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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閥，是“門第”和“閥閱”的結合，也就是出身背景與家族資歷。就本質而言，門閥正是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以來應運而生的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這一點，我們在《元嘉之治》中，便有所論及。
東漢之後的前三國時代，魏、蜀、吳三國的創立者，都不是門閥體制中人，而是所謂的庶族。
曹操是閹人的孫子，不屬於門閥，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為打擊門閥而生。曹操興起，從北方的袁紹到南方的劉表，不僅在軍事上敵對曹操，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排斥曹操，正是因為袁紹、劉表等人所控制的州郡，都是由門閥掌權的。
曹操雖然滅了袁紹和劉表，卻最終沒有掃平江南，被孫、劉聯軍所阻。諷刺的是，阻止他的孫、劉，也不是門閥出身。劉備自不必說，頂著皇叔的金字招牌，卻是“織席販履”之輩；即使是孫權，父子三代，也並非江東門閥。就實際統治的地盤來說，孫、劉兩家還都屬於“外來戶”，他們對治下門閥勢力軟硬兼施的打壓，也絲毫沒有放鬆過。
然而門閥畢竟屬於社會勢力的強勢一方。隨著時間的推移，此消彼長，打江山的一代人老去，守江山的一代人終究不得不向門閥勢力低頭。曹丕建立的九品中正制，是標誌門閥制度大抬頭的里程碑。自此，門閥勢力大張旗鼓地占領了歷史的舞台。
前三國時代在強大的門閥社會體制面前，終究歸於失敗。統一了前三國的西晉王朝，是門閥制度達到頂峰的時代。一種制度一旦達到頂峰，接下去也就要走下坡路了，古往今來，概無例外。西晉王朝的土崩瓦解，可算是門閥制度沒落的開始。
可是，任何舊制度的受益者，都是不會甘心放棄既得利益的，除非有更大的利益供其選擇，或者，被更大的力量所驅逐。
西晉王朝滅亡之後，東晉作為西晉法理上的繼承者，自然是盡一切可能繼承和發揚門閥制度。北方的十六國雖然沒有繼承西晉的法統，卻不得不繼承西晉的社會性。
就這樣，門閥制度繼續以不盡相同的形式在南方和北方同時存在。南方的主要問題是庶族與士族的鬥爭，即門閥體制外的人與門閥體制內的人之間的矛盾；北方則主要表現為，舊有的門閥體制內的人與新興的軍事貴族之間的矛盾。
這兩種矛盾不斷演化、解決、激發、平撫，都是整個社會發展的一種體現，同時，也是擺在每一位統治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北魏孝文帝好像認清了問題的本質，看上去他也找到了一條出路：鮮卑貴族整體接受門閥制度，鮮卑貴族本身，轉化為最大的門閥。
南方則不斷有非門閥體制內的成員，不斷參與到權力中心，從而實現對門閥制度的一種適應與修補。
前三國的歷史，仿佛還要重演。然而，三百年滄桑，此時已遠非前三國時代可比，社會已增添了許多新的因素。孝文帝的改制終於激化了六鎮兵變，那些北方佬中的北方佬，不僅打爛了北方的門閥體制，而且，又由他們中的一員——侯景，打破了南方的門閥體制。
北魏崩潰，北方門閥制度接近於死而未僵的狀態。一些大的門閥家族尚在，在地方上仍有很大的勢力，而六鎮軍事集團中也衍生出新興門閥，說明其社會影響力還沒有完全消失。因此，無論是東邊的高歡，還是西邊的宇文泰，都沒有急於將北魏徹底中結，而是搞了一個過渡，分別建立了東魏和西魏。
南方的梁國想藉助文化與宗教的力量，對門閥制度進行重新的“合理化”，出現了短暫的“迴光返照”。梁武帝初期，經濟文化比較繁榮，統治也相對穩定，但上層的門閥士族越來越貪婪腐敗，對中下層人民的壓迫也越來越深重，從而導致了梁武帝後期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
侯景之亂的爆發與三個新國家的建立，宣告門閥終結時代的到來。（需要注意的是，這還只是終結的開始，真正的終結，要等到科舉制度在隋代創立，並在唐代得到完善。即使那樣，門閥這一古老的社會現象仍然維持到了唐高宗時期，高宗“廢王立武”，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一批門閥）此時的門閥制度，已漸漸透出落日的暮氣，難再有還手之力了。
之所以門閥制度還不能徹底廢除，並不是因為其勢力仍然強勁，而只是因為還沒有找到新的替代它的制度。
因此，在北周、北齊、南陳鼎立的後三國時期，各國統治者所面對的，其實是一個共同的問題：如何建立一套足以替換舊有門閥制度的新的社會體制。誰能夠更快更好地建立這樣一套制度，誰就能走在時代的前列，贏得競爭的勝利。
這段除舊布新的歷史，就從西北的長安開始。
宇文泰一代英雄，卻也終於不能抗拒天命，在“知天命”之年，應命歸天了。臨終前，他將權力交給了侄子、中山公宇文護。
以前並不顯眼的宇文護，一下子便成了西魏上下的焦點人物。
