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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謹指揮大軍渡過漢水,分派宇文護和楊忠率領精騎兵抄小路占據江陵南面的江津,堵住梁軍渡江的後路。然後,魏軍在江陵四周築起長圍,百道攻城。

  梁軍奮力抵抗,可是江陵守兵太少,援軍又過不來。守城主將胡僧祐不幸中箭陣亡,外城被攻破。梁元帝無心再守,向魏軍獻上人質投降。

  令人憤怒的是,梁元帝在投降前,命舍人高善寶把平生收藏的十四萬卷古今書籍付之一炬。(這些書大多是手抄本珍卷,不少是孤本,梁元帝就這麼給燒了。他自以為讀書萬卷,乃至失敗。我看,讀書讀成梁元帝這樣,也真是活該失敗。只是這把火對於中國文化造成的損失,我們後人已無法估量了)

  梁元帝想要自焚,被左右宮女拉住。有人勸梁元帝突圍逃往江南,梁元帝身體肥胖,行動不便,放棄了逃跑的機會。他換上白衣、跨上白馬,出江陵東門投降,一路上長吁短嘆:“蕭世誠落得如此下場!”(梁元帝字世誠)

  于謹沒有放梁元帝一條生路,他使出損招,把梁元帝轉交到蕭詧手裡。蕭詧想起兄長蕭譽之仇,氣不打一處來,上去就是一通毆打辱罵。發泄折磨夠了,蕭詧命人用大土袋壓死了梁元帝(梁元帝的死法竟和簡文帝一樣,可嘆梁國幾代君主,沒一個死得像樣的)。

  梁元帝一死,于謹把蕭詧安置在江陵,派專人“看護”,蕭詧原先的封地襄陽則被西魏吞併。于謹沒搶著梁元帝的書籍,就把江陵的文士、珍寶、儀器(比如劉宋時代的渾天儀、梁代的銅晷表等等)集中起來帶往長安,並從江陵百姓中挑選十萬男女分賞三軍為奴婢,身殘體弱的統統殺死。北朝的經濟文化又一次獲得了巨大提升,而南朝文化遭受嚴重洗劫,從此一蹶不振。

  蕭詧眼看苦心經營多年的襄陽轉眼間換成一座空蕩蕩的江陵城,後悔也沒用了,家事國事到了這地步,只好老老實實當他的傀儡。不久,蕭詧稱帝,定都江陵,以梁國正統自居,管轄範圍限於江陵方圓三百里的一州之地,奉西魏-北周為正朔,歷史上稱這個巴掌大的附庸國為西梁或後梁(需要提請注意的是,蕭詧的後梁與五代朱溫建立的後梁,沒有任何聯繫)。

  西魏盡取梁、益、雍、荊,版圖幾乎擴大了一倍,由三國中最小的一國,一躍成為面積最大的國家。

  十九、陳王爭權

  江陵陷落,梁國在江北的據點幾乎全部喪失,昔日堪與北方鮮卑抗衡的大帝國,這麼快就凋零衰敗,瀕臨崩潰,恐怕連最悲觀的預言家們都無法想像。江南僅存的那點殘山剩水,也在風雨飄搖之中,四分五裂。

  在上游,湘州刺史王琳得到梁元帝的死訊,被眾將推為盟主,駐軍長沙,傳檄州郡,派兵攻打後梁。在中游,齊文宣帝高洋派清河王高岳進軍江北,郢州刺史陸法和舉州投降,北齊留大將慕容儼扼守郢州,窺視江南。在嶺南,蕭勃趁著權力真空,盤踞廣州,儼然獨立王國。此外,浙東、福建、贛南等地也被當地豪族軍閥占據。力挽狂瀾的重擔,責無旁貸地落在了駐守長江下游的王僧辯和陳霸先的肩上。

  是伺機求生,還是慷慨赴死?此時不是個人的抉擇,而是關係著一個國家,甚至一個文化的命運。

  為了穩住局面,王僧辯和陳霸先派人到尋陽(今江西九江)迎接梁元帝的九子、江州刺史、晉安王蕭方智。蕭詧在江陵盡殺梁元帝諸子,唯有十三歲的蕭方智出鎮外藩,方才倖免於難。

  承聖四年(公元555年)二月,蕭方智到達建康。王僧辯並未馬上擁他為帝,而是奉他為太宰,做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王僧辯任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執掌實權;陳霸先被加封為征西大將軍,負責京口(今江蘇鎮江)的防務。

  王僧辯跟他的上級梁元帝一樣,缺乏政治頭腦。他既沒有看清時局的眼光,也沒有號令天下的氣魄。他擁立蕭方智,卻不一步到位,好比做事做了一半,又停下手來觀望。他想觀望各地割據勢力與北方強鄰的反應,然後確定下一招的走向,保證自己能夠有效對付各種變化。可是,這樣恰恰顯出了他的猶豫不決、舉棋不定,此乃大忌。

  果然,北齊方面因為搶地的動作沒能趕上西魏,現在不甘落後,要分享一杯羹。蕭方智上台才一天,北齊“三才”之一的邢子才便來建康,給王僧辯遞上高洋的親筆書信。

  高洋在信中說:“梁國遭受侯景之禍,又丟失了江陵,情勢危急。新主年齡太小,恐怕不堪重負。貞陽侯是梁武帝的侄子,年齡大,聲望高,足以保衛金陵。所以我國封他為梁王,請貴國接納。王將軍可分派舟船迎接,齊心協力,匡扶社稷。”緊跟著,貞陽侯也來信,要求迎奉。

  貞陽侯就是寒山之戰被俘的蕭淵明。當年他被高澄結結實實用了一把,一封信成為激活侯景之亂的關鍵誘因;高洋看中他的身份,又把他推了出來,這位皇侄的重複利用率還真挺高的。

  高洋的信,明擺著是在干涉梁國的“內政”。如果皇帝的人選都得聽你北齊的安排,那與西魏在江陵立蕭詧有什麼區別?更何況,以皇族親疏而論,蕭淵明只是梁武帝哥哥的兒子,是旁系,而蕭方智是武帝的親孫子,元帝的親兒子,是直系,憑什麼廢掉直系的,改立旁系的,於情於理都說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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