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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如何看待李斯的焚書主張呢？
首先，淳于越建議實行分封是個什麼性質的問題？實行焚書有必要嗎？
我認為，淳于越提出分封和當年王綰一樣都是從善意出發的，他們的目的不是要顛覆秦政權，而是要使秦政權鞏固。從王綰到淳于越，他們都是要在中央集權基礎上、行郡縣的基礎上分封子弟為王，而不是像西周那樣全面分封，把秦始皇的天下變成周天子的天下。李斯卻認為這些人是完全照搬西周的制度，以古非今——李斯把問題的性質搞錯了，搞複雜化了。
在焚書問題上，李斯小題大做，起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套用今天的一句話，是他乎悠了秦始皇。把本來可以討論的問題擴大化，便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似乎秦王朝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終於造成一場文化災難。
第二，明明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明明可以討論、甚至批評的問題，李斯為什麼要用極端的方法解決？這表現了他什麼心態？
我覺得主要是迎合心態。隨著秦專制集權制度的建立，李斯看到，皇帝的權力至高無上，作為丞相，他自覺地維護皇權，他知道，秦始皇的專權具有極強烈的排他性，即只要有他認為不利於統治的因素，都會毫不留情地掃除。為此，李斯把本來可以討論的問題提高到影響國家治亂安危的高度來認識，造成了秦始皇的高度緊張和警覺，決心燒書。他迎合了秦始皇，也就獲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穩定了。
其次， 李斯提出焚書的建議還集中體現了他的法家思想。嚴刑峻法無疑是法家思想的核心，與此相適應，法家主張在文化上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其表現就是除了法律書，別的書都不讓老百姓看。商鞅變法時就實行“燔詩書而明法令”。李斯則想通過秦始皇下命令在全國實現文化專制。
這裡有一個問題值得研究，李斯的老師荀子是戰國後期儒學大師，他跟隨老師學習，肯定讀過不少諸子百家書，你自己看了，為什麼又不讓別人讀呢？你看了沒問題，怎麼別人看了就會出問題呢？你看諸子百家不反政府，不出事，別人看怎麼就反政府，要出事呢？說穿了，這是法家的愚民政策。主張愚民政策不僅有法家，儒家、道家都有這方面的論述。法家對愚民政策講得最多。在法家看來，對老百姓就是要役使、利用，所謂戰時則用其死，平時則用其力，讓他們無休止的勞動或打仗，國家自然安定。至於知識文化，老百姓知道得越少越好。早在商鞅變法時就提出燒毀《詩》、《書》，厲行法治，禁止遊說的措施。後來，韓非繼承並發展了這種主張，他認為，不僅要用法規範人們的行動，還要嚴格限制人們的思想，這是最重要的。不許看不應看的書，不許說不應說的話，規定了思想罪。
韓非子在《說疑》中說：“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意思是，禁止出現奸邪的辦法，最好的辦法是管住人心，也就是管住思想，首先不許亂想；其次不許亂說；再其次不許做法律不允許做的事。怎樣才能使老百姓不能亂想，不能亂說呢？有一個好辦法就是不要讓他們有文化，什麼《詩》、《書》之類一律燒掉，要想學文化就學法律，“以吏為師”，把你的思想抽空，把你管得服服帖帖，你什麼也不懂，不就不會七嘴八舌了嗎？
第50節：第四講 焚書之謎(4)
說到底，愚民政策是統治者鉗制民眾思想的政策。統治者愚弄老百姓，讓老百姓變成無知的順民，更加容易統治。焚書就是愚民政策的體現。法國十八世紀傑出的政治哲學家，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對專制和獨裁政權特點進行批判，他在《論法的精神》中說：
專制國家的教育尋求的著力點是降低民眾的心智。……
在專制國家裡，只是把恐懼置於人們心中，把某些極簡單的宗教原則般的知識灌輸給人們。當權者知道，知識導致危險，競爭足以招來禍害。……所以，在這種專制國家中，從某些方面來說，教育等於零。它先掠奪人們的一切知識，然後再給人們一點點看似知識的東西。”
用這段話解讀法家的愚民政策的實質是再清楚不過的。
韓非子只是從理論上闡明了愚民政策對於維護專制統治的必要性，而李斯的焚書建議和秦始皇焚書的命令則是愚民政策的具體實施。李斯對焚書的要求十分嚴苛，不僅藏書非法，甚至“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就是說有人膽敢相互談論《詩》《書》者，就在鬧市執行死刑。
這麼嚴厲的禁書措施，究競焚書的效果怎麼樣？是不是民間的書都燒了？可以說，焚書的性質惡劣但效果卻十分有限。這道焚書令，乍一看，來勢洶洶，著實嚇人，但實際考察，我們會發現它表面如洪水猛獸，但收效甚微。為什麼這樣說呢？秦朝地域遼闊，秦與東方文化有明顯的差異。秦國奉行嚴刑峻法，燒書令可能在秦國本土能夠實行，但這道命令對東方（包括楚國）就不那麼靈了。秦可以用軍事力量征服東方，但要從思想文化上真正征服東方並不那麼容易。
首先，焚書必須讓老百姓上交書，可老百姓、讀書人就是不交，你怎麼能搜查出來！當時，書的來源主要靠筆抄在竹簡木牘上，來之不易，讀書人愛書的情感之深，是現代人難以體會的。所以藏書是當時反抗焚書令的主要辦法。特別是讀書人比如儒門後學和諸子學人，紛紛藏書。那麼，書都藏在哪裡呢？
