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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珽一看韋孝寬吃了秤砣，又向城裡的守兵喊道：“韋城主受了宇文黑獺的恩祿，死守還說得過去；你們這些將士們，何必跟著他送死呢？”他又往城裡射去賞令，上寫：“誰能斬城主投降，拜為太尉，封開國公，城邑萬戶，絲帛萬匹。”
韋孝寬收下賞令，翻過面來寫道：“誰能斬高歡，照此封賞。”回射到城外。高歡氣炸了肺，用鐵鎖鎖上韋孝寬在關東的侄子韋遷，刀架脖子，押到城下，韋孝寬不投降，就殺掉韋遷。韋孝寬不為所動，看都不看一眼。城中士卒感動不已，個個抱定決死之心。
東魏在玉壁城下，苦戰近六十天，死傷慘重。時值隆冬，軍中缺衣少藥，疾病蔓延，史載“死者七萬人”。高歡的腦力與體力都發揮到了極限，舊病復發，倒在了軍營中，於是，出現了本部開篇那一幕悲壯的場景。
一片《敕勒歌》的歌聲中，高歡想起了六鎮草原上的遼闊天空，想起了懷朔到洛陽的郵差生涯，想起了騎馬趕牛的逃難歲月，想起了那個豪氣萬丈的青年賀六渾。一世坎坷，一路拼搏，今天的你，是憾，是恨，是喜，是哀？
曠日持久的龍虎鬥，漸漸走到了尾聲。十四年，以早婚早育的北朝人的標準，是一代人的時光。臨到末了，我們還是忍不住問一個很俗的問題：高歡與宇文泰，誰更強？
論成就，高歡由一名不起眼的懷朔鎮小兵起家，廣結賓友，先後效力杜洛周、葛榮、爾朱榮，信都起兵，以一州之力，席捲整個關東；宇文泰出身武川鎮將之家，投葛榮，降爾朱，入關平亂，接手賀拔岳軍隊，將關中經營得有聲有色，才得以積累資本與高歡抗衡。兩人各得天下三分之一，勝敗如梅花間竹，難分高低。
論用人，高歡看重一個義字，惜才愛士，但為了短期的戰略目標，忽視了北魏遺留的吏治腐敗，造成軍士貪婪無度，難以遏止，最終毀掉了他青年時代的理想，也毀掉了高家的霸業；宇文泰最看重的是賞罰分明，嚴禁部下貪財暴民，作威作福，關中每一個人才都能被他任用得恰到好處，所謂的六柱國、十二將軍，大多數的能力其實不及高敖曹、侯景、斛律金，甚至比不了竇泰、彭樂、段韶、尉景等人，卻能名垂千古，建功立業。韋孝寬玉壁成名，就是宇文泰用人的最佳範例。
論治軍，高歡主力大多為鎮兵，六鎮之亂後魚龍混雜，素質參差不齊。高歡撫恤士兵，的確很有一套，然而囿於本人出身，對軍隊過分放縱，導致鮮卑兵將與漢族士人長期對立。宇文泰在軍隊數量上處於絕對劣勢，可是窮則變，變則通，首創府兵制，通過組建關隴集團，客觀上融合了關中各民族的矛盾，從而使西魏軍隊轉弱為強。兩相比較，宇文泰又稍稍勝出。
不過，高歡創下的家業幅員遼闊，人才濟濟。高歡死後，宇文泰也無力奈何東魏。二十年內，西魏－北周處於戰略防禦，這從另一側面說明了高歡的強勢。“誰是強者”的問題，爭論了一千五百年，也許還將再爭論一千五百年……
武定五年元旦，日食。人們自然想到，高敖曹戰死那年的元旦，同樣發生了日食，輪到高歡去追尋他心愛的大將了。高歡在病榻上悲呼：“日食是為我麼？死亦何恨？”他把高澄從鄴城召到晉陽，說了平生最後一段遺言：“你面有憂色，莫非憂慮侯景會叛麼？哎，侯景飛揚跋扈，專制河南，已有十多年，我能養他而已，又豈是你能駕馭的？厙狄干、斛律金一干老臣，性情耿直，不會負你；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奔，必無異心；親戚之中，段韶智勇雙全，可任大事；彭樂心腹難得，需加提防（後來彭樂果然謀反被誅）。舉國之內，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意不用他，就是留給你的，你可委以重任，謹記勿忘。”
正月初八，高歡病逝，享年五十二歲。五天後，侯景反，天下大亂。請看下部《侯景之亂》。
第二部 侯景之亂
一、佛門天子
