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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洋統治的末年，殺人的瘋狂已達到了極致。假若我們將這種瘋狂的行為完全“歸功於”高洋的心理變態（誠然，高洋特殊的性格與心理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大錯特錯了。
北齊是在東魏基礎上建立的國家。高歡憑著個人能力與威望建立東魏，依靠的是以懷朔鎮為主的六鎮鮮卑軍人，而在東魏－北齊所處的關東地區，山東豪強（即“趙魏豪強”）才是真正的“地頭蛇”。根據北齊時期的《關東風俗傳》記載，當時的關東門閥很囂張，所謂“種類不同，心意亦異，若遇間隙，先為亂階”。他們雖然暫時屈從於鮮卑人的強大武力，卻是同床異夢，對政權穩定構成了很大威脅。
國內存在不同族群的情況，西魏－北周也有，就掌握軍權與政權的六鎮勛貴看，周、齊的條件差不多，武川軍人的建國之路並不見得比懷朔軍人要順利。但是北周占的地盤好，關中地區向來胡漢混雜（崔浩時代就很明顯了），鮮卑、漢人之外，還有氐、羌、月氏等多個族群，各族融合由來已久。當地漢人不論士庶，並不很強調自己的族群本位主義，只要利益共享，他們就樂於與“外來戶”積極建立新的共同體。
條件不同，結果也就迥異：西魏－北周統治者能夠輕而易舉地紮根關中，並建立起強大的關隴集團；東魏－北齊則從高歡起歷經三代，到高洋末期仍然不能解決鮮卑軍人與漢人豪強之間的嚴重矛盾。
三代之中，高歡的手段相對高明，他試圖建立一套捆綁式的政治結構。首先，他藉助自己的地緣背景，捆綁了六鎮餘部；其次，他利用自己渤海蓨人的血緣背景，捆綁了關東門閥；最後，高歡利用自己的軍事優勢，捆綁了東魏王室。三種政治基礎捆綁而成，卻很不穩定，就像一對拉郎配式的夫妻一樣，即便入了洞房，也沒有情感上的交流與認可，完全是霸王硬上弓。
而高洋所面臨的困難就更大了，他是高歡諸子中最不受寵、最不被看好的，連親生母親婁太后也不喜歡他。他的即位對於鮮卑集團來說只是在別無合適選擇的情況下的被動認可。
高洋爭取不到鮮卑人的政治支持，就得求助於漢人的幫助，楊愔、魏收等漢臣於是受到了重用。儘管如此，漢族世家門閥還是把他看做鮮卑軍人的首領，對他沒有認同感，他們之所以依附於高洋，是為了能夠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好同鮮卑人的勢力對抗下去。
如此一來，高洋的種種舉措，不就容易理解了嗎？他以維護六鎮鮮卑勛貴權益為由，打擊關東的漢族門閥；又轉過來鎮壓六鎮軍人的勢力，並支持漢人主導規模不大的改革（例如制定《齊律》），從而安撫漢族門閥；此外，他又消滅元氏為代表的舊鮮卑門閥，以防止未來的隱患。
只不過，高洋的手段實在太血腥、太殘忍了，不停的殺戮在表面上壓制了矛盾，實際上使得矛盾越來越大，積重難反。北齊帝國在他統治時期的繁榮富強，僅只是暫時的假象而已。
六、叔奪侄位
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北齊的開創者、“間歇性精神病患者”文宣帝高洋，在嘗試了一切前人做過和沒有做過的事情後，由於飲酒過度引發臟器功能衰竭，死掉了，此時他剛過而立，三十一歲。
這位“瘋”皇帝留下了一個成績多多，問題也多多的國家，對於北齊人民而言，他的死是幸，還是不幸？乃是一連串讓人頭疼的難題中的一個。
