從此便可以讓皇帝成為像堯和舜一樣的聖君了，天下不用說就能太平了。官僚們知道首輔大學士喜歡講學，就在各地興建書院，召集學者們一起講學。講學的風氣越來越盛。著名的學者羅汝芳在嘉靖四十四年從寧國府知府任上來到京城，跑到西苑來對徐階說：“一個國家是以人心為基礎的，現在京城的官員雖然都很有才華，但是他們的學術宗旨不正，還請您整合一下，讓他們都知道學問的目的。”徐階一聽，非常踴躍，於是就在靈濟宮舉行講會。那一天，徐階本人因為在直廬當班，並沒有參加。代為主持的是另一位大學士李春芳。徐階則親手書寫宋代學者程顥《定性》一文和“學者先須識仁”一則條幅，讓他的大兒子帶到靈濟宮，要求參加討論的學者們就“識仁”、“定性”的哲學思想展開討論，再把討論的言語記錄下來送給徐階點評。據說，當時參加的人有幾千人。這次大會後來成為講學者追羨的盛景，也成為反對講學的人批評的靶子。例如，後來萬曆時期的學者沈德符就說：“徐階喜歡王守仁的良知之學，所以當時想附炎趨勢的人，都去參加講學，藉機向府縣官們索取金錢。當時天下的人看不慣。”當時的靈濟宮成為明代士大夫們講學的代表。隆慶二年（1567年），徐階致仕回鄉，結束了他在北京的政治與學術生活。靈濟宮漸漸地失去了它的喧囂而歸於平靜，只是每當朝廷要舉行什麼大的禮節性活動的時候，才在這裡舉行演練。 崇禎十五年（1642年），有一位官員建議，觀內的兩個真人其實只是叛臣之子，不能接受朝臣的跪拜，於是給它們隔上了一層帳幕。此時的徐階，已經去世六十年了。他再也不用作為一個大臣在這裡學習禮儀，也不用在這裡做什麼學術領袖。歷史的風塵，總是給事物掩上一層又一層的帳幕，埋去一個又一個故事。四百多年的今天，靈濟宮又在哪裡呢？（陳時龍）
300多年前的松筠庵，楊繼盛視死如歸疾書彈劾嚴嵩疏，慷慨就義；300年後的松筠庵，十八省舉人在康有為憤筆急草的拒簽喪權辱國條約、反對割讓台灣的上書上簽名，群情激昂；歷史在這裡凝固，卻又在這裡流動，凝固的是一脈相傳的士子愛國赤子之心，流動的是洶湧澎湃的士子憂國憂民之情。信矣！浩氣長存人世間。 （萬明）
靈濟講學顯徐階(1)
“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峨峨，夏幽幽，秋冬岑岑柯柯，無風風聲，日無日色，中有碧瓦黃甃，時脊時角者，靈濟宮。”這是明代崇禎年間劉侗所作《帝京景物略》內一段文字，描寫的是北京西城內的靈濟宮。靈濟宮為一道觀，在北京西城內，始建於明永樂十五年（1417年），祭祀玉闕真人和金闕真人。然而，在明後期歷史中，靈濟宮的聲名，不是因為道教的宮宇而著稱，而是因為一位名叫徐階的政治家在這裡講學而著稱。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京城的官僚、從外地而來接受考察的外官、趕考的舉子以及國子監的學生們，不約而同地來到靈濟宮，集會講學。當時，推動此次講會的主要人物是江西學者羅汝芳，而來自松江府華亭縣的徐階是遙控此次講會的盟主。 徐階（1503—1583），字子升，號少湖，晚年號存齋，松江府華亭縣（今上海市）人，所以明代的人也稱徐階為徐華亭。根據徐階的老師聶豹的說法，徐階的號由“少湖”改為“存齋”，是大有深意的——“因為，湖是以地為名，表達一種生活方式；而存字是指‘存心’，表示要潛心於學問了。”當然，徐階潛心窮研的學問，也就是當時流行的陽明心學。徐階一輩子都孜孜不倦地為宣揚王守仁的陽明心學而努力，儘管他本人沒有跟王守仁學習。不過，當徐階還是一名縣學員的時候，就受到了當時任華亭縣知縣的聶豹的影響，後來，又從王守仁的弟子歐陽德那裡獲得了更多的關於“良知”之類的學問。所以，在他任江西提學副使的時候，他曾經千方百計地去尋了幾幅王守仁的畫像，並且修建了祭祀王守仁的廟宇。