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頁
就連女性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也開始檢討女性主義運動的失誤：「我們的失敗在於，我們在有關家庭問題方面存在盲點。它表現在我們自己極端反對那種妻子、母親角色，那種全身心地依靠男人、養育孩子、充當家庭女性的角色。這種角色曾經是並且仍然是許多女性獲得權力、地位及身份的源泉，是她們實現自己的目標、自我價值並獲得經濟保障的源泉——儘管這種角色早已不再是那麼安全了。」（弗里丹，2000年，第233頁）
弗里丹甚至在90年代就說過，「我懷疑，到2000年時，菲利斯· 施拉弗萊或葛羅莉亞·斯坦尼姆、貝蒂·弗里丹之流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有關女性平等權利的爭論將會成為令人懷舊的歷史。」（弗里丹，2000年，第294頁）
總之，後女性主義的觀點認為，女性主義的立場已經過時或過於誇大，男女不平等的問題已經不存在了，所以女性主義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後女性主義的第二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她的主要觀點是反對把性別問題政治化，認為這些問題不屬於政治範疇，而應當歸屬於亞里士多德理論中傳統的家務範疇。簡言之，阿倫特認為，「女性問題」根本不是適合於進入政治領域經由政治途徑加以解決的問題。
阿倫特拒絕基於身份的政治，她的政治觀念試圖對抗的不僅是把政治空間劃分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做法，還有一直十分盛行的把性和性別納入二元對立的硬性的身份範疇的做法。她反對把政治設想為共通的社群身份，如性別、種族、民族或國籍的表述。在她看來，如果一個政治團體成立的基礎是一個先驗的、共有的和穩定的身份，它便有可能封閉政治空間，壓制政治行動所要求的多元性和多義性，或者將其同質化。取消多元性或多義性的企圖，必然導致「廢除政治領域本身」以及「對所有他者的強行統治」，或者是「把真實的世界換成一個想像的世界，在這個想像的世界中，所有的他者根本就不存在。」（轉引自王逢振，第176頁）
三、後女性主義(2)
阿倫特把身體排斥在政治範疇之外，認為身體具有絕對的暴虐性和不可抵制性，以及自我的多重性。她認為，法國大革命的失敗之處在於，窮人為其身體的需要所驅使，突然闖到現場。當人公開地為飢餓或貧窮的身體提出要求時，人類擁有的獨立性和主動能力便被壓抑下去了。
阿倫特對人的身體及其需求的評價極低，認為政治不應當建立在這樣低級的需求之上。
她說，至於我們是「什麼」，既無趣也無味，心理和生理的自我無可稱道。私人領域的自我就像我們的內臟器官，「毫無特異之處」。生理自我的特點在於：「如果這個內部自我顯現出來，我們將是千人一面的。」（轉引自王逢振，第165頁）與單一、單義的身體不同，行動的自我是多重的，是自由的，有創造性的，起改造作用的，而且是不可模仿的。
阿倫特認為，鬥爭存在於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之間。私人自我逃避風險，留在家中；公共自我是在偶然性的公共領域裡勇敢甚至是鹵莽行事的行動者。日常生活的操勞的自然過程是可以預測的、重複性的和周期性的，加上家庭的專制，使人成了犧牲品。私人自我的一切皆被註定，不可能享受到與公共領域的行動聯繫在一起的自由。
阿倫特對女性主義政治主體保持沉默，對任何聲稱「女性的經驗」或者「女性了解事物的方式」的單一性都非常警覺。她會批評任何一種女性主義政治，如果它的基礎是對普遍女性範疇的追求或暗示，並且掩蓋了（或禁止、懲罰或壓抑）這一範疇本身內部的差異和多元性。（以上阿倫特觀點均見王逢振，第156-177頁）
早期工人運動活動家羅莎·盧森堡也持有與阿倫特類似的觀點，她對女性解放運動非常反感。面對這些女性的平等要求，她可能很想回敬一句：差異萬歲。她所追求的是：「拒絕會籍，面對某種平等時選擇差異。」她抵制住「難以抗拒」的女性運動的誘惑，以一己之力面對挑戰，並因此為自己贏得了一個獨特的、非同質性的身份。（王逢振，第178-179頁）除了拒絕在政治上使用女性這一身份之外，她同時認為自己的猶太身份也是個人的私事，因為它是一個事實，它就毫無可行動性。（王逢振，第2頁）
中國也有些人持有與上述觀點相似的反對性別政治的後女性主義觀點。中國的一些男性學者主張普適性人文主義，反對「性別化判斷」。他們認為，性別問題是文化界的「性別分子」製造出來的。性別差異或性別不平等的問題本來並不存在，是性別差異的提法本身造成了問題，而人類的發展最終會消滅性別的差異。儘量少從性別差異判斷事物是女性解決她們自己的問題和性關係問題的唯一途徑。（Jaggar, et al., 116）這是一種有意識的性別盲點。對於社會中存在了幾千年、現在雖有改善但仍然存在的兩性不平等現象採取了一種視而不見、有意忽略的態度。
後女性主義的第三種觀點是用求和諧而不是鬥爭的方式來解決男女不平等問題。
