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頁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衝突和恐怖主義行動至今還引人注目地沒有使用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種自律能維持多久本來就是無法預見的。然而由於不僅各個國家，而且各種有組織的集團越來越容易獲得能造成大規模傷亡的手段，包括核武器或細菌武器，它們使用這些手段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加。
簡而言之，美國作為世界上首要的大國確實面對著一個並不很寬的歷史性機會之窗。目前相對的全球和平可能是短暫的。這種前景使美國迫切地需要參與世界事務。這種參與必須有意識地把重點放在加強國際地緣政治的穩定上，並足以使西方世界恢復歷史的樂觀主義情緒。這種樂觀主義要求表現出有能力同時對付內部的社會挑戰和外部的地緣政治挑戰。
然而，西方樂觀主義的重新激發和西方價值觀的傳播，不僅僅有賴於美國和歐洲。日本和印度證明，人權觀念和民主化試驗的重要性也適用於亞洲的條件——不論是在高度發達的國家還是在尚處於發展中階段的國家。因此民主在日本和印度的繼續成功，在保持人們對未來全球政治面貌更加充滿信心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們的經驗以及韓國的經驗確實表明，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加上外部世界通過把中國進一步納入國際體系而施加的變革壓力，也許能導致中國體制的逐漸民主化。
對付這些挑戰既是美國的負擔，也是它獨特的責任。考慮到美國民主的現實，一個有效的辦法將要求公眾理解美國的實力在造就一個不斷擴大和穩定的地緣政治合作框架方面具有持久的重要意義。這一框架在避免全球無政府狀態的同時將成功地遏阻一個新的大國挑戰的出現。這兩個目標——避免全球無政府狀態和阻止一個大國對手的出現——與美國全球參與的更長遠目標是不可分的。這個目標就是創造一個持久的全球地緣政治合作的框架。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在為美國確定一個冷戰結束以後新的主要全球目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是片面的，沒有把改善人類生存條件的需要與保持美國力量在世界事務中的重要地位的必要性聯繫起來。可以舉出近期所做的一些嘗試為例。柯林頓政府上台後的頭兩年，在倡導“專斷的多邊主義”的同時，沒有充分地考慮到當代力量的基本現實。後來，取而代之的重點是主張美國應該集中注意在全球“擴展民主”。但在這同時又沒有充分地認識到，對美國來說仍然重要的是保持全球穩定，甚至是推進某種權宜性大國關係，比如與中國的關係，雖然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大國並非都是民主的。
作為美國最優先考慮的政策，一些焦點更集中的主張就更不能令人滿意了，例如強調要消除全球收入分配中普遍存在的不公，要與俄羅斯建立一種特殊的“成熟的戰略夥伴關係”，或要抑制武器的擴散等主張。其他一些主張——美國應集中重視保護環境，或者更狹窄地把注意力放在制止地區戰爭方面——也都往往忽視了全球力量的基本現實。結果上述主張都沒有充分考慮實現起碼的全球地緣政治穩定的需要，而這種穩定正是既延長美國的霸權地位又有效地避免世界無政府狀態的不可或缺的基礎。
簡言之，美國的政策目標無疑必須是雙重的。一是把美國自己的主導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長遠一些。二是建立一個地緣政治框架。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會政治變革必然帶來的衝擊和損傷，又能演變成共同承擔和平地管理全球的責任的地緣政治核心。在美國的鼓勵和仲裁下，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逐漸擴大與歐亞主要夥伴的合作，也能有助於為最終革新現存的越來越過時的聯合國體制創造先決條件。這樣，責任和權利的重新分配就能充分考慮到全球力量變化的現實。同1945年的情況相比，全球力量已有了巨大的變化。
這些努力還將有另一個歷史性優勢，那就是得益於在更為傳統的民族國家體系之外正飛速發展的全球聯繫新網絡。這個由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許多具有跨國的性質）和科學界組成的網絡，由於網際網路而如虎添冀，已經建立起一個非正式的全球體系。這一體系天生就是與更機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相一致的，在今後的幾十年中，一個基於地緣政治現實並能夠發揮作用的全球合作結構可以這樣產生，並可以逐步接過目前暫時負責維護世界穩定與和平的“執政者”的衣缽。在這一事業中的地緣戰略成功，不啻是作為第一個、唯一的一個和最後的一個真正全球超級大國的美國所發揮作用的恰當遺產。
OCR後記因校對而重讀《大棋局》，竟有一年前初讀時未曾有過的感想。大約是由於一年來發生的事情多少印證了布熱金斯基的論斷吧。
縱觀人類文明史，平等之呼聲不絕於耳，卻從未有過部落間、民族間、國家間的真正平等。遠的不說，當今世界上小自世界盃決賽圈的名額分配，大到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的表決權，無一不體現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是由國家實力決定的。