一連串難題之中，最重要也最令人關心的，是封建王朝的那個經典問題：誰來繼承皇位？
問題粗看起來沒什麼懸念，高洋的嫡長子、十五歲高殷在他稱帝時就被立為太子，是名正言順的皇位繼承者。
可是，高洋卻在臨死時說了兩句耐人尋味的話。第一句是對皇后李祖娥說的：“人生死不足惜，只可憐正道（高殷字正道）這孩子年紀太小，恐怕有人要奪了他的位子啊。”第二句是對六弟常山王高演說的：“你要奪位子，那就奪吧，只求你不要傷害我的兒子。”
從這兩句話我們足可以看出，高洋不喝酒頭腦清醒的時候，政治判斷力是非常準確的。高洋很清楚，北齊帝國的遊戲從一開始，就出現了違規。違規有了一次，就難免第二次，而頭一個違規的人，正是他自己。
高歡封高澄為世子，基本上是沿襲了北魏嫡長子繼位的傳統。高澄二十九歲遇刺身亡，造成了一個意外的局面，他沒有任何法理上的繼承人——世子。以立嫡長的規矩，繼承權應當落到高澄的嫡長子，也就是正室元妃所生的高孝琬的身上。高洋憑藉手中的軍政大權繼位，本身違背了傳位的正統性。當然，高洋有一套說辭：高孝琬並非真正的世子，年紀又太小（沒有成年），而他自己也是高歡的嫡子（嫡次子），具備繼承權，這叫“兄終弟及”。但是，既然你高洋可以“兄終弟及”，那麼你的其他弟弟也同樣有資格做皇帝了，你想把皇位平穩地傳給自己的兒子，可沒那麼容易。出於這種顧忌，高洋在位期間就殺害了自己的兩個弟弟：三弟高浚與七弟高渙。
高浚和高渙的死因，與高洋所殺的那些大臣類似。高浚常勸高洋少酗酒、少淫亂，便被不耐煩的高洋抓了起來。高渙天資英武、風度超群，遭到高洋的嫉恨。民間算命的術士聲稱：“亡高者黑衣”，高洋一想，天下最黑的東西就是漆了，漆、七兩字古時相通，他深信排行第七的高渙是禍端，就把他也抓來，和高浚一起鎖進鐵籠，關進地牢里，吃飯排泄全在一處（“黑衣”的真意，指的是以黑色為戎裝的北周宇文氏，高洋防了半天，防錯了方向，就好比秦始皇因為“亡秦者胡”討伐匈奴，唐太宗因為“代唐者武氏”殺李君羨一般荒謬）。
北齊是在東魏基礎上建立的國家。高歡憑著個人能力與威望建立東魏，依靠的是以懷朔鎮為主的六鎮鮮卑軍人，而在東魏－北齊所處的關東地區，山東豪強（即“趙魏豪強”）才是真正的“地頭蛇”。根據北齊時期的《關東風俗傳》記載，當時的關東門閥很囂張，所謂“種類不同，心意亦異，若遇間隙，先為亂階”。他們雖然暫時屈從於鮮卑人的強大武力，卻是同床異夢，對政權穩定構成了很大威脅。
國內存在不同族群的情況，西魏－北周也有，就掌握軍權與政權的六鎮勛貴看，周、齊的條件差不多，武川軍人的建國之路並不見得比懷朔軍人要順利。但是北周占的地盤好，關中地區向來胡漢混雜（崔浩時代就很明顯了），鮮卑、漢人之外，還有氐、羌、月氏等多個族群，各族融合由來已久。當地漢人不論士庶，並不很強調自己的族群本位主義，只要利益共享，他們就樂於與“外來戶”積極建立新的共同體。
條件不同，結果也就迥異：西魏－北周統治者能夠輕而易舉地紮根關中，並建立起強大的關隴集團；東魏－北齊則從高歡起歷經三代，到高洋末期仍然不能解決鮮卑軍人與漢人豪強之間的嚴重矛盾。
三代之中，高歡的手段相對高明，他試圖建立一套捆綁式的政治結構。首先，他藉助自己的地緣背景，捆綁了六鎮餘部；其次，他利用自己渤海蓨人的血緣背景，捆綁了關東門閥；最後，高歡利用自己的軍事優勢，捆綁了東魏王室。三種政治基礎捆綁而成，卻很不穩定，就像一對拉郎配式的夫妻一樣，即便入了洞房，也沒有情感上的交流與認可，完全是霸王硬上弓。