持有這一觀點的人主張，女人必須學會在強姦的威脅下生活：人性的平等的其實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男性的性天生就是暴力的、黑暗的、有攻擊性的和強有力的。女人只能學會去適應它，而不要企圖改變它或假裝自己是更優越的。
弗里丹甚至在90年代就說過，「我懷疑，到2000年時，菲利斯· 施拉弗萊或葛羅莉亞·斯坦尼姆、貝蒂·弗里丹之流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有關女性平等權利的爭論將會成為令人懷舊的歷史。」（弗里丹，2000年，第294頁）
總之，後女性主義的觀點認為，女性主義的立場已經過時或過於誇大，男女不平等的問題已經不存在了，所以女性主義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後女性主義的第二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她的主要觀點是反對把性別問題政治化，認為這些問題不屬於政治範疇，而應當歸屬於亞里士多德理論中傳統的家務範疇。簡言之，阿倫特認為，「女性問題」根本不是適合於進入政治領域經由政治途徑加以解決的問題。
阿倫特拒絕基於身份的政治，她的政治觀念試圖對抗的不僅是把政治空間劃分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做法，還有一直十分盛行的把性和性別納入二元對立的硬性的身份範疇的做法。她反對把政治設想為共通的社群身份，如性別、種族、民族或國籍的表述。在她看來，如果一個政治團體成立的基礎是一個先驗的、共有的和穩定的身份，它便有可能封閉政治空間，壓制政治行動所要求的多元性和多義性，或者將其同質化。取消多元性或多義性的企圖，必然導致「廢除政治領域本身」以及「對所有他者的強行統治」，或者是「把真實的世界換成一個想像的世界，在這個想像的世界中，所有的他者根本就不存在。」（轉引自王逢振，第176頁）
三、後女性主義(2)
阿倫特把身體排斥在政治範疇之外，認為身體具有絕對的暴虐性和不可抵制性，以及自我的多重性。她認為，法國大革命的失敗之處在於，窮人為其身體的需要所驅使，突然闖到現場。當人公開地為飢餓或貧窮的身體提出要求時，人類擁有的獨立性和主動能力便被壓抑下去了。
阿倫特對人的身體及其需求的評價極低，認為政治不應當建立在這樣低級的需求之上。
她說，至於我們是「什麼」，既無趣也無味，心理和生理的自我無可稱道。私人領域的自我就像我們的內臟器官，「毫無特異之處」。生理自我的特點在於：「如果這個內部自我顯現出來，我們將是千人一面的。」（轉引自王逢振，第165頁）與單一、單義的身體不同，行動的自我是多重的，是自由的，有創造性的，起改造作用的，而且是不可模仿的。
阿倫特認為，鬥爭存在於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之間。私人自我逃避風險，留在家中；公共自我是在偶然性的公共領域裡勇敢甚至是鹵莽行事的行動者。日常生活的操勞的自然過程是可以預測的、重複性的和周期性的，加上家庭的專制，使人成了犧牲品。私人自我的一切皆被註定，不可能享受到與公共領域的行動聯繫在一起的自由。
阿倫特對女性主義政治主體保持沉默，對任何聲稱「女性的經驗」或者「女性了解事物的方式」的單一性都非常警覺。她會批評任何一種女性主義政治，如果它的基礎是對普遍女性範疇的追求或暗示，並且掩蓋了（或禁止、懲罰或壓抑）這一範疇本身內部的差異和多元性。（以上阿倫特觀點均見王逢振，第156-177頁）
早期工人運動活動家羅莎·盧森堡也持有與阿倫特類似的觀點，她對女性解放運動非常反感。面對這些女性的平等要求，她可能很想回敬一句：差異萬歲。她所追求的是：「拒絕會籍，面對某種平等時選擇差異。」她抵制住「難以抗拒」的女性運動的誘惑，以一己之力面對挑戰，並因此為自己贏得了一個獨特的、非同質性的身份。（王逢振，第178-179頁）除了拒絕在政治上使用女性這一身份之外，她同時認為自己的猶太身份也是個人的私事，因為它是一個事實，它就毫無可行動性。（王逢振，第2頁）
中國也有些人持有與上述觀點相似的反對性別政治的後女性主義觀點。中國的一些男性學者主張普適性人文主義，反對「性別化判斷」。他們認為，性別問題是文化界的「性別分子」製造出來的。性別差異或性別不平等的問題本來並不存在，是性別差異的提法本身造成了問題，而人類的發展最終會消滅性別的差異。儘量少從性別差異判斷事物是女性解決她們自己的問題和性關係問題的唯一途徑。（Jaggar, et al., 116）這是一種有意識的性別盲點。對於社會中存在了幾千年、現在雖有改善但仍然存在的兩性不平等現象採取了一種視而不見、有意忽略的態度。
後女性主義的第三種觀點是用求和諧而不是鬥爭的方式來解決男女不平等問題。
持有這一觀點的人主張，女人必須學會在強姦的威脅下生活：人性的平等的其實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男性的性天生就是暴力的、黑暗的、有攻擊性的和強有力的。女人只能學會去適應它，而不要企圖改變它或假裝自己是更優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