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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正是美國社會多民族的和例外的特性，使美國易於推廣其霸權，而又能使這種霸權看起來不像是嚴格意義上的一個國家的霸權。比如，如果中國尋求全球性的首要地位，那麼，它的這種努力不可避免地會被別國看作是試圖強制推行一種一個國家的霸權。簡單地說，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變成一個美國人，但只有中國人才可以是中國人——這就給尋求任何基本上是一國的全球霸權設置了額外的和重要的障礙。
相應地，一旦美國的領導作用開始減弱，美國目前的全球性首要地位似乎也不可能被任何一個國家單獨重新獲得。這樣，未來的關鍵問題是：“美國的全球性首要地位將給世界留下什麼樣的持久遺產？”
答案部分地取決於這種首要地位會保持多久，以及美國將以多大的力量來塑造一個將來能更正式地固定下來的主要大國的夥伴關係框架。實際上，由於國內國外兩方面的原因，美國建設性地利用其全球性力量的歷史機遇可能被證明是相對短暫的。真正的平民主義的民主從來還沒有在國際上取得過主導地位。對實力的追求，特別是運用這種實力所要求的經濟代價和人的犧牲，總的來說與民主的本性是不相符的。民主化有利於防止國家被動員起來追求帝國野心。
的確，有關未來的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很可能在於美國是否會成為第一個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願運用其實力的超級大國。它是否有可能變為一個軟弱無能的全球性大國？民意調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國人（13％）贊成“美國作為剩下的唯一超級大國在解決國際問題方面繼續擔任一個舉足輕重的世界領袖”。壓倒多數的美國人（74％）都贊同“美國在與其他國家一道解決國際問題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一個正在出現的共識——對美國公眾關於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的態度的研究》（科利奇帕克：馬里蘭大學國際和安全問題研究中心，1996年7月）。值得注意且與前面所述並無不同的是，該中心1997年初所做的研究（主要調查人是史蒂芬。卡爾）也顯示一個相當大的多數支持北約東擴（62％支持，其中27％強烈支持；只有29％反對，其中14％強烈反對）。
而且，隨著美國日益變成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除非面臨真正大規模和被廣泛認為是直接的外來威脅，在美國國內就對外政策問題達成共識將遠為更加困難。這樣的共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甚至在冷戰期間是普遍存在的。然而，這種共識不僅植根於公眾普遍深信並認為正受到威脅的民主價值觀中，而且源於同作為敵對性極權主義受害者的絕大多數歐洲人在文化和種族上的親近感。
由於缺乏一個類似的外來挑戰，如果美國的對外政策不直接關係到人們的根本信仰或廣泛存在的文化－種族方面的同情心，如果這種政策還需要長期的有時是代價高昂的帝國性介入，那麼，美國社會就更難就對外政策達成一致。關於美國在冷戰中歷史性勝利的影響，也許有兩種極端不同的觀點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種觀點認為，由於冷戰的結束，美國有理由大幅度減少在全球的介入，而不考慮這對美全球地位造成的影響。另一種觀點認為實行真正的國際多邊主義的時候已經到來，美國甚至應該為此放棄它的某些主權。這兩種極端看法都擁有各自擁護者的忠實支持。
更廣泛地講，美國文化上的變化也可能與其在國外持續行使真正的帝國性力量不相協調。這種力量的運作要求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動因、理念上的承諾和愛國主義的滿足。然而，這個國家的主導文化已經變得日益定位在大眾娛樂上，極大地受控於個人享樂和逃避社會責任的主題。日積月累的結果是，美國更難以為長期保持有時代價很高的海外領導地位而激發必要的政治共識。大眾信息傳播在這個方面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它使任何有選擇地使用武力的行為，哪怕只帶來低水平的傷亡，都會引起強烈反感。
另外，美國和西歐都一直感到難以應付社會享樂主義的文化影響，和以宗教為基礎的價值觀的社會中心地位急劇下降所造成的文化影響。（本書第一章中概述的帝國體系的衰落在這方面與此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由此產生的文化危機又與毒品的蔓延，特別是在美國還與種族問題交織在一起。最後，經濟增長已不再能滿足不斷膨脹的物質欲望，這種欲望又受到一種鼓勵消費的文化的刺激。如果說一種歷史憂慮感，甚至一種悲觀主義在西方社會較有影響的階層中正變得更加明顯的話，這並非言過其實。
大約半個世紀以前，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漢斯。科恩在總結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悲劇性經驗以及極權主義挑戰的破壞性後果之後，擔心西方可能已經變得“精疲力竭”了。實際上他的擔心是：“二十世紀的人已經變得不如十九世紀的先輩那樣自信。他從自身的經驗中看到了歷史中的黑暗勢力。一些似乎屬於過去的事情再度出現了：狂熱的信仰、一貫正確的領袖、奴役和屠殺、人口的滅絕、殘忍和野蠻”。漢斯。科恩《二十世紀》（紐約：1949年）第53頁。
對冷戰結束後果的普遍失望使人們更加缺乏信心。不僅沒有出現一個建立在共識與和諧基礎上的“世界新秩序”，那些“似乎屬於過去的東西”反而突然變成了未來。雖然種族與民族衝突可能不再有導致大戰的危險，但確實威脅著全球許多地區的和平。所以戰爭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還不會成為過去的事情。由於富國因受較高的技術能力和自身利益的約束而會避免自我毀滅，戰爭可能已成為只有這個世界上的窮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在可預見的未來，占全人類三分之二的窮人，大概還不會按富人對他們的約束來行動。