宇文護是宇文泰的哥哥宇文顥的小兒子，東西魏對抗時期追隨宇文泰東征西討，雖不很突出，卻也立了些軍功。宇文泰曾多次跟人說，這小子在氣度上很像自己，對他十分喜愛。
雖說在宇文泰的眼裡是小子，宇文護比宇文泰的幾個兒子在年齡上要大得多，這是宇文泰選擇將身後大事託付給宇文護的重要原因。
東漢之後的前三國時代，魏、蜀、吳三國的創立者，都不是門閥體制中人，而是所謂的庶族。
曹操是閹人的孫子，不屬於門閥，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為打擊門閥而生。曹操興起，從北方的袁紹到南方的劉表，不僅在軍事上敵對曹操，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排斥曹操，正是因為袁紹、劉表等人所控制的州郡，都是由門閥掌權的。
曹操雖然滅了袁紹和劉表，卻最終沒有掃平江南，被孫、劉聯軍所阻。諷刺的是，阻止他的孫、劉，也不是門閥出身。劉備自不必說，頂著皇叔的金字招牌，卻是“織席販履”之輩；即使是孫權，父子三代，也並非江東門閥。就實際統治的地盤來說，孫、劉兩家還都屬於“外來戶”，他們對治下門閥勢力軟硬兼施的打壓，也絲毫沒有放鬆過。
然而門閥畢竟屬於社會勢力的強勢一方。隨著時間的推移，此消彼長，打江山的一代人老去，守江山的一代人終究不得不向門閥勢力低頭。曹丕建立的九品中正制，是標誌門閥制度大抬頭的里程碑。自此，門閥勢力大張旗鼓地占領了歷史的舞台。
前三國時代在強大的門閥社會體制面前，終究歸於失敗。統一了前三國的西晉王朝，是門閥制度達到頂峰的時代。一種制度一旦達到頂峰，接下去也就要走下坡路了，古往今來，概無例外。西晉王朝的土崩瓦解，可算是門閥制度沒落的開始。
可是，任何舊制度的受益者，都是不會甘心放棄既得利益的，除非有更大的利益供其選擇，或者，被更大的力量所驅逐。
西晉王朝滅亡之後，東晉作為西晉法理上的繼承者，自然是盡一切可能繼承和發揚門閥制度。北方的十六國雖然沒有繼承西晉的法統，卻不得不繼承西晉的社會性。
就這樣，門閥制度繼續以不盡相同的形式在南方和北方同時存在。南方的主要問題是庶族與士族的鬥爭，即門閥體制外的人與門閥體制內的人之間的矛盾；北方則主要表現為，舊有的門閥體制內的人與新興的軍事貴族之間的矛盾。
這兩種矛盾不斷演化、解決、激發、平撫，都是整個社會發展的一種體現，同時，也是擺在每一位統治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北魏孝文帝好像認清了問題的本質，看上去他也找到了一條出路：鮮卑貴族整體接受門閥制度，鮮卑貴族本身，轉化為最大的門閥。
南方則不斷有非門閥體制內的成員，不斷參與到權力中心，從而實現對門閥制度的一種適應與修補。
前三國的歷史，仿佛還要重演。然而，三百年滄桑，此時已遠非前三國時代可比，社會已增添了許多新的因素。孝文帝的改制終於激化了六鎮兵變，那些北方佬中的北方佬，不僅打爛了北方的門閥體制，而且，又由他們中的一員——侯景，打破了南方的門閥體制。
北魏崩潰，北方門閥制度接近於死而未僵的狀態。一些大的門閥家族尚在，在地方上仍有很大的勢力，而六鎮軍事集團中也衍生出新興門閥，說明其社會影響力還沒有完全消失。因此，無論是東邊的高歡，還是西邊的宇文泰，都沒有急於將北魏徹底中結，而是搞了一個過渡，分別建立了東魏和西魏。
南方的梁國想藉助文化與宗教的力量，對門閥制度進行重新的“合理化”，出現了短暫的“迴光返照”。梁武帝初期，經濟文化比較繁榮，統治也相對穩定，但上層的門閥士族越來越貪婪腐敗，對中下層人民的壓迫也越來越深重，從而導致了梁武帝後期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
侯景之亂的爆發與三個新國家的建立，宣告門閥終結時代的到來。（需要注意的是，這還只是終結的開始，真正的終結，要等到科舉制度在隋代創立，並在唐代得到完善。即使那樣，門閥這一古老的社會現象仍然維持到了唐高宗時期，高宗“廢王立武”，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一批門閥）此時的門閥制度，已漸漸透出落日的暮氣，難再有還手之力了。
之所以門閥制度還不能徹底廢除，並不是因為其勢力仍然強勁，而只是因為還沒有找到新的替代它的制度。
因此，在北周、北齊、南陳鼎立的後三國時期，各國統治者所面對的，其實是一個共同的問題：如何建立一套足以替換舊有門閥制度的新的社會體制。誰能夠更快更好地建立這樣一套制度，誰就能走在時代的前列，贏得競爭的勝利。
這段除舊布新的歷史，就從西北的長安開始。
宇文泰一代英雄，卻也終於不能抗拒天命，在“知天命”之年，應命歸天了。臨終前，他將權力交給了侄子、中山公宇文護。
以前並不顯眼的宇文護，一下子便成了西魏上下的焦點人物。
宇文護是宇文泰的哥哥宇文顥的小兒子，東西魏對抗時期追隨宇文泰東征西討，雖不很突出，卻也立了些軍功。宇文泰曾多次跟人說，這小子在氣度上很像自己，對他十分喜愛。
雖說在宇文泰的眼裡是小子，宇文護比宇文泰的幾個兒子在年齡上要大得多，這是宇文泰選擇將身後大事託付給宇文護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