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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內外尋劉瑾(2)
劉瑾發明官吏罰米法。所謂罰米法，就是對因公失誤的官員罰一定數目的米谷。劉瑾此法，一是討好視財如命的武宗，二是藉機打擊報復反對他的官員。如劉瑾以前戶部遺失文冊為由，罰韓文米一千石，並運輸到大同。韓文清廉自守，被逼得傾家蕩產。劉瑾更是利用特務機構刺探官員的隱私。在東廠、西廠外，他新設內行廠，自領之。內行廠緝查的範圍極廣，就連東廠、西廠亦在偵緝範疇之內，朝中官員的一舉一動都在監視中。閣臣王鏊，為人正直，但對劉瑾的橫行無計可施，退朝後常獨自嘆息。一日，劉瑾突然問他身居高位為何常常嘆息。王鏊才知道身邊有劉瑾的密探，自己已為劉瑾所不容，遂乞休歸鄉。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某日退朝之時，有人在御道上發現一疊文冊，原來是一封歷數劉瑾不法事的匿名信。劉瑾盛怒，盡留百官跪於奉天門前。時值盛夏，烈日當空，天氣燥熱，先後有十餘人暈倒。太監李榮趁劉瑾入內休息，偷偷把冰鎮的瓜分給大臣們吃。太監黃偉實在看不下去了，對百官說：“這匿名書所說的事是為國為民，上書的人自己承認也不失為好漢，為何要牽累他人？”劉瑾聽到這一語雙關的話更加生氣，當日就將黃偉逐往南京。直至傍晚，仍無人承認，劉瑾將五品以下的官員下鎮撫司詔獄嚴加究問。後來此事不了了之，只是可憐刑部主事等三人因饑渴酷暑暴死。 劉瑾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巨貪。權重之後，他大肆收受賄賂，甚至公然索賄。最初受賄額不過幾百兩，後來多者達到數萬兩。當時地方官員入京覲見皇帝，必先持重金謁見劉瑾。為官清廉者，無奈只好貸款於富豪之家，時人美其名曰“京債”。誰會想到，受賄無數的劉瑾會演出一場拒賄的好戲。正德四年（1509年），監察御史歐陽雲、工科給事中吳儀回京，例送劉瑾重金。然而劉瑾不但拒收，還藉此將二人貶黜為民。難道是劉瑾洗心革面，不再受賄了嗎？原來劉瑾聽從其軍師——吏部侍郎張綵的意見，拒賄以掩其貪聲。說白了，就是不要把醜事做得太露骨了，還要撈些好名聲。當然這只是掩人耳目的手段。劉瑾事敗後，其家產有數億兩之巨，可抵明政府數年的財政。 在劉瑾權盛時，正直的朝臣在暗中等待時機的到來。正德五年（1510年），寧夏安化王反叛，起兵的名義就是清除劉瑾。消息傳到北京，劉瑾藏匿起檄文，不敢讓武宗知道檄文的內容。楊一清與太監張永領兵前去鎮壓，很快就平息了戰亂。楊一清在路上盡力結交張永，二人相交甚歡。張永為“八虎”之一，然而為劉瑾所排擠。其實不止是張永，其他六人都受到了劉瑾的壓制。劉瑾擔心他們受到武宗的寵信而自己失勢，所以常在武宗面前講七人的壞話。一次，武宗想調張永到南京閒住，聖旨還沒下達，劉瑾就要驅逐張永出宮。張永知道自己是被劉瑾陷害的，跑到武宗面前申訴。劉瑾與之對質時，張永氣憤得要揮拳打劉瑾，被谷大用等人費力拉開。武宗令二人擺酒和解，但嫌隙漸深。此次，楊一清就是利用張、劉的矛盾，遊說張永除去劉瑾。八月，張永、楊一清班師回朝。獻俘禮畢，武宗置酒慰勞張永，劉瑾、谷大用等人皆在座。夜深時，劉瑾起身回府。張永見時機成熟，從袖中取出彈劾劉瑾的奏章，奏明劉瑾違法犯紀十七事，指出安化王反皆因劉瑾，更說劉瑾有反叛之心，欲圖謀不軌。武宗已有醉意，但仍不太相信，俯下身子問道：“劉瑾果真負我？” 此時，周圍的馬永成等人也都歷數劉瑾不法事。武宗遂下定決心，當機立斷派人前去劉宅，自己則緊隨其後。劉瑾聽見喧譁聲，披青蟒衣出，隨即被縛。抄沒家產時，得到私刻玉璽一枚，穿宮牌五百，以及盔甲、弓箭等違禁物品，又發現他平時所用的摺扇裡面竟然藏有兩把鋒利的匕首。劉瑾被關押在菜廠（即今新東安市場以東，屬於上林苑在京的外署），後被凌遲處死。行刑之時，許多人花錢買被割下來的肉吃掉，以解心頭之恨。