當猶太民族的苦難終於贏得世人同情，聯合國在巴勒斯坦劃出很小的一塊土地給他們安身時，整個阿拉伯世界卻發誓要把猶太人趕下海。平等精神何在？經過四十年戰爭，當初視猶太人為草菅的阿拉伯人終於明白，經兩千年磨礪的猶太民族不但強大得不可戰勝，再戰下去就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存也變得很成問題時，平等之聲大振。
簡而言之，美國作為世界上首要的大國確實面對著一個並不很寬的歷史性機會之窗。目前相對的全球和平可能是短暫的。這種前景使美國迫切地需要參與世界事務。這種參與必須有意識地把重點放在加強國際地緣政治的穩定上，並足以使西方世界恢復歷史的樂觀主義情緒。這種樂觀主義要求表現出有能力同時對付內部的社會挑戰和外部的地緣政治挑戰。
然而，西方樂觀主義的重新激發和西方價值觀的傳播，不僅僅有賴於美國和歐洲。日本和印度證明，人權觀念和民主化試驗的重要性也適用於亞洲的條件——不論是在高度發達的國家還是在尚處於發展中階段的國家。因此民主在日本和印度的繼續成功，在保持人們對未來全球政治面貌更加充滿信心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們的經驗以及韓國的經驗確實表明，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加上外部世界通過把中國進一步納入國際體系而施加的變革壓力，也許能導致中國體制的逐漸民主化。
對付這些挑戰既是美國的負擔，也是它獨特的責任。考慮到美國民主的現實，一個有效的辦法將要求公眾理解美國的實力在造就一個不斷擴大和穩定的地緣政治合作框架方面具有持久的重要意義。這一框架在避免全球無政府狀態的同時將成功地遏阻一個新的大國挑戰的出現。這兩個目標——避免全球無政府狀態和阻止一個大國對手的出現——與美國全球參與的更長遠目標是不可分的。這個目標就是創造一個持久的全球地緣政治合作的框架。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在為美國確定一個冷戰結束以後新的主要全球目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是片面的，沒有把改善人類生存條件的需要與保持美國力量在世界事務中的重要地位的必要性聯繫起來。可以舉出近期所做的一些嘗試為例。柯林頓政府上台後的頭兩年，在倡導“專斷的多邊主義”的同時，沒有充分地考慮到當代力量的基本現實。後來，取而代之的重點是主張美國應該集中注意在全球“擴展民主”。但在這同時又沒有充分地認識到，對美國來說仍然重要的是保持全球穩定，甚至是推進某種權宜性大國關係，比如與中國的關係，雖然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大國並非都是民主的。
作為美國最優先考慮的政策，一些焦點更集中的主張就更不能令人滿意了，例如強調要消除全球收入分配中普遍存在的不公，要與俄羅斯建立一種特殊的“成熟的戰略夥伴關係”，或要抑制武器的擴散等主張。其他一些主張——美國應集中重視保護環境，或者更狹窄地把注意力放在制止地區戰爭方面——也都往往忽視了全球力量的基本現實。結果上述主張都沒有充分考慮實現起碼的全球地緣政治穩定的需要，而這種穩定正是既延長美國的霸權地位又有效地避免世界無政府狀態的不可或缺的基礎。
簡言之，美國的政策目標無疑必須是雙重的。一是把美國自己的主導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長遠一些。二是建立一個地緣政治框架。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會政治變革必然帶來的衝擊和損傷，又能演變成共同承擔和平地管理全球的責任的地緣政治核心。在美國的鼓勵和仲裁下，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逐漸擴大與歐亞主要夥伴的合作，也能有助於為最終革新現存的越來越過時的聯合國體制創造先決條件。這樣，責任和權利的重新分配就能充分考慮到全球力量變化的現實。同1945年的情況相比，全球力量已有了巨大的變化。
這些努力還將有另一個歷史性優勢，那就是得益於在更為傳統的民族國家體系之外正飛速發展的全球聯繫新網絡。這個由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許多具有跨國的性質）和科學界組成的網絡，由於網際網路而如虎添冀，已經建立起一個非正式的全球體系。這一體系天生就是與更機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相一致的，在今後的幾十年中，一個基於地緣政治現實並能夠發揮作用的全球合作結構可以這樣產生，並可以逐步接過目前暫時負責維護世界穩定與和平的“執政者”的衣缽。在這一事業中的地緣戰略成功，不啻是作為第一個、唯一的一個和最後的一個真正全球超級大國的美國所發揮作用的恰當遺產。
OCR後記因校對而重讀《大棋局》，竟有一年前初讀時未曾有過的感想。大約是由於一年來發生的事情多少印證了布熱金斯基的論斷吧。
縱觀人類文明史，平等之呼聲不絕於耳，卻從未有過部落間、民族間、國家間的真正平等。遠的不說，當今世界上小自世界盃決賽圈的名額分配，大到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的表決權，無一不體現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是由國家實力決定的。
當猶太民族的苦難終於贏得世人同情，聯合國在巴勒斯坦劃出很小的一塊土地給他們安身時，整個阿拉伯世界卻發誓要把猶太人趕下海。平等精神何在？經過四十年戰爭，當初視猶太人為草菅的阿拉伯人終於明白，經兩千年磨礪的猶太民族不但強大得不可戰勝，再戰下去就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存也變得很成問題時，平等之聲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