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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將佛教演變為教化萬民的一種信仰，梁武帝“以身作則”，於天監十八年（公元519年）在宮中的華林園受菩薩戒，法名冠達。在世俗世界裡，他是國家的皇帝，在佛的世界裡，他是修行的菩薩，“皇帝菩薩”的稱呼，也由此而來。光受戒還不夠，他又在皇宮隔壁修建同泰寺（“同泰”一詞，取自他的年號“大通”的反語切音），並進寺講經說法，向萬民宣揚佛學思想，即所謂“捨身寺奴”。
第一次“捨身”，發生在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之後，梁武帝又在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捨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時間長，到了第四次，前後長達四十七天。這四十七天裡，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薩”，梁國在事實上處於無君的狀態。他在寺內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舉行四部無遮大會（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無遮，又稱無礙，範圍更大，是允許任何人自由參加的法會），講《涅槃經》和《三慧經》，聽眾達到數萬。
皇帝“捨身”為“寺奴”，國又不可一日無君，大臣們急得團團轉，只得湊足錢財為他“贖身”，一共花費了三萬億錢（一說四萬億）。
所以說，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門天子”。批評家們往往喜歡強調他佞佛，拋開意識形態，他對於佛教學說的貢獻，對於佛教文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他在佛學上最為有名的一套理論，是“三教同源說”：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
佛、儒、道三教之間的對立與爭執，由來已久。佛教於漢代傳入中原之前，儒、道就有了數百年的爭執，佛教從西域傳入後，宗教間的衝突在所難免，到魏晉南北朝達到一個高峰。比方說儒佛爭論中的禮制問題，僧人覲見皇帝是否應當行士大夫的跪拜禮節，從東晉到劉宋都有過大規模的辯論，跪拜令屢頒屢廢，出世的僧人還是占了上風。
又比如道、佛之爭，西晉道士王浮撰寫了一部《老子化胡經》，說老子出關，往生西方後，才有了佛教。這一說法自然遭到了佛教信徒的不斷攻擊，劉宋末年，又有道士顧歡撰寫《夷夏論》，極力誣佛，兩家的爭論升級。佛教徒說，佛祖派了三個弟子到中國，一個是孔子，一個是顏淵，另一個就是老子。大家各自意淫，爭吵也得不出個結果。
梁武帝頒布《舍道詔》，將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為國教，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裁決。但是他不把儒、道兩教一棒子打死，因為他本人在儒、道方面的修養都不低，留下了很多註解孔子、老子思想的著作。他認為儒、道也有不少優點，三教不應對抗，而應融合，彼此作為參照與補充。他常常稱釋迦牟尼、孔子和老子為“三聖”，也重視儒、道兩教的作用，大力開辦經學館，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等等。這些舉措，是相當符合他最高統治者的身份的。
梁武帝在三教同源說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了很多容易接受的佛教戒律，對今天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開僧人必須吃素之先河。
素食之風於中國，比較有歷史。道家的養生之道中，就包含了“五穀為養，五果為助”的飲食理論。文人喜歡搞素食齋禁，有甚於現代的女生瘦身行為，是一種風尚。如果幹涉別人的吃素行為，那就可能有坐牢的危險，弄不好還會掉腦袋，更誇張的是，如果在吃素的時候不小心放了一個屁，被人聽到了，那叫“坐齋不謹”，也會被砍頭。（如此看來，古人玩時尚，可要比現代人喜歡玩的“極限大挑戰”刺激多了，搞不好就把小命扔裡頭）
相對來說佛教就比較人性化了，它有所謂吃“三淨肉”的說法，即：一謂眼不見殺；二謂耳不聞殺；三謂不為我殺。只要符合這三個條件，信徒是可以吃肉的。今天很多地方還是如此，不說遠的，我有一位泰國的朋友告訴我，泰國的和尚就吃肉。
“葷”的本意也不是肉類，“葷”通“熏”（粵語裡這兩個字就同音），是指氣味熏人的蔬菜，比如蔥、蒜、韭菜等（今天不少人，尤其是女生，不喜歡吃這些，說起來也是很有修行潛質的）。“葷”字從草而不從肉，便是明證。
慢慢地人們的思想又有了“進步”。佛教徒相信六道輪迴，一切眾生，生生死死，因因果果，永遠在裡頭死循環。今生你吃了豬，下輩子你就要做豬被人吃，吃來吃去，都是受苦，太可憐了。（這邏輯實在荒謬。聽過一個笑話：有個和尚勸一個殺牛的改行，說你殺牛殺多了，來世要變牛的。結果殺牛的說：“既然如此，那我還是殺個和尚吧，因為我來世想當和尚。”）
梁武帝想治標也治本，就在受戒之前，下一道詔令，乾脆規定，僧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吃肉。他自己做得特模範：每天只吃一餐，內容以豆羹米飯為主，沒有一點油膩葷腥之物，非常簡樸。而且，他還改變早年一度沉湎女色的作風，絕斷房事，五十歲後再也未臨幸任何女子。