朝陽內外尋劉瑾(3)
劉瑾之亡，竟然是出自武宗酒後的醉話。明代宦官，權重之時百官無人可與之抗衡，然而生死存亡卻在皇帝的手中。明代中後期，皇帝多有數月、甚至數年不上朝的現象，但這並不意味著皇帝不理朝政，失去了對國家的控制。皇帝（如武宗者）此時正是通過宦官來傳達聖意，管理朝政。有野心的宦官正是利用這樣的機會來狐假虎威，加強自己的權威。但是，這種權利其實是皇帝給予的，是代皇帝執行的，一旦皇帝認為情勢將危及皇權時便會採取強力措施來收回這種權利。正如劉瑾、魏忠賢勢大遮天者，往往只要皇帝一句話就束手被擒。事實上，劉瑾事後，武宗依然寵信宦官，如張永，只是張永並不貪心，倒也相安無事。 正德三年（1508年），劉瑾曾在京師朝陽門外斥地百頃修建了玄明宮，供奉玄天皇帝，費銀幾十萬兩，極其富麗堂皇。劉瑾為了維護“天”的神秘，還禁止人們說“天”，但這也未能保佑他，最終被千刀萬剮，玄明宮也隨之灰飛煙滅。 ( 許文繼)
四郊分傳世宗名(1)
在今日北京城中，原明、清帝王祭祀大典用的天壇、地壇等場所己開闢為公園，成為供遊客遊覽參觀和普通市民休閒鍛鍊的場所。這些壇墒象徵著中國傳統的宇宙觀念，在分布上極為對稱。其中的天、地、日、月四壇，處於今天北京城內環城地鐡線外圍的四個方位：天壇位於南面的正陽門外，地壇位於北面的安定門外，日壇位於東南角的朝陽門外，月壇公園則位於西南角的阜城門站外（月壇在民國初已嚴重損毀，今在原址上建了月壇公園，而壇已不存）。作為文化象徵符號及帝制時期政權和神權象徵的遺存，天、地、日、月壇和社稷壇（位於天安門廣場）、先農壇（位於正陽門外，與天壇隔街相望）等已經失去了帝制時期的功用，不再有昔日那份神秘和神聖的光環，顯現歷史變遷及人類社會政權形態演化的歷程。 北京郊祀建築本來是在永樂十八年修建起來的。原建於京師南郊，名天地壇，將天地祭祀合在一起舉行，而沒有現在的地壇、日壇和月壇。現有的方位格局，是在明嘉靖皇帝朱厚熜（1521-1566在位）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中經過天地分祀的討論後確定，並據此興建而成（四郊與先農壇）；而今日天壇中之祈年殿，本是永樂十八年用來舉行天地合祀場所，原先為方形。現所見圓形構制，是經歷嘉靖十七年明堂（用來祭祀皇帝的生父或祖先）配享爭議後，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確定為明堂配享場所後改建而成的。 由明嘉靖皇帝在嘉靖朝（1522-1566）主導的天地分祀和明堂配享爭議，二者緊密聯繫，是作為旁支入繼的明嘉靖皇帝，出於追尊生父朱佑杬（1476-1519，憲宗朱見深〔1465-1488在位〕第三子）心思，為從未君臨天下的生父建立起一個虛構的睿宗帝系而積極加以推動的結果。 作為繼統於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1505-1521在位）的嘉靖皇帝，是按照洪武祖制“兄終弟及”的原則繼位。但嘉靖皇帝實為武宗堂兄弟，武宗的父親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1488-1506在位）僅是嘉靖皇帝的伯父。嘉靖皇帝在即位之初，朝廷大臣按照繼統兼繼嗣的原則，給他擬定尊孝宗為皇考的方案，但嘉靖皇帝執意要尊自己的父親（憲宗第三子朱佑杬）為皇考，而稱孝宗為伯考。直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嘉靖皇帝才完成為自己親生父親稱宗祔廟的心愿。