“宇宙”一詞，在英語中，是cosmos，或者universe，其他西方語言也大致相仿。現代英語的cosmos和universe基本同義，兩個詞的區別在於，前者來源於希臘語，表示“秩序”，與“混沌”（插os）相對，後者來源於拉丁語的universus，由uni（同一個）和versus（朝向，動詞vertere的過去分詞）組成，表示朝著同一個方向行動的整體，其引申義，就是全部物質現象的總和。
在我們中國人的哲學裡，所謂“宇”，就是天地四方，泛指空間，所謂“宙”，就是古往今來，泛指時間。兩個字合在一起，就是空間和時間的總體，簡單明了。中國人造詞的智慧，比起西方人來，高明得不止一點兩點。
更高明的是，依此理論，一個人，也可以是一個宇宙。人是狹義上的空間和時間的總體。
的確有人以宇宙自居的，這個人就是侯景。侯景的一生，那是相當不可思議的，不可思議到必須要用宇宙來形容的地步。成就侯景的不可思議的，則是另一個不可思議的人——南朝的梁武帝。“不可思議”，出自《維摩詰經·不思議品》，是佛教里的名詞，而梁武帝正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甚至不客氣地說，是一個有些極端的佛教徒。
關於梁武帝對佛教的虔誠，正史上的記載非常詳盡，《梁書》說他“篤信正法，尤長釋典，制《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複數百卷。聽覽餘閒，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眾，常萬餘人。”他所主持編譯的佛經就有數百卷之多，境內修建、供養的佛寺近三千所。“寺”本是古代行政機構的名稱，比如光祿寺、大理寺，宦官最初的稱呼之一，就是寺人。南北朝時代的佛寺文化在世人心目中落地生根，以至於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寺”首先聯想到的是佛教寺院裡的僧侶，而不是大理寺里的包拯。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數字只有可能保守，絕沒有誇張。南朝的寺院與浮屠（即佛塔），與北朝的石窟與佛像相映生輝，是中國佛教文化古蹟上的一對奇葩。
韋孝寬收下賞令，翻過面來寫道：“誰能斬高歡，照此封賞。”回射到城外。高歡氣炸了肺，用鐵鎖鎖上韋孝寬在關東的侄子韋遷，刀架脖子，押到城下，韋孝寬不投降，就殺掉韋遷。韋孝寬不為所動，看都不看一眼。城中士卒感動不已，個個抱定決死之心。
東魏在玉壁城下，苦戰近六十天，死傷慘重。時值隆冬，軍中缺衣少藥，疾病蔓延，史載“死者七萬人”。高歡的腦力與體力都發揮到了極限，舊病復發，倒在了軍營中，於是，出現了本部開篇那一幕悲壯的場景。
一片《敕勒歌》的歌聲中，高歡想起了六鎮草原上的遼闊天空，想起了懷朔到洛陽的郵差生涯，想起了騎馬趕牛的逃難歲月，想起了那個豪氣萬丈的青年賀六渾。一世坎坷，一路拼搏，今天的你，是憾，是恨，是喜，是哀？
曠日持久的龍虎鬥，漸漸走到了尾聲。十四年，以早婚早育的北朝人的標準，是一代人的時光。臨到末了，我們還是忍不住問一個很俗的問題：高歡與宇文泰，誰更強？
論成就，高歡由一名不起眼的懷朔鎮小兵起家，廣結賓友，先後效力杜洛周、葛榮、爾朱榮，信都起兵，以一州之力，席捲整個關東；宇文泰出身武川鎮將之家，投葛榮，降爾朱，入關平亂，接手賀拔岳軍隊，將關中經營得有聲有色，才得以積累資本與高歡抗衡。兩人各得天下三分之一，勝敗如梅花間竹，難分高低。
論用人，高歡看重一個義字，惜才愛士，但為了短期的戰略目標，忽視了北魏遺留的吏治腐敗，造成軍士貪婪無度，難以遏止，最終毀掉了他青年時代的理想，也毀掉了高家的霸業；宇文泰最看重的是賞罰分明，嚴禁部下貪財暴民，作威作福，關中每一個人才都能被他任用得恰到好處，所謂的六柱國、十二將軍，大多數的能力其實不及高敖曹、侯景、斛律金，甚至比不了竇泰、彭樂、段韶、尉景等人，卻能名垂千古，建功立業。韋孝寬玉壁成名，就是宇文泰用人的最佳範例。