他晚年做了內閣大學士之後，他與另外一位內閣大學士李春芳就成為當時王守仁的徒子徒孫們講學的護法了。當然，徐階並不只是一位學者，他更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北京既是他的學術舞台，更是他的政治舞台。他在北京的時間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他中進士之後任翰林院修撰的日子；第二個階段是他重新入京直至最後被另外一位政治人物高拱逐出京城為止。 嘉靖元年（1522年），徐階參加應天鄉試，中第八名。應天府是明代的南都所在之地，所以應天的鄉試以主北京的順天鄉試，向來是極出人才的。尤其是應天鄉試，因為匯聚了明代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的讀書人來考試，所以很受人關注。在這次鄉試中，除階中了第八名。這已經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績。次年，他進京參加會試、殿試，中了進士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稱的探花。明代制度，進士一甲的三人一般都優養在翰林院中。其中，第一名狀元授翰林院編修，第二名、第三名則授翰林院修撰之職。翰林院在明代也稱作為史館，裡面的人每天讀書寫文章，並沒有煩人的政事。當然，也有不耐寂寞的或者是想做點事的，經常跳出來對政府的所作所為發表評論或是出建議的。徐階在嘉靖九年（1630年）上疏，反對孔廟改制。孔廟改制的運作者是嘉靖皇帝和大學士張璁。改制的事件並不單純是一種禮儀的變更，而牽涉到之前的一系列事件。當初正德皇帝死後沒有繼承人，於是以興獻王長子即位，是為世宗。後來，世宗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尊崇自己的生父興獻王，並引發朝廷內外一系列的爭論，史稱大禮議。孔廟改制亦是承接著大禮議的邏輯而來。因為，原本孔廟裡孔子及四配供奉於正殿，而孔子及四配生父卻反而只能在兩邊的廡廊里享受香火。世宗既然口口聲聲說要以孝治天下，就不得不改變孔廟的規制。於是，大學士張璁提出了“孔子不稱王”、“毀塑像，用木主”、“削從祀弟子爵位”、“改大成殿為孔子廟，內增設啟聖祠”等建議，並都被採納。總的來說，改變後的孔廟規制明顯地降低了孔子的地位。這件事對於一直以來把孔子當作至高無上的聖人的儒生們來說，實在是有點受不了。但是，也許是大臣們在大禮議中學乖了如何奉承嘉靖皇帝，大家都不敢提出反對意見。據說，徐階“獨持不可”，並與當時權勢熏天的張璁辨論。張璁怒道：“您竟然背叛我！”徐階正色回答道：“所謂背叛，是因為先有阿附。我從來沒有阿附過你，怎麼談得上背叛呢？”這件事鬧到後來皇帝也知道了，自然便容不得徐階。一紙調令，將本來處於清要之職的徐階送到遙遠的福建延平府去作專管刑獄的推官了。據說，嘉靖皇帝在柱子上刻了八個字：“徐階小人，永不敘用”。
靈濟講學顯徐階(2)
按理說，皇帝這麼厭惡他，徐階自然再也沒有進京做官的可能了。然而，在延平府推官、黃州府同知、浙江學政、江西學政遷轉數年之後，嘉靖帝竟忘了當初的誓言，召徐階為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隨後又做過國立最高學府的校長即國子監祭酒，又做過禮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禮部尚書。最後因為青詞寫得好，得到了皇帝的寵信。