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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攽《貢父詩話》),今本歐集中也確有「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
至於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李白杜甫詩優劣說》,《歐陽文忠公文集》
卷一二九)之類的話,但事實上歐陽修也是尊杜的,他有詩云:「昔時李杜
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感二子》,同上卷九),「風雅久寂寞,吾
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同
上卷五四),前者李杜並稱,後者獨尊杜甫,何嘗對杜甫有所輕視?人們往
往認為歐陽修作詩學韓而不學杜,然何汶《竹莊詩話》卷九載歐陽修之言:
「杜子美才出人表,不可學,學必不致,徒無所成,故未始學之。韓退之才
可及而每學之。」這段話雖無確證是出自歐陽之口,但至少不失為一種合理
的推測。所以我們認為,宋代尊社的傾向是從歐陽修的時代開始的。更為重
要的是,歐陽修等人革新詩風的努力事實上包含與唐詩並駕齊驅或超越唐詩
的意圖,當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相繼登上詩壇以圖完成歐、梅提出的這
個目標時,他們理所當然要取法於上,以唐詩的最高藝術典範杜甫作為學習
對象了。
宋仁宗皇桔四年(1052),王安石編成《杜工部後集》,序云:「予考
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 .
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
有甫哉!」(《杜工部後集序》,《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四)王安石又作《杜
甫畫像》詩云:「吾觀少陵詩,為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
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同
上卷九)對杜甫的藝術造詣與雄強筆力極口讚頌,其友王令「鐫鏡物象三千
首,照耀乾坤四百春」(《讀老杜詩集》,《廣陵先生文集》卷一一)的詩
句也表示了同樣的意思。據說王安石還曾對李、杜進行比較:
① 按:仁宗天聖八年(1030),歐陽修進士及第。次年人西京留守錢惟演幕府後,與尹洙、梅堯臣、蘇舜
欽等結交,切磋詩文,開展了詩文革新運動。此時距北宋建國(960)已七十年。
或問王荊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語致不
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
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
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弛驟若覂駕之馬者,有淡泊閒靜若山谷隱士者,有
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
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陳政敏《遁齋閒覽》,《苕溪漁
隱叢話》前集卷六引)①
這段話中已經把杜甫的地位置於李白之上,而且「集大成」的意思也呼之欲
出了。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蘇軾作《書吳道子畫後》云:「詩至於杜子
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
事畢矣。」(《東坡集》卷二三)據陳師道《後山詩話》,蘇軾還說過:「子
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大約在哲宗元祐年間(1086
—1094),秦觀作《韓愈論》,正式提出了「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
者」的著名論點。黃庭堅則指出了學杜的必要性:「學老杜詩,所謂『刻鵠
不成尚類騖』也。學晚唐詩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
弊將若何!』」(《與趙伯充》,《山谷老人刀筆》卷四)陳師道也指出了
學杜的可行性:「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後山詩話》)
至此,以杜甫為詩學典範的選擇已在理論上得到了論證。
有兩點情況應予注意:首先,宋人選擇杜甫為詩學典範的過程從一開始
就是沿著道德判斷與審美判斷兩條途徑同步進行的。宋初孫僅讚揚杜甫:「洎
夫子之為也,剔陳梁、亂齊宋、抉晉魏,儲其淫波,遏其煩聲,與周楚西漢
相準的。」(《讀杜工部詩集序》,《草堂詩箋?傳序碑銘》)宋祁則說杜
甫「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雲。」(《新唐書?杜甫傳》)
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在傾倒於杜詩藝術造詣的同時,也對杜甫的人格
及杜詩的思想意義表示了由衷的仰慕(詳見第四節)。今人往往認為宋人對
杜甫的道德判斷是一種誤解或歪曲,或者認為宋人以杜甫為典範的主要原因
是道德判斷而不是審美判斷,這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我們認為宋人尊社
