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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魏的府兵制從河橋邙山之戰後開始建立,到文帝大統十六年(公元550年),已經基本成型。此時的府兵制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六柱國體系,六名柱國大將軍依次是:李虎、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和侯莫陳崇。

  西魏所封的柱國一共有八個,另外兩名是宇文泰自己和西魏宗室、孝文帝的侄子元欣,宇文泰總攬大權,位居眾人之上,而元欣的柱國身份,更多的是對宗室的安撫,基本上是個虛職,沒有多少實權,也沒有資格統領軍隊。六柱國的實權,是直接都督兩名大將軍。大將軍的戰功與資歷僅次於柱國,包括達奚武、李遠、楊忠等十二名屢次跟隨宇文泰出征的將領,這批人的實戰經驗也是相當豐富的。每名大將軍手下再統領兩名開府,開府就可以直接對士兵發號施令了,府兵的“府”,便源於開府。

  這麼一個自上而下的軍事結構,是通過廣募豪強、擴整鄉兵組織起來的,如何才能夠有效地維繫呢?宇文泰的措施是:一、改郡望;二、改姓氏;三、物質的賞賜。

  孝文帝遷都,將鮮卑大族的籍貫一律改為河南洛陽;原本世居北方的漢族門閥,又各有各的郡望。於是宇文泰就得面對一個大問題,手下的大部分將領乃至士兵都不是關中本地人,而是五湖四海的大雜燴。中國人一向講究歸葬故里,客居他鄉久了,不免會有這樣那樣的想法。宇文泰下令,凡是納入府兵系統的有功將領,以宗族為單位,統一改變籍貫郡望。一般的原則是,你目前在什麼地方效力,籍貫就改成什麼地方人。鮮卑人本來就對自己的洛陽籍貫沒什麼感情,再改到關中也不會太在意,而改變籍貫的漢人多數功勳卓著,這更是成了一種榮耀。將士們做了關中人,向心力得以加強。

  改完郡望,宇文泰又在府兵將領中逐步推行改姓氏的政策,以消除各方人士的差異。孝文帝是改鮮卑複姓為漢族單姓,宇文泰以鮮卑人為主體建軍,就要反其道而行:對於鮮卑人,恢復原來的複姓,比如于謹,就改回原名,叫勿忸于謹;對於漢族將領,以賜姓的方式把單姓改成兩字或三字的鮮卑複姓,比如柱國中的李虎,改叫大野虎,李弼,改叫徒河弼,趙貴,改叫乙弗貴。與孝文帝的改姓不同,宇文泰的改姓是出於軍事目的,而非文化目的。賜姓的將軍手下統領的軍人,也統一跟著改姓。如此一來,並肩作戰的將士們不僅都是本地人,而且還是一家人,彼此的認同感也提高了。

  光改郡望和姓氏還不夠,最終得靠物質和財富的激勵來鞏固府兵制度。宇文泰對立功將領的賞賜極其豐厚,包括農田、奴僕、牲畜、財物,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農田,有了田地的將領,就是關中豪族。關中豪族在本地生根發芽,一個影響隋唐統治一百多年的關隴貴族集團應運而生。因此,宇文泰的軍事改革,在中國歷史上承前啟後,不容忽視。

  府兵制剛剛成型,就發生了波折。身為六柱國之首的李虎,於大統十七年(公元551年)去世。

  按理說,必須有人遞補柱國的位置,以保持六柱國的規模。朝中商議,由平定漢中的大將軍達奚武來頂這個缺。但是達奚武固辭不受,舉薦了另一個人選——義陽王元子孝。宇文泰接受達奚武的建議,把柱國大將軍的頭銜授給了元子孝。

  元子孝與元欣一樣,是西魏的宗室,身為柱國,徒有虛名。經過此次人事變動,宇文泰對府兵有了更大的直接掌控權,這引起了皇族的忌恨。

  西魏文帝與李虎同年去世,文帝心甘情願放權給宇文泰,得以善終,算是魏國末年唯一自然死亡的傀儡皇帝。繼位的太子元欽遠沒有父親那麼聽話,皇族與宇文氏的矛盾很快升溫,元欽繼位的第三年(公元553年),尚書元烈謀害宇文泰,意圖奪回皇權,計劃敗露,被宇文泰誅殺。

  元欽愈發不滿,對宇文泰怨言不斷。宇文泰安插在皇帝身邊的耳目一通報,宇文泰也不含糊,直接把元欽廢了,立他的弟弟元廓為皇帝,並且乾脆把皇族的姓也改回拓跋。拓跋廓就是西魏的最後一位皇帝,魏恭帝。

  宇文泰又改依周代的制度,取消魏帝的年號,稱元年。他參考記錄周代官制的《周禮》,改“品”為“命”(一品即九命),繼而搬用周代六卿的官名: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的職權,大體上分別對應隋唐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宇文泰自任大冢宰,其餘柱國分擔各官。這項制度,宇文泰讓蘇綽擬籌了好多年,蘇綽病逝,又由尚書右僕射盧辯接班完成。周制表面上是官名的變動,實質上確立了西魏獨特的文化體系。

  整頓好內部,宇文泰便於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十月,命于謹、宇文護、楊忠統率五萬精兵討伐江陵的梁元帝。

  于謹料到梁元帝多疑少謀,肯定會坐以待斃。他在襄陽與蕭詧的軍隊會合,長驅撲向江陵。

  火燒眉毛了,梁元帝卻還沉浸在坐穩皇位的幸福之中。他素愛道家思想,興致甚高,升殿大講《道德經》,聽眾雲集。邊境戰報傳來,手下大臣們認為梁、魏修好,不可能憑空有軍事行動。梁元帝深感有理,不做軍備,繼續講經。等到魏軍兵臨漢水,梁元帝才意識到軍情緊急,徵調遠在建康的王僧辯,一切都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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