他自即位起就在為從未擁有過皇帝名份的生父建構“憲宗──睿宗（嘉靖皇帝的生父）──嘉靖皇帝本人”這樣一個實際並不存在的帝系，花了較長的時期。嘉靖皇帝的舉動遭到了朝廷大多數官員的反對，因為他們並不願意見到“憲宗──孝宗──武宗＋嘉靖皇帝”這樣一個符合正統觀念的帝系的中斷。群臣和嘉靖皇帝的抗爭引發了震動整個朝野的“大禮議”事件。在嘉靖三年七月的左順門哭諫事件後，明嘉靖皇帝通過錦衣衛對眾多朝臣的廷杖逮系，以武力贏得了議禮的階段性勝利，終於如願地稱自己的生父為皇考，而改稱孝宗為皇伯考。然而，這離嘉靖皇帝希望把自己生父靈位名正言順地置於太廟，還有相當的距離。這以後，嘉靖皇帝繼續以堅持不懈的努力和超出常規的熱情，著手一系列的禮制改革，伺機逐步清除為完成生父稱宗立廟的心愿所面對的障礙。在嘉靖九年修建和改建起的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就是在嘉靖皇帝的主導下，為自己推尊生父所進行的一個步驟。 從嘉靖六年（1527年）起，嘉靖皇帝就一直在關註明堂禮制、廟制，以及作為大祀的郊祀禮儀，希望能夠從中找出某種聯繫，以便為他尊稱生父尋求到禮制上的突破機會。嘉靖六年五月，他與當時首輔大學士楊一清進行了討論，首次提出原來的天地壇中的大祀殿即是明堂的想法。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嘉靖皇帝對各種祭儀發生了強烈興趣，開始與大學士張璁探討祭祀儀式。在嘉靖九年（1530年）的討論中，他認為，由明太祖制定並已延續了一百多年的合祭天地的禮儀把明堂祭祀和郊祀混淆在一起，而且特意指出，在南郊大祀殿舉行的祭祀皇室祖先的儀式，類似於周代的明堂。並提議天壇與地壇應在南郊和北郊分開修建。官員夏言事先結交宮中道士，探知嘉靖皇帝心意，於是上疏建議天子應親耕南郊，皇后親耕北郊為古禮，這道奏疏正好於嘉靖皇帝提倡南北郊分祀的意圖暗合。在皇帝授意下，廷臣進行了討論。並最終將天地壇分開，在北郊建起了地壇，又在東西郊分別建起了日壇和月壇。
劉瑾發明官吏罰米法。所謂罰米法，就是對因公失誤的官員罰一定數目的米谷。劉瑾此法，一是討好視財如命的武宗，二是藉機打擊報復反對他的官員。如劉瑾以前戶部遺失文冊為由，罰韓文米一千石，並運輸到大同。韓文清廉自守，被逼得傾家蕩產。劉瑾更是利用特務機構刺探官員的隱私。在東廠、西廠外，他新設內行廠，自領之。內行廠緝查的範圍極廣，就連東廠、西廠亦在偵緝範疇之內，朝中官員的一舉一動都在監視中。閣臣王鏊，為人正直，但對劉瑾的橫行無計可施，退朝後常獨自嘆息。一日，劉瑾突然問他身居高位為何常常嘆息。王鏊才知道身邊有劉瑾的密探，自己已為劉瑾所不容，遂乞休歸鄉。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某日退朝之時，有人在御道上發現一疊文冊，原來是一封歷數劉瑾不法事的匿名信。劉瑾盛怒，盡留百官跪於奉天門前。時值盛夏，烈日當空，天氣燥熱，先後有十餘人暈倒。太監李榮趁劉瑾入內休息，偷偷把冰鎮的瓜分給大臣們吃。太監黃偉實在看不下去了，對百官說：“這匿名書所說的事是為國為民，上書的人自己承認也不失為好漢，為何要牽累他人？”劉瑾聽到這一語雙關的話更加生氣，當日就將黃偉逐往南京。直至傍晚，仍無人承認，劉瑾將五品以下的官員下鎮撫司詔獄嚴加究問。後來此事不了了之，只是可憐刑部主事等三人因饑渴酷暑暴死。 劉瑾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巨貪。權重之後，他大肆收受賄賂，甚至公然索賄。最初受賄額不過幾百兩，後來多者達到數萬兩。當時地方官員入京覲見皇帝，必先持重金謁見劉瑾。為官清廉者，無奈只好貸款於富豪之家，時人美其名曰“京債”。誰會想到，受賄無數的劉瑾會演出一場拒賄的好戲。正德四年（1509年），監察御史歐陽雲、工科給事中吳儀回京，例送劉瑾重金。