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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儒家學派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漢學派，一個是宋學派，兩派各有自己獨特的觀點。兩派最大的分歧在於是否尊重宋明理學。《四庫全書》館的編修人員眾多，也存在著這兩個學派。漢學派的代表人物是學者戴震，漢學派治學態度嚴謹，方法較為縝密，擅長考據，但是編修書籍有時候過於煩瑣，甚至為追求證據而脫離實際；宋學派代表人物是翁方綱和姚鼐，擅長理論。兩派學術觀點針鋒相對，難免有激烈爭論。幸好和珅擅長從中穿插協調，就算批評某一觀點也是從實際出發，並不偏袒某一學派。他的最高原則是“爭論要有助於編書”，在這一原則下，兩派摒棄派系鬥爭，求同存異，很好地完成了編纂工作。
和珅雖然通曉文學，但畢竟首先是一個政客，而乾隆最關注的不僅僅是文化事業，還要控制文化和言論，這一點和珅當然明白——這也是乾隆讓和珅當正總裁的原因。第一部《四庫全書》的抄錄工作接近尾聲，他首先想到的是怎樣規避“違制”言論才能讓皇上滿意，而不是書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他標記出“胡”、“虜”、“賊”、“虜廷”、“入寇”、“南寇”等字，然後找來了負責校對工作的陸費墀以及負責編纂內容的紀曉嵐。和珅對他們表示：清朝是外族入關，皇族對這些字很敏感，應該用別的字替換。
紀曉嵐是名人，不用多作介紹；陸費墀是浙江桐鄉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進士，曾任禮部侍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開館，陸費墀被聘任為四庫全書館總校及副總裁，專職負責校對工作。
二人聽了和珅的話，認為他過慮了。和珅進一步申明觀點，二人也據理力爭，認為這只是歷史文獻，輕易替換會造成後人閱讀上的不便，降低《四庫全書》的文獻價值，有違皇帝的本意。和珅日夜伺候乾隆，當然對自己的判斷非常自信，而陸費墀、紀曉嵐也堅持自己的看法，雙方一時間陷入僵局。最後，和珅把這一問題呈交皇上，請皇上定奪。
乾隆帝果然對和珅的提議大家讚賞，命令將書中出現的“胡”、“虜”“賊”、“虜廷”等字眼，一律用“全”、“敵”、“人”、“北廷”等替換。乾隆還斥責了紀曉嵐、陸錫熊、陸費墀等人不體察聖意，編纂不用心的行為，而對和珅大加讚賞。乾隆帝覺得這還不算完，他還催促各地加緊查繳違禁書籍。一經發現，立即沒收。
紀曉嵐、陸費墀等人雖然一百個不樂意，無奈聖命難違，只得忍氣吞聲逐一對所有涉及的字進行了修改。這種工作不僅毫無意義，而且費時費力，一個多月才完成。不料乾隆帝見他們遲遲不能完成，認為紀曉嵐工作不力，故意拖延時間，又把他們申斥了一番。紀曉嵐、陸費墀等人費力不討好，又不敢發作，只好忍氣吞聲。
和珅卻從中嘗到了甜頭，此後更是越發嚴厲，甚至流於形式，只要有“違逆”的言辭，《四庫全書》中一律刪改。他已經猜透乾隆控制輿論的心思，就趁著搜集文獻的機會，多次下令查繳“違禁”書籍，對清朝有詆毀，甚至稍有“影射”之嫌的書籍，一律加以銷毀。就這樣，編入《四庫全書》的資料大都做了相應修改，有些甚至失了原意，在客觀上降低了資料的真實性。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庫全書》終於完成了。全套書用不同的顏色區分開來，四部書的顏色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經部為綠色，史部為紅色，子部為月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為灰黑色，而《四庫全書總目》採用代表皇權的黃色。
乾隆有鑑於痛失《永樂大典》的前車之鑑，命人抄寫了7部《四庫全書》，以防丟失。分別貯於北京紫禁城皇宮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瀋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又在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宮孤山聖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於京師翰林院。其中文淵閣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體也更工整。
《四庫全書》在和珅的全力主持下終於大功告成，並且按照乾隆帝的旨意刪去了對清廷不利的字句，這又為他贏得乾隆的信任和歡心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從此和珅不僅在官場扶搖直上，在文化活動中也頻頻插手，先後主持了多部重要圖書的編纂工作。
不管是負責《四庫全書》等官修書籍，還是插手其他的文化事務，和珅都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和珅一直都是乾隆個人意志的完美執行者，乾隆有和珅作為文化項目的負責人，是他的幸運。但是和珅為討好乾隆而肆意篡改歷史資料，卻是我國歷史文化上的一大不幸。