固然是出於雙重的價值標準,但是道德判斷並沒有也不可能取代審美判斷,
至於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李白杜甫詩優劣說》,《歐陽文忠公文集》
卷一二九)之類的話,但事實上歐陽修也是尊杜的,他有詩云:「昔時李杜
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感二子》,同上卷九),「風雅久寂寞,吾
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同
上卷五四),前者李杜並稱,後者獨尊杜甫,何嘗對杜甫有所輕視?人們往
往認為歐陽修作詩學韓而不學杜,然何汶《竹莊詩話》卷九載歐陽修之言:
「杜子美才出人表,不可學,學必不致,徒無所成,故未始學之。韓退之才
可及而每學之。」這段話雖無確證是出自歐陽之口,但至少不失為一種合理
的推測。所以我們認為,宋代尊社的傾向是從歐陽修的時代開始的。更為重
要的是,歐陽修等人革新詩風的努力事實上包含與唐詩並駕齊驅或超越唐詩
的意圖,當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相繼登上詩壇以圖完成歐、梅提出的這
個目標時,他們理所當然要取法於上,以唐詩的最高藝術典範杜甫作為學習
對象了。
宋仁宗皇桔四年(1052),王安石編成《杜工部後集》,序云:「予考
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 .
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
有甫哉!」(《杜工部後集序》,《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四)王安石又作《杜
甫畫像》詩云:「吾觀少陵詩,為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
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同
上卷九)對杜甫的藝術造詣與雄強筆力極口讚頌,其友王令「鐫鏡物象三千
首,照耀乾坤四百春」(《讀老杜詩集》,《廣陵先生文集》卷一一)的詩
句也表示了同樣的意思。據說王安石還曾對李、杜進行比較:
① 按:仁宗天聖八年(1030),歐陽修進士及第。次年人西京留守錢惟演幕府後,與尹洙、梅堯臣、蘇舜
欽等結交,切磋詩文,開展了詩文革新運動。此時距北宋建國(960)已七十年。
或問王荊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語致不
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
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
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弛驟若覂駕之馬者,有淡泊閒靜若山谷隱士者,有
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
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陳政敏《遁齋閒覽》,《苕溪漁
隱叢話》前集卷六引)①
這段話中已經把杜甫的地位置於李白之上,而且「集大成」的意思也呼之欲
出了。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蘇軾作《書吳道子畫後》云:「詩至於杜子
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
事畢矣。」(《東坡集》卷二三)據陳師道《後山詩話》,蘇軾還說過:「子
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大約在哲宗元祐年間(1086
—1094),秦觀作《韓愈論》,正式提出了「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
者」的著名論點。黃庭堅則指出了學杜的必要性:「學老杜詩,所謂『刻鵠
不成尚類騖』也。學晚唐詩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
弊將若何!』」(《與趙伯充》,《山谷老人刀筆》卷四)陳師道也指出了
學杜的可行性:「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後山詩話》)
至此,以杜甫為詩學典範的選擇已在理論上得到了論證。
有兩點情況應予注意:首先,宋人選擇杜甫為詩學典範的過程從一開始
就是沿著道德判斷與審美判斷兩條途徑同步進行的。宋初孫僅讚揚杜甫:「洎
夫子之為也,剔陳梁、亂齊宋、抉晉魏,儲其淫波,遏其煩聲,與周楚西漢
相準的。」(《讀杜工部詩集序》,《草堂詩箋?傳序碑銘》)宋祁則說杜
甫「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雲。」(《新唐書?杜甫傳》)
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在傾倒於杜詩藝術造詣的同時,也對杜甫的人格
及杜詩的思想意義表示了由衷的仰慕(詳見第四節)。今人往往認為宋人對
杜甫的道德判斷是一種誤解或歪曲,或者認為宋人以杜甫為典範的主要原因
是道德判斷而不是審美判斷,這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我們認為宋人尊社
固然是出於雙重的價值標準,但是道德判斷並沒有也不可能取代審美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