相應地，一旦美國的領導作用開始減弱，美國目前的全球性首要地位似乎也不可能被任何一個國家單獨重新獲得。這樣，未來的關鍵問題是：“美國的全球性首要地位將給世界留下什麼樣的持久遺產？”
答案部分地取決於這種首要地位會保持多久，以及美國將以多大的力量來塑造一個將來能更正式地固定下來的主要大國的夥伴關係框架。實際上，由於國內國外兩方面的原因，美國建設性地利用其全球性力量的歷史機遇可能被證明是相對短暫的。真正的平民主義的民主從來還沒有在國際上取得過主導地位。對實力的追求，特別是運用這種實力所要求的經濟代價和人的犧牲，總的來說與民主的本性是不相符的。民主化有利於防止國家被動員起來追求帝國野心。
的確，有關未來的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很可能在於美國是否會成為第一個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願運用其實力的超級大國。它是否有可能變為一個軟弱無能的全球性大國？民意調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國人（13％）贊成“美國作為剩下的唯一超級大國在解決國際問題方面繼續擔任一個舉足輕重的世界領袖”。壓倒多數的美國人（74％）都贊同“美國在與其他國家一道解決國際問題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一個正在出現的共識——對美國公眾關於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的態度的研究》（科利奇帕克：馬里蘭大學國際和安全問題研究中心，1996年7月）。值得注意且與前面所述並無不同的是，該中心1997年初所做的研究（主要調查人是史蒂芬。卡爾）也顯示一個相當大的多數支持北約東擴（62％支持，其中27％強烈支持；只有29％反對，其中14％強烈反對）。
而且，隨著美國日益變成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除非面臨真正大規模和被廣泛認為是直接的外來威脅，在美國國內就對外政策問題達成共識將遠為更加困難。這樣的共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甚至在冷戰期間是普遍存在的。然而，這種共識不僅植根於公眾普遍深信並認為正受到威脅的民主價值觀中，而且源於同作為敵對性極權主義受害者的絕大多數歐洲人在文化和種族上的親近感。
由於缺乏一個類似的外來挑戰，如果美國的對外政策不直接關係到人們的根本信仰或廣泛存在的文化－種族方面的同情心，如果這種政策還需要長期的有時是代價高昂的帝國性介入，那麼，美國社會就更難就對外政策達成一致。關於美國在冷戰中歷史性勝利的影響，也許有兩種極端不同的觀點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種觀點認為，由於冷戰的結束，美國有理由大幅度減少在全球的介入，而不考慮這對美全球地位造成的影響。另一種觀點認為實行真正的國際多邊主義的時候已經到來，美國甚至應該為此放棄它的某些主權。這兩種極端看法都擁有各自擁護者的忠實支持。
更廣泛地講，美國文化上的變化也可能與其在國外持續行使真正的帝國性力量不相協調。這種力量的運作要求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動因、理念上的承諾和愛國主義的滿足。然而，這個國家的主導文化已經變得日益定位在大眾娛樂上，極大地受控於個人享樂和逃避社會責任的主題。日積月累的結果是，美國更難以為長期保持有時代價很高的海外領導地位而激發必要的政治共識。大眾信息傳播在這個方面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它使任何有選擇地使用武力的行為，哪怕只帶來低水平的傷亡，都會引起強烈反感。
另外，美國和西歐都一直感到難以應付社會享樂主義的文化影響，和以宗教為基礎的價值觀的社會中心地位急劇下降所造成的文化影響。（本書第一章中概述的帝國體系的衰落在這方面與此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由此產生的文化危機又與毒品的蔓延，特別是在美國還與種族問題交織在一起。最後，經濟增長已不再能滿足不斷膨脹的物質欲望，這種欲望又受到一種鼓勵消費的文化的刺激。如果說一種歷史憂慮感，甚至一種悲觀主義在西方社會較有影響的階層中正變得更加明顯的話，這並非言過其實。
大約半個世紀以前，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漢斯。科恩在總結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悲劇性經驗以及極權主義挑戰的破壞性後果之後，擔心西方可能已經變得“精疲力竭”了。實際上他的擔心是：“二十世紀的人已經變得不如十九世紀的先輩那樣自信。他從自身的經驗中看到了歷史中的黑暗勢力。一些似乎屬於過去的事情再度出現了：狂熱的信仰、一貫正確的領袖、奴役和屠殺、人口的滅絕、殘忍和野蠻”。漢斯。科恩《二十世紀》（紐約：1949年）第53頁。
對冷戰結束後果的普遍失望使人們更加缺乏信心。不僅沒有出現一個建立在共識與和諧基礎上的“世界新秩序”，那些“似乎屬於過去的東西”反而突然變成了未來。雖然種族與民族衝突可能不再有導致大戰的危險，但確實威脅著全球許多地區的和平。所以戰爭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還不會成為過去的事情。由於富國因受較高的技術能力和自身利益的約束而會避免自我毀滅，戰爭可能已成為只有這個世界上的窮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在可預見的未來，占全人類三分之二的窮人，大概還不會按富人對他們的約束來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