然而劉瑾不但拒收，還藉此將二人貶黜為民。難道是劉瑾洗心革面，不再受賄了嗎？原來劉瑾聽從其軍師——吏部侍郎張綵的意見，拒賄以掩其貪聲。說白了，就是不要把醜事做得太露骨了，還要撈些好名聲。當然這只是掩人耳目的手段。劉瑾事敗後，其家產有數億兩之巨，可抵明政府數年的財政。 在劉瑾權盛時，正直的朝臣在暗中等待時機的到來。正德五年（1510年），寧夏安化王反叛，起兵的名義就是清除劉瑾。消息傳到北京，劉瑾藏匿起檄文，不敢讓武宗知道檄文的內容。楊一清與太監張永領兵前去鎮壓，很快就平息了戰亂。楊一清在路上盡力結交張永，二人相交甚歡。張永為“八虎”之一，然而為劉瑾所排擠。其實不止是張永，其他六人都受到了劉瑾的壓制。劉瑾擔心他們受到武宗的寵信而自己失勢，所以常在武宗面前講七人的壞話。一次，武宗想調張永到南京閒住，聖旨還沒下達，劉瑾就要驅逐張永出宮。張永知道自己是被劉瑾陷害的，跑到武宗面前申訴。劉瑾與之對質時，張永氣憤得要揮拳打劉瑾，被谷大用等人費力拉開。武宗令二人擺酒和解，但嫌隙漸深。此次，楊一清就是利用張、劉的矛盾，遊說張永除去劉瑾。八月，張永、楊一清班師回朝。獻俘禮畢，武宗置酒慰勞張永，劉瑾、谷大用等人皆在座。夜深時，劉瑾起身回府。張永見時機成熟，從袖中取出彈劾劉瑾的奏章，奏明劉瑾違法犯紀十七事，指出安化王反皆因劉瑾，更說劉瑾有反叛之心，欲圖謀不軌。武宗已有醉意，但仍不太相信，俯下身子問道：“劉瑾果真負我？” 此時，周圍的馬永成等人也都歷數劉瑾不法事。武宗遂下定決心，當機立斷派人前去劉宅，自己則緊隨其後。劉瑾聽見喧譁聲，披青蟒衣出，隨即被縛。抄沒家產時，得到私刻玉璽一枚，穿宮牌五百，以及盔甲、弓箭等違禁物品，又發現他平時所用的摺扇裡面竟然藏有兩把鋒利的匕首。劉瑾被關押在菜廠（即今新東安市場以東，屬於上林苑在京的外署），後被凌遲處死。行刑之時，許多人花錢買被割下來的肉吃掉，以解心頭之恨。
朝陽內外尋劉瑾(3)
劉瑾之亡，竟然是出自武宗酒後的醉話。明代宦官，權重之時百官無人可與之抗衡，然而生死存亡卻在皇帝的手中。明代中後期，皇帝多有數月、甚至數年不上朝的現象，但這並不意味著皇帝不理朝政，失去了對國家的控制。皇帝（如武宗者）此時正是通過宦官來傳達聖意，管理朝政。有野心的宦官正是利用這樣的機會來狐假虎威，加強自己的權威。但是，這種權利其實是皇帝給予的，是代皇帝執行的，一旦皇帝認為情勢將危及皇權時便會採取強力措施來收回這種權利。正如劉瑾、魏忠賢勢大遮天者，往往只要皇帝一句話就束手被擒。事實上，劉瑾事後，武宗依然寵信宦官，如張永，只是張永並不貪心，倒也相安無事。 正德三年（1508年），劉瑾曾在京師朝陽門外斥地百頃修建了玄明宮，供奉玄天皇帝，費銀幾十萬兩，極其富麗堂皇。劉瑾為了維護“天”的神秘，還禁止人們說“天”，但這也未能保佑他，最終被千刀萬剮，玄明宮也隨之灰飛煙滅。 ( 許文繼)
四郊分傳世宗名(1)
在今日北京城中，原明、清帝王祭祀大典用的天壇、地壇等場所己開闢為公園，成為供遊客遊覽參觀和普通市民休閒鍛鍊的場所。這些壇墒象徵著中國傳統的宇宙觀念，在分布上極為對稱。其中的天、地、日、月四壇，處於今天北京城內環城地鐡線外圍的四個方位：天壇位於南面的正陽門外，地壇位於北面的安定門外，日壇位於東南角的朝陽門外，月壇公園則位於西南角的阜城門站外（月壇在民國初已嚴重損毀，今在原址上建了月壇公園，而壇已不存）。作為文化象徵符號及帝制時期政權和神權象徵的遺存，天、地、日、月壇和社稷壇（位於天安門廣場）、先農壇（位於正陽門外，與天壇隔街相望）等已經失去了帝制時期的功用，不再有昔日那份神秘和神聖的光環，顯現歷史變遷及人類社會政權形態演化的歷程。 北京郊祀建築本來是在永樂十八年修建起來的。原建於京師南郊，名天地壇，將天地祭祀合在一起舉行，而沒有現在的地壇、日壇和月壇。