第三章 追逐權力——手中有權好辦事
獨霸軍機攬大權
和珅對權力有一種強烈的渴望，就像他對金錢的欲望一樣，是與生俱來的。和珅恨不得自己就是皇帝，掌握一切大權。所以，他不但不能容忍同僚中有人地位超過自己，而且總是儘量把所有的軍政大權都攥在自己手中。到了乾隆後期，和珅幾乎掌控了軍機處所有重要的部門的權力，形成了實際意義上的獨霸局面。
和珅雖然通曉文學，但畢竟首先是一個政客，而乾隆最關注的不僅僅是文化事業，還要控制文化和言論，這一點和珅當然明白——這也是乾隆讓和珅當正總裁的原因。第一部《四庫全書》的抄錄工作接近尾聲，他首先想到的是怎樣規避“違制”言論才能讓皇上滿意，而不是書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他標記出“胡”、“虜”、“賊”、“虜廷”、“入寇”、“南寇”等字，然後找來了負責校對工作的陸費墀以及負責編纂內容的紀曉嵐。和珅對他們表示：清朝是外族入關，皇族對這些字很敏感，應該用別的字替換。
紀曉嵐是名人，不用多作介紹；陸費墀是浙江桐鄉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進士，曾任禮部侍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開館，陸費墀被聘任為四庫全書館總校及副總裁，專職負責校對工作。
二人聽了和珅的話，認為他過慮了。和珅進一步申明觀點，二人也據理力爭，認為這只是歷史文獻，輕易替換會造成後人閱讀上的不便，降低《四庫全書》的文獻價值，有違皇帝的本意。和珅日夜伺候乾隆，當然對自己的判斷非常自信，而陸費墀、紀曉嵐也堅持自己的看法，雙方一時間陷入僵局。最後，和珅把這一問題呈交皇上，請皇上定奪。
乾隆帝果然對和珅的提議大家讚賞，命令將書中出現的“胡”、“虜”“賊”、“虜廷”等字眼，一律用“全”、“敵”、“人”、“北廷”等替換。乾隆還斥責了紀曉嵐、陸錫熊、陸費墀等人不體察聖意，編纂不用心的行為，而對和珅大加讚賞。乾隆帝覺得這還不算完，他還催促各地加緊查繳違禁書籍。一經發現，立即沒收。
紀曉嵐、陸費墀等人雖然一百個不樂意，無奈聖命難違，只得忍氣吞聲逐一對所有涉及的字進行了修改。這種工作不僅毫無意義，而且費時費力，一個多月才完成。不料乾隆帝見他們遲遲不能完成，認為紀曉嵐工作不力，故意拖延時間，又把他們申斥了一番。紀曉嵐、陸費墀等人費力不討好，又不敢發作，只好忍氣吞聲。
和珅卻從中嘗到了甜頭，此後更是越發嚴厲，甚至流於形式，只要有“違逆”的言辭，《四庫全書》中一律刪改。他已經猜透乾隆控制輿論的心思，就趁著搜集文獻的機會，多次下令查繳“違禁”書籍，對清朝有詆毀，甚至稍有“影射”之嫌的書籍，一律加以銷毀。就這樣，編入《四庫全書》的資料大都做了相應修改，有些甚至失了原意，在客觀上降低了資料的真實性。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庫全書》終於完成了。全套書用不同的顏色區分開來，四部書的顏色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經部為綠色，史部為紅色，子部為月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為灰黑色，而《四庫全書總目》採用代表皇權的黃色。
乾隆有鑑於痛失《永樂大典》的前車之鑑，命人抄寫了7部《四庫全書》，以防丟失。分別貯於北京紫禁城皇宮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瀋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又在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宮孤山聖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於京師翰林院。其中文淵閣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體也更工整。
《四庫全書》在和珅的全力主持下終於大功告成，並且按照乾隆帝的旨意刪去了對清廷不利的字句，這又為他贏得乾隆的信任和歡心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從此和珅不僅在官場扶搖直上，在文化活動中也頻頻插手，先後主持了多部重要圖書的編纂工作。
不管是負責《四庫全書》等官修書籍，還是插手其他的文化事務，和珅都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和珅一直都是乾隆個人意志的完美執行者，乾隆有和珅作為文化項目的負責人，是他的幸運。但是和珅為討好乾隆而肆意篡改歷史資料，卻是我國歷史文化上的一大不幸。
第三章 追逐權力——手中有權好辦事
獨霸軍機攬大權
和珅對權力有一種強烈的渴望，就像他對金錢的欲望一樣，是與生俱來的。和珅恨不得自己就是皇帝，掌握一切大權。所以，他不但不能容忍同僚中有人地位超過自己，而且總是儘量把所有的軍政大權都攥在自己手中。到了乾隆後期，和珅幾乎掌控了軍機處所有重要的部門的權力，形成了實際意義上的獨霸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