論治軍，高歡主力大多為鎮兵，六鎮之亂後魚龍混雜，素質參差不齊。高歡撫恤士兵，的確很有一套，然而囿於本人出身，對軍隊過分放縱，導致鮮卑兵將與漢族士人長期對立。宇文泰在軍隊數量上處於絕對劣勢，可是窮則變，變則通，首創府兵制，通過組建關隴集團，客觀上融合了關中各民族的矛盾，從而使西魏軍隊轉弱為強。兩相比較，宇文泰又稍稍勝出。
不過，高歡創下的家業幅員遼闊，人才濟濟。高歡死後，宇文泰也無力奈何東魏。二十年內，西魏－北周處於戰略防禦，這從另一側面說明了高歡的強勢。“誰是強者”的問題，爭論了一千五百年，也許還將再爭論一千五百年……
武定五年元旦，日食。人們自然想到，高敖曹戰死那年的元旦，同樣發生了日食，輪到高歡去追尋他心愛的大將了。高歡在病榻上悲呼：“日食是為我麼？死亦何恨？”他把高澄從鄴城召到晉陽，說了平生最後一段遺言：“你面有憂色，莫非憂慮侯景會叛麼？哎，侯景飛揚跋扈，專制河南，已有十多年，我能養他而已，又豈是你能駕馭的？厙狄干、斛律金一干老臣，性情耿直，不會負你；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奔，必無異心；親戚之中，段韶智勇雙全，可任大事；彭樂心腹難得，需加提防（後來彭樂果然謀反被誅）。舉國之內，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意不用他，就是留給你的，你可委以重任，謹記勿忘。”
正月初八，高歡病逝，享年五十二歲。五天後，侯景反，天下大亂。請看下部《侯景之亂》。
第二部 侯景之亂
一、佛門天子
“宇宙”一詞，在英語中，是cosmos，或者universe，其他西方語言也大致相仿。現代英語的cosmos和universe基本同義，兩個詞的區別在於，前者來源於希臘語，表示“秩序”，與“混沌”（插os）相對，後者來源於拉丁語的universus，由uni（同一個）和versus（朝向，動詞vertere的過去分詞）組成，表示朝著同一個方向行動的整體，其引申義，就是全部物質現象的總和。
在我們中國人的哲學裡，所謂“宇”，就是天地四方，泛指空間，所謂“宙”，就是古往今來，泛指時間。兩個字合在一起，就是空間和時間的總體，簡單明了。中國人造詞的智慧，比起西方人來，高明得不止一點兩點。
更高明的是，依此理論，一個人，也可以是一個宇宙。人是狹義上的空間和時間的總體。
的確有人以宇宙自居的，這個人就是侯景。侯景的一生，那是相當不可思議的，不可思議到必須要用宇宙來形容的地步。成就侯景的不可思議的，則是另一個不可思議的人——南朝的梁武帝。“不可思議”，出自《維摩詰經·不思議品》，是佛教里的名詞，而梁武帝正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甚至不客氣地說，是一個有些極端的佛教徒。
關於梁武帝對佛教的虔誠，正史上的記載非常詳盡，《梁書》說他“篤信正法，尤長釋典，制《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複數百卷。聽覽餘閒，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眾，常萬餘人。”他所主持編譯的佛經就有數百卷之多，境內修建、供養的佛寺近三千所。“寺”本是古代行政機構的名稱，比如光祿寺、大理寺，宦官最初的稱呼之一，就是寺人。南北朝時代的佛寺文化在世人心目中落地生根，以至於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寺”首先聯想到的是佛教寺院裡的僧侶，而不是大理寺里的包拯。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數字只有可能保守，絕沒有誇張。南朝的寺院與浮屠（即佛塔），與北朝的石窟與佛像相映生輝，是中國佛教文化古蹟上的一對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