我們如何看待李斯的焚書主張呢？
首先，淳于越建議實行分封是個什麼性質的問題？實行焚書有必要嗎？
我認為，淳于越提出分封和當年王綰一樣都是從善意出發的，他們的目的不是要顛覆秦政權，而是要使秦政權鞏固。從王綰到淳于越，他們都是要在中央集權基礎上、行郡縣的基礎上分封子弟為王，而不是像西周那樣全面分封，把秦始皇的天下變成周天子的天下。李斯卻認為這些人是完全照搬西周的制度，以古非今——李斯把問題的性質搞錯了，搞複雜化了。
在焚書問題上，李斯小題大做，起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套用今天的一句話，是他乎悠了秦始皇。把本來可以討論的問題擴大化，便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似乎秦王朝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終於造成一場文化災難。
第二，明明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明明可以討論、甚至批評的問題，李斯為什麼要用極端的方法解決？這表現了他什麼心態？
我覺得主要是迎合心態。隨著秦專制集權制度的建立，李斯看到，皇帝的權力至高無上，作為丞相，他自覺地維護皇權，他知道，秦始皇的專權具有極強烈的排他性，即只要有他認為不利於統治的因素，都會毫不留情地掃除。為此，李斯把本來可以討論的問題提高到影響國家治亂安危的高度來認識，造成了秦始皇的高度緊張和警覺，決心燒書。他迎合了秦始皇，也就獲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穩定了。
其次， 李斯提出焚書的建議還集中體現了他的法家思想。嚴刑峻法無疑是法家思想的核心，與此相適應，法家主張在文化上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其表現就是除了法律書，別的書都不讓老百姓看。商鞅變法時就實行“燔詩書而明法令”。李斯則想通過秦始皇下命令在全國實現文化專制。
這裡有一個問題值得研究，李斯的老師荀子是戰國後期儒學大師，他跟隨老師學習，肯定讀過不少諸子百家書，你自己看了，為什麼又不讓別人讀呢？你看了沒問題，怎麼別人看了就會出問題呢？你看諸子百家不反政府，不出事，別人看怎麼就反政府，要出事呢？說穿了，這是法家的愚民政策。主張愚民政策不僅有法家，儒家、道家都有這方面的論述。法家對愚民政策講得最多。在法家看來，對老百姓就是要役使、利用，所謂戰時則用其死，平時則用其力，讓他們無休止的勞動或打仗，國家自然安定。至於知識文化，老百姓知道得越少越好。早在商鞅變法時就提出燒毀《詩》、《書》，厲行法治，禁止遊說的措施。後來，韓非繼承並發展了這種主張，他認為，不僅要用法規範人們的行動，還要嚴格限制人們的思想，這是最重要的。不許看不應看的書，不許說不應說的話，規定了思想罪。
韓非子在《說疑》中說：“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意思是，禁止出現奸邪的辦法，最好的辦法是管住人心，也就是管住思想，首先不許亂想；其次不許亂說；再其次不許做法律不允許做的事。怎樣才能使老百姓不能亂想，不能亂說呢？有一個好辦法就是不要讓他們有文化，什麼《詩》、《書》之類一律燒掉，要想學文化就學法律，“以吏為師”，把你的思想抽空，把你管得服服帖帖，你什麼也不懂，不就不會七嘴八舌了嗎？
第50節：第四講 焚書之謎(4)
說到底，愚民政策是統治者鉗制民眾思想的政策。統治者愚弄老百姓，讓老百姓變成無知的順民，更加容易統治。焚書就是愚民政策的體現。法國十八世紀傑出的政治哲學家，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對專制和獨裁政權特點進行批判，他在《論法的精神》中說：
專制國家的教育尋求的著力點是降低民眾的心智。……
在專制國家裡，只是把恐懼置於人們心中，把某些極簡單的宗教原則般的知識灌輸給人們。當權者知道，知識導致危險，競爭足以招來禍害。……所以，在這種專制國家中，從某些方面來說，教育等於零。它先掠奪人們的一切知識，然後再給人們一點點看似知識的東西。”
用這段話解讀法家的愚民政策的實質是再清楚不過的。
韓非子只是從理論上闡明了愚民政策對於維護專制統治的必要性，而李斯的焚書建議和秦始皇焚書的命令則是愚民政策的具體實施。李斯對焚書的要求十分嚴苛，不僅藏書非法，甚至“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就是說有人膽敢相互談論《詩》《書》者，就在鬧市執行死刑。
這麼嚴厲的禁書措施，究競焚書的效果怎麼樣？是不是民間的書都燒了？可以說，焚書的性質惡劣但效果卻十分有限。這道焚書令，乍一看，來勢洶洶，著實嚇人，但實際考察，我們會發現它表面如洪水猛獸，但收效甚微。為什麼這樣說呢？秦朝地域遼闊，秦與東方文化有明顯的差異。秦國奉行嚴刑峻法，燒書令可能在秦國本土能夠實行，但這道命令對東方（包括楚國）就不那麼靈了。秦可以用軍事力量征服東方，但要從思想文化上真正征服東方並不那麼容易。
首先，焚書必須讓老百姓上交書，可老百姓、讀書人就是不交，你怎麼能搜查出來！當時，書的來源主要靠筆抄在竹簡木牘上，來之不易，讀書人愛書的情感之深，是現代人難以體會的。所以藏書是當時反抗焚書令的主要辦法。特別是讀書人比如儒門後學和諸子學人，紛紛藏書。那麼，書都藏在哪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