而高洋所面臨的困難就更大了，他是高歡諸子中最不受寵、最不被看好的，連親生母親婁太后也不喜歡他。他的即位對於鮮卑集團來說只是在別無合適選擇的情況下的被動認可。
高洋爭取不到鮮卑人的政治支持，就得求助於漢人的幫助，楊愔、魏收等漢臣於是受到了重用。儘管如此，漢族世家門閥還是把他看做鮮卑軍人的首領，對他沒有認同感，他們之所以依附於高洋，是為了能夠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好同鮮卑人的勢力對抗下去。
如此一來，高洋的種種舉措，不就容易理解了嗎？他以維護六鎮鮮卑勛貴權益為由，打擊關東的漢族門閥；又轉過來鎮壓六鎮軍人的勢力，並支持漢人主導規模不大的改革（例如制定《齊律》），從而安撫漢族門閥；此外，他又消滅元氏為代表的舊鮮卑門閥，以防止未來的隱患。
只不過，高洋的手段實在太血腥、太殘忍了，不停的殺戮在表面上壓制了矛盾，實際上使得矛盾越來越大，積重難反。北齊帝國在他統治時期的繁榮富強，僅只是暫時的假象而已。
六、叔奪侄位
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北齊的開創者、“間歇性精神病患者”文宣帝高洋，在嘗試了一切前人做過和沒有做過的事情後，由於飲酒過度引發臟器功能衰竭，死掉了，此時他剛過而立，三十一歲。
這位“瘋”皇帝留下了一個成績多多，問題也多多的國家，對於北齊人民而言，他的死是幸，還是不幸？乃是一連串讓人頭疼的難題中的一個。
一連串難題之中，最重要也最令人關心的，是封建王朝的那個經典問題：誰來繼承皇位？
問題粗看起來沒什麼懸念，高洋的嫡長子、十五歲高殷在他稱帝時就被立為太子，是名正言順的皇位繼承者。
可是，高洋卻在臨死時說了兩句耐人尋味的話。第一句是對皇后李祖娥說的：“人生死不足惜，只可憐正道（高殷字正道）這孩子年紀太小，恐怕有人要奪了他的位子啊。”第二句是對六弟常山王高演說的：“你要奪位子，那就奪吧，只求你不要傷害我的兒子。”
從這兩句話我們足可以看出，高洋不喝酒頭腦清醒的時候，政治判斷力是非常準確的。高洋很清楚，北齊帝國的遊戲從一開始，就出現了違規。違規有了一次，就難免第二次，而頭一個違規的人，正是他自己。
高歡封高澄為世子，基本上是沿襲了北魏嫡長子繼位的傳統。高澄二十九歲遇刺身亡，造成了一個意外的局面，他沒有任何法理上的繼承人——世子。以立嫡長的規矩，繼承權應當落到高澄的嫡長子，也就是正室元妃所生的高孝琬的身上。高洋憑藉手中的軍政大權繼位，本身違背了傳位的正統性。當然，高洋有一套說辭：高孝琬並非真正的世子，年紀又太小（沒有成年），而他自己也是高歡的嫡子（嫡次子），具備繼承權，這叫“兄終弟及”。但是，既然你高洋可以“兄終弟及”，那麼你的其他弟弟也同樣有資格做皇帝了，你想把皇位平穩地傳給自己的兒子，可沒那麼容易。出於這種顧忌，高洋在位期間就殺害了自己的兩個弟弟：三弟高浚與七弟高渙。
高浚和高渙的死因，與高洋所殺的那些大臣類似。高浚常勸高洋少酗酒、少淫亂，便被不耐煩的高洋抓了起來。高渙天資英武、風度超群，遭到高洋的嫉恨。民間算命的術士聲稱：“亡高者黑衣”，高洋一想，天下最黑的東西就是漆了，漆、七兩字古時相通，他深信排行第七的高渙是禍端，就把他也抓來，和高浚一起鎖進鐵籠，關進地牢里，吃飯排泄全在一處（“黑衣”的真意，指的是以黑色為戎裝的北周宇文氏，高洋防了半天，防錯了方向，就好比秦始皇因為“亡秦者胡”討伐匈奴，唐太宗因為“代唐者武氏”殺李君羨一般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