除了食素，寺院撞鐘的傳統也源自梁武帝。他曾向高僧寶志請教：“怎樣才能擺脫地獄之苦？”寶志的回答是：“人的苦痛不能一時消失，但是如果聽到鐘聲敲響，苦痛就會暫時停歇。”（這在心理和生理上看的確有其道理）梁武帝便下詔寺院撞鐘，“夜半鐘聲到客船”的寒山寺，就是梁武帝敕命賜建。（寶志是南朝前半期修行極高的僧人，活了九十七歲，據說，他是民間濟公活佛的原型）
第一次“捨身”，發生在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之後，梁武帝又在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捨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時間長，到了第四次，前後長達四十七天。這四十七天裡，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薩”，梁國在事實上處於無君的狀態。他在寺內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舉行四部無遮大會（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無遮，又稱無礙，範圍更大，是允許任何人自由參加的法會），講《涅槃經》和《三慧經》，聽眾達到數萬。
皇帝“捨身”為“寺奴”，國又不可一日無君，大臣們急得團團轉，只得湊足錢財為他“贖身”，一共花費了三萬億錢（一說四萬億）。
所以說，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門天子”。批評家們往往喜歡強調他佞佛，拋開意識形態，他對於佛教學說的貢獻，對於佛教文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他在佛學上最為有名的一套理論，是“三教同源說”：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
佛、儒、道三教之間的對立與爭執，由來已久。佛教於漢代傳入中原之前，儒、道就有了數百年的爭執，佛教從西域傳入後，宗教間的衝突在所難免，到魏晉南北朝達到一個高峰。比方說儒佛爭論中的禮制問題，僧人覲見皇帝是否應當行士大夫的跪拜禮節，從東晉到劉宋都有過大規模的辯論，跪拜令屢頒屢廢，出世的僧人還是占了上風。
又比如道、佛之爭，西晉道士王浮撰寫了一部《老子化胡經》，說老子出關，往生西方後，才有了佛教。這一說法自然遭到了佛教信徒的不斷攻擊，劉宋末年，又有道士顧歡撰寫《夷夏論》，極力誣佛，兩家的爭論升級。佛教徒說，佛祖派了三個弟子到中國，一個是孔子，一個是顏淵，另一個就是老子。大家各自意淫，爭吵也得不出個結果。
梁武帝頒布《舍道詔》，將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為國教，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裁決。但是他不把儒、道兩教一棒子打死，因為他本人在儒、道方面的修養都不低，留下了很多註解孔子、老子思想的著作。他認為儒、道也有不少優點，三教不應對抗，而應融合，彼此作為參照與補充。他常常稱釋迦牟尼、孔子和老子為“三聖”，也重視儒、道兩教的作用，大力開辦經學館，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等等。這些舉措，是相當符合他最高統治者的身份的。
梁武帝在三教同源說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了很多容易接受的佛教戒律，對今天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開僧人必須吃素之先河。
素食之風於中國，比較有歷史。道家的養生之道中，就包含了“五穀為養，五果為助”的飲食理論。文人喜歡搞素食齋禁，有甚於現代的女生瘦身行為，是一種風尚。如果幹涉別人的吃素行為，那就可能有坐牢的危險，弄不好還會掉腦袋，更誇張的是，如果在吃素的時候不小心放了一個屁，被人聽到了，那叫“坐齋不謹”，也會被砍頭。（如此看來，古人玩時尚，可要比現代人喜歡玩的“極限大挑戰”刺激多了，搞不好就把小命扔裡頭）
相對來說佛教就比較人性化了，它有所謂吃“三淨肉”的說法，即：一謂眼不見殺；二謂耳不聞殺；三謂不為我殺。只要符合這三個條件，信徒是可以吃肉的。今天很多地方還是如此，不說遠的，我有一位泰國的朋友告訴我，泰國的和尚就吃肉。
“葷”的本意也不是肉類，“葷”通“熏”（粵語裡這兩個字就同音），是指氣味熏人的蔬菜，比如蔥、蒜、韭菜等（今天不少人，尤其是女生，不喜歡吃這些，說起來也是很有修行潛質的）。“葷”字從草而不從肉，便是明證。
慢慢地人們的思想又有了“進步”。佛教徒相信六道輪迴，一切眾生，生生死死，因因果果，永遠在裡頭死循環。今生你吃了豬，下輩子你就要做豬被人吃，吃來吃去，都是受苦，太可憐了。（這邏輯實在荒謬。聽過一個笑話：有個和尚勸一個殺牛的改行，說你殺牛殺多了，來世要變牛的。結果殺牛的說：“既然如此，那我還是殺個和尚吧，因為我來世想當和尚。”）
梁武帝想治標也治本，就在受戒之前，下一道詔令，乾脆規定，僧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吃肉。他自己做得特模範：每天只吃一餐，內容以豆羹米飯為主，沒有一點油膩葷腥之物，非常簡樸。而且，他還改變早年一度沉湎女色的作風，絕斷房事，五十歲後再也未臨幸任何女子。
除了食素，寺院撞鐘的傳統也源自梁武帝。他曾向高僧寶志請教：“怎樣才能擺脫地獄之苦？”寶志的回答是：“人的苦痛不能一時消失，但是如果聽到鐘聲敲響，苦痛就會暫時停歇。”（這在心理和生理上看的確有其道理）梁武帝便下詔寺院撞鐘，“夜半鐘聲到客船”的寒山寺，就是梁武帝敕命賜建。（寶志是南朝前半期修行極高的僧人，活了九十七歲，據說，他是民間濟公活佛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