現有的方位格局，是在明嘉靖皇帝朱厚熜（1521-1566在位）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中經過天地分祀的討論後確定，並據此興建而成（四郊與先農壇）；而今日天壇中之祈年殿，本是永樂十八年用來舉行天地合祀場所，原先為方形。現所見圓形構制，是經歷嘉靖十七年明堂（用來祭祀皇帝的生父或祖先）配享爭議後，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確定為明堂配享場所後改建而成的。 由明嘉靖皇帝在嘉靖朝（1522-1566）主導的天地分祀和明堂配享爭議，二者緊密聯繫，是作為旁支入繼的明嘉靖皇帝，出於追尊生父朱佑杬（1476-1519，憲宗朱見深〔1465-1488在位〕第三子）心思，為從未君臨天下的生父建立起一個虛構的睿宗帝系而積極加以推動的結果。 作為繼統於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1505-1521在位）的嘉靖皇帝，是按照洪武祖制“兄終弟及”的原則繼位。但嘉靖皇帝實為武宗堂兄弟，武宗的父親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1488-1506在位）僅是嘉靖皇帝的伯父。嘉靖皇帝在即位之初，朝廷大臣按照繼統兼繼嗣的原則，給他擬定尊孝宗為皇考的方案，但嘉靖皇帝執意要尊自己的父親（憲宗第三子朱佑杬）為皇考，而稱孝宗為伯考。直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嘉靖皇帝才完成為自己親生父親稱宗祔廟的心愿。他自即位起就在為從未擁有過皇帝名份的生父建構“憲宗──睿宗（嘉靖皇帝的生父）──嘉靖皇帝本人”這樣一個實際並不存在的帝系，花了較長的時期。嘉靖皇帝的舉動遭到了朝廷大多數官員的反對，因為他們並不願意見到“憲宗──孝宗──武宗＋嘉靖皇帝”這樣一個符合正統觀念的帝系的中斷。群臣和嘉靖皇帝的抗爭引發了震動整個朝野的“大禮議”事件。在嘉靖三年七月的左順門哭諫事件後，明嘉靖皇帝通過錦衣衛對眾多朝臣的廷杖逮系，以武力贏得了議禮的階段性勝利，終於如願地稱自己的生父為皇考，而改稱孝宗為皇伯考。然而，這離嘉靖皇帝希望把自己生父靈位名正言順地置於太廟，還有相當的距離。這以後，嘉靖皇帝繼續以堅持不懈的努力和超出常規的熱情，著手一系列的禮制改革，伺機逐步清除為完成生父稱宗立廟的心愿所面對的障礙。在嘉靖九年修建和改建起的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就是在嘉靖皇帝的主導下，為自己推尊生父所進行的一個步驟。 從嘉靖六年（1527年）起，嘉靖皇帝就一直在關註明堂禮制、廟制，以及作為大祀的郊祀禮儀，希望能夠從中找出某種聯繫，以便為他尊稱生父尋求到禮制上的突破機會。嘉靖六年五月，他與當時首輔大學士楊一清進行了討論，首次提出原來的天地壇中的大祀殿即是明堂的想法。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嘉靖皇帝對各種祭儀發生了強烈興趣，開始與大學士張璁探討祭祀儀式。在嘉靖九年（1530年）的討論中，他認為，由明太祖制定並已延續了一百多年的合祭天地的禮儀把明堂祭祀和郊祀混淆在一起，而且特意指出，在南郊大祀殿舉行的祭祀皇室祖先的儀式，類似於周代的明堂。並提議天壇與地壇應在南郊和北郊分開修建。官員夏言事先結交宮中道士，探知嘉靖皇帝心意，於是上疏建議天子應親耕南郊，皇后親耕北郊為古禮，這道奏疏正好於嘉靖皇帝提倡南北郊分祀的意圖暗合。在皇帝授意下，廷臣進行了討論。並最終將天地壇分開，在北郊建起了地壇，又在東西郊分別建起了日壇和月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