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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日本來說,這一根本性的兩難處境也包含著一種歷史的必然性:由於爭取成為地區性主導大國的目標行不通,而在沒有地區基礎的情況下要成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大國又不現實,那麼,自然的結論是,日本獲得全球性領袖地位的最好辦法是積極參與世界範圍的維和活動和經濟發展。通過利用美日軍事同盟保障遠東穩定而又不讓自己捲入反華聯盟的辦法,日本能夠穩妥地為自己確立一種獨特而又有影響的全球性使命,成為推動真正國際性的、更加有效地機制化的合作的大國。這樣,日本將取得類似加拿大的地位,但要比加拿大更加強大和更具全球性影響:成為一個由於建設性地運用自己的財富和力量而得到人們的尊敬,而又不使人害怕和反感的國家。

  美國地緣戰略的調整美國政策的任務應為:確保日本作出上述選擇,中國崛起而在本地區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不致妨礙東亞力量的穩定三角平衡關係。努力處理好同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和維持包括美國在內的穩定的三方間相互作用關係,這對於美國的外交技能和政治想像力將是嚴峻的考驗。消除過去那種認為日本的經濟上升會導致所謂威脅的成見和消除對中國的政治能量的恐懼心理,有助於給必須奠基於仔細的戰略估算的政策注入冷靜的現實主義。這種估算是:如何把日本的能量納入國際方向和如何把中國的力量引入區域性妥協。

  只有這樣,美國才能在歐亞大陸的東部形成相當於歐洲在歐亞西端的一個協調的地緣政治結構,即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地區力量結構。可是,同歐洲情況不同的是,在東部大陸不會很快出現民主的橋頭堡。相反,美國同日本重新確定了方向的同盟必須成為美國同在該地區舉足輕重的中國之間實行妥協的基礎。

  從本章前兩節所作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若干對美國來說是重要的地緣戰略結論:有關中國是下一個全球性大國這樣一種流行的看法孕育著反對中國的偏執狂,並在中國內部培育著妄自尊大的思想。對於中國將肯定成為下一個全球性大國的恐懼,往好處說是為時過早,往壞處說,則可能會成為自行實現的預言。因此組織一個旨在遏制中國上升為全球性大國的聯盟會產生消極的後果。那樣做只會確保一個在地區內有影響的中國變得敵對。同時,任何這種努力都會使美日關係趨於緊張,因為大多數日本人可能會反對這樣一個聯盟。根據這一情況,美國應該不再要日本在亞太地區承擔更大的防務責任。這種努力只會妨礙穩定的日中關係的出現,同時還會使日本在本地區進一步陷於孤立。

  但是,正因為中國事實上不可能很快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也正因為如此,對中國實行地區遏制的政策不明智,把中國作為全球性的重要棋手來對待才可取。把中國拉進更廣泛的國際合作之中並賦予它所渴望的地位,能收到鈍化中國民族雄心的尖利鋒芒的效果。朝此方向可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是,吸收中國參加世界主要國家七國集團的每年一度的首腦會議,特別是既然俄羅斯已被邀請參加,就更應讓中國參加。

  不管表面現象如何,實際上中國並無很大的戰略選擇餘地。中國持續的經濟成功嚴重依賴西方資本和技術的流入和外國市場的准入。正是這一點嚴重地限制了中國的選擇。中國同一個不穩定而且貧困的俄羅斯結盟,是不可能拓寬自己的經濟或地緣政治前景的(而對俄羅斯來說,這將意味著從屬於中國)。即使玩這種主意對中、俄雙方都有點兒策略上的誘惑力,但這畢竟不是一項可行的地緣戰略選擇。援助伊朗和巴基斯坦,對中國來說具有更直接的地區和地緣政治上的意義,但也不可能以此作為認真謀取全球性大國地位的出發點。如果中國感覺到,美國(在日本的支持下)在阻撓其實現民族的或地區的抱負的話,那麼組織“反霸”聯盟可能成為最後的抉擇。但是,那將是個窮困國家的聯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它們將繼續一起貧困下去。

  大中華作為地區主導大國正在崛起。既然如此,這個大中華可能試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鄰國,而這可能導致地區的不穩定;或者大中華也許會沿襲昔日中華帝國的歷史傳統而滿足於較為間接地施展其影響。將來出現的是霸權主義的勢力範圍還是較模糊的受敬服的範圍,部分地要取決於中國政權專斷的程度,也部分地取決於起關鍵作用的外部棋手,最主要是美國和日本對大中華的出現作出反應的方式。簡單的綏靖政策會慫恿中國採取更加過分自信的姿態,但僅僅採取阻攔大中華出現的政策,也可能導致類似的結果。在某些問題上採取審慎的讓步政策,在另一些問題上則採取(對中國的行動)劃出準確界限的政策,或許能夠避免發生上述兩種極端的情況。

  無論如何,在歐亞大陸的一些地區,大中華可能發揮同美國在一個穩定而政治上多元化的歐亞大陸方面的大地緣戰略利益相匹配的地緣政治影響。例如,中國對中亞日益增加的興趣,勢必會限制俄羅斯謀求在莫斯科控制下實現任何形式的政治重新一體化的行動自由。與此相關,在有關波斯灣的問題上,中國對能源日益增長的需求,決定了中國將在保持自由進入產油地區以及產油地區的政治穩定方面與美國具有共同利益。同樣,中國支持巴基斯坦抑制了印度企圖使巴基斯坦從屬於印度的野心,並可抵消印度在阿富汗和中亞問題上同俄羅斯合作的意向。最後,中國和日本參與東西伯利亞的開發也同樣有助於促進地區的穩定。應該通過持續的戰略對話來探索這些共同利益我在1996年同中國國家安全和防務方面的最高級官員會晤中,認清了如下一些作為這種對話基礎的共同的戰略利益(有時有意地用含糊的提法):①一個和平的東南亞;②在解決近海問題中不使用武力;③和平統一中國;④朝鮮的穩定;⑤中亞的獨立自主;⑥印巴間之均勢;⑦經濟上充滿活力和國際上善良的日本;⑧一個穩定但是不太強大的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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