青詞是道士齋醮時上奏天神的奏章，通常是用硃筆寫在青藤紙上，又稱作為綠章。嘉靖皇帝晚年迷信道教，專意於齋醮之事。當時的大臣中，嚴嵩、袁煒、李春芳都善撰青詞，以討好皇帝。袁煒、李春芳後來還被人稱作為“青詞宰相”。一些挨不上資格為皇帝寫青詞的人如高拱就請求皇帝允許為他的齋醮事效勞。因此，為皇帝寫青詞，雖然在後來似乎成為他們的瑕疵，但在當時卻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也是他們進行政治鬥爭的必要手段。徐階的青詞寫得好，慢慢地就進入了內閣。嘉靖三十一年（1553年）三月，徐階入閣，成為東閣大學士。不過，排在他前面的大學士還有嚴嵩。也說是說，嚴嵩是首輔，而徐階還只是次輔。嚴嵩專權，自然有專權的本領了。徐階也惹不起。據說徐階對嚴嵩是事事小心，曲意奉承。但是，身材短小、相貌白皙的徐階其實城府極深，他時刻在等待機會。嚴嵩的本領，一是善撰青詞，二是兒子嚴世蕃善於揣摩皇帝的心思。因此，嚴嵩擬寫的批文總是很稱皇帝的心意。後來因為嚴世蕃居喪無法入直，又一味地貪縱淫樂，無法代他父親為皇帝擬旨了。嚴嵩自己擬的旨不往往不合世宗的胃口，漸漸地便失去了皇帝的寵信。對於徐階來說，扳倒嚴嵩只是時間的問題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一個厭惡嚴嵩的道士藍道行為世宗扶乩。皇帝問藍道行說：“天下為什麼不能太平呢？”藍道行說：“因為有小人在皇帝身邊。”皇帝再問小人是誰，藍道行便說是嚴嵩。扶乩的事被宮裡的大監傳到御史鄒應龍的耳朵里。鄒應龍立即上疏彈劾嚴嵩的兒子嚴世蕃。嚴嵩受到牽連，被罷免。後來，在徐階的策劃下，朝廷以通倭的罪行處死了嚴世蕃。從此，政權基本上全歸於徐階了。 徐階成為首輔大學士。最受鼓舞的是一批喜歡講學的士大夫們。他們說，從來有學問的人很少能踞高位，現在有熱心於講學的徐階當政，從此便可以讓皇帝成為像堯和舜一樣的聖君了，天下不用說就能太平了。官僚們知道首輔大學士喜歡講學，就在各地興建書院，召集學者們一起講學。講學的風氣越來越盛。著名的學者羅汝芳在嘉靖四十四年從寧國府知府任上來到京城，跑到西苑來對徐階說：“一個國家是以人心為基礎的，現在京城的官員雖然都很有才華，但是他們的學術宗旨不正，還請您整合一下，讓他們都知道學問的目的。”徐階一聽，非常踴躍，於是就在靈濟宮舉行講會。那一天，徐階本人因為在直廬當班，並沒有參加。代為主持的是另一位大學士李春芳。徐階則親手書寫宋代學者程顥《定性》一文和“學者先須識仁”一則條幅，讓他的大兒子帶到靈濟宮，要求參加討論的學者們就“識仁”、“定性”的哲學思想展開討論，再把討論的言語記錄下來送給徐階點評。據說，當時參加的人有幾千人。這次大會後來成為講學者追羨的盛景，也成為反對講學的人批評的靶子。例如，後來萬曆時期的學者沈德符就說：“徐階喜歡王守仁的良知之學，所以當時想附炎趨勢的人，都去參加講學，藉機向府縣官們索取金錢。當時天下的人看不慣。”當時的靈濟宮成為明代士大夫們講學的代表。隆慶二年（1567年），徐階致仕回鄉，結束了他在北京的政治與學術生活。靈濟宮漸漸地失去了它的喧囂而歸於平靜，只是每當朝廷要舉行什麼大的禮節性活動的時候，才在這裡舉行演練。 崇禎十五年（1642年），有一位官員建議，觀內的兩個真人其實只是叛臣之子，不能接受朝臣的跪拜，於是給它們隔上了一層帳幕。此時的徐階，已經去世六十年了。他再也不用作為一個大臣在這裡學習禮儀，也不用在這裡做什麼學術領袖。歷史的風塵，總是給事物掩上一層又一層的帳幕，埋去一個又一個故事。四百多年的今天，靈濟宮又在哪裡呢？（陳時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