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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巡撫孫士毅因為涉及李侍堯一案，已經被革職，押解京城。按照孫士毅的罪名，本應發配伊犁流放。若真的發配伊犁，能否返回內地實在難以料定。幸虧和珅對孫士毅比較了解，知道他頗有才氣，再加上孫士毅在辦案期間還曾經幫過和珅，和珅認定此人可以爭取，決心幫他一把，把他調去編纂《四庫全書》。於是，和珅啟奏乾隆：“孫士毅只不過是李侍堯案的一個從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他的所作所為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況且臣聽說孫士毅才學廣博，如今編纂《四庫全書》正是用人之際，把這樣一個熟讀經書的飽學之士發配伊犁，豈不是暴殄天物？不如將他調去編修《四庫全書》，將功贖罪。這樣一來，孫士毅必定感激皇恩浩蕩，盡心竭力。如果他再出什麼差錯，皇帝再定他的罪，諒他也無話可說。”乾隆見對編書有利，就欣然應允，乾隆為了編《四庫全書》而赦免一個流放之人，可見他對這本書的重視。
和珅心中明白，自己那點學問只能哄乾隆帝高興，真正要編纂《四庫全書》，還得靠“實力派”的紀曉嵐等人，因此非常重視他們的意見。《四庫全書》主體內容的編篡大部分是由紀曉嵐完成的，和珅除了嚴格把關不利於朝廷的文字內容外，平時並不“外行領導內行”，不去干擾這些學者的工作，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和珅的領導才能。
除了編輯人才缺乏外，和珅面臨的還有文獻搜集的問題。編書需要參考文獻，朝廷雖然已經幾次下詔尋找歷史上流落下來的文獻，但人民歷經戰火，肚子都難以填飽，哪還有精力保護圖書，所以很多民間文獻都散失了。明朝永樂年間成書的《永樂大典》是重要的官方參考文獻，它收錄了古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種之多。全書分門別類，輯錄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古書資料，經史子集、道釋、醫卜雜家之書匯聚群分，甚為詳備。更難能可貴的是，收錄在《永樂大典》的古代文獻都經過詳細的考證，而且未曾刪改，對編修《四庫全書》很有借鑑意義。但是可惜，經歷明末清初的那場戰亂，《永樂大典》全本早已不見蹤影。紀曉嵐等人多次到翰林院查找都沒有結果。
和珅上任後，也曾認真查訪過《永樂大典》的下落。他經過查閱歷史資料得知，《永樂大典》編成後一直珍藏在南京。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將《永樂大典》帶到了北京，收藏在故宮內。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謄寫了副本一部，從此《永樂大典》就有正副兩部。後來，《永樂大典》的正本遺失，副本一直保存在明朝的檔案庫內。乾隆時期，檔案庫的藏書無論公藏私藏都已經發展到了頂峰，尤其是翰林院內的藏書更是浩如煙海，再加上一直疏於管理，所以一時無法找到也在情理之中。但和珅堅持認為《永樂大典》肯定就在其中，只要細細查閱，一定能夠找到。
和珅於是請求乾隆給翰林院下旨，再次查找《永樂大典》的下落。翰林院官員雖然老大不樂意，也只好遵旨再查找一次。
和珅怕翰林院的官員敷衍了事，不肯認真翻閱，於是親自帶人到翰林院的藏書庫查找，但還是沒見蹤影。翰林院的官員說，這部大典一定是在明末戰火中遺失了。和珅又認真查閱了資料，認定《永樂大典》這麼重要的典籍，就算是丟失了，也一定會有記載。現在竟然沒有一點記載，那麼副本應該還在翰林院的某處保存著。
和珅經過仔細揣摩，覺得一定可以找到。於是下令：除書庫外，將各處房屋的頂架、角落，閒置的亭子、閣樓等再認真查找一遍。眾人見和珅這樣執著，只好對翰林院展開全方位搜索，不留一個死角。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在一個名叫敬一亭的偏僻閣樓的角落裡發現了塵封已久的《永樂大典》。和珅找到這部書，為《四庫全書》的編修立下大功。
乾隆力爭使《四庫全書》涵蓋儘可能多的書，所以資料來源非常廣泛，除了民間捐獻和從翰林院調取資料，國子監以及內務府也藏有大量古書典籍，這裡收藏有珍貴的宋、金、遼、元、明的善本，並且還有各朝實錄、玉碟與《大清會典》，具有很強的史料性。這些對編修《四庫全書》極為有利。另外，乾隆帝喜歡鑑賞書畫，他在昭仁殿有一個專門的藏書處，將宮中珍稀古籍聚於此，並賜名“天祿琳琅”，是清皇家藏書的精華所在，有很多外面見不到的歷代珍籍善本。這些書都是五色織錦封面、宣綾包角，每冊書的封面和封底襯頁上都鈐上“五福五倀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繼鑒”等五玉璽，稱之為“乾隆五璽”。
內務府和“天祿琳琅”的書向來只供皇族閱讀，並不外借。和珅為了保證《四庫全書》的質量，懇請乾隆允許翰林前往宮中把這些珍貴的書籍抄寫一份副本，以作《四庫全書》編修之用，乾隆恩准。
這樣，經過和珅的努力，《四庫全書》的參考文獻豐富起來，編修進度明顯加快。而四庫全書館裡那些學識淵博、自視清高的文人對和珅這個正總裁也開始另眼相看。
我們常說，一千個人心中就有一千部《三國演義》。學派思想深重的治學文人，凡是參與全書編修的人都是國家的名人大儒。這些人難免有不同的治學觀點，再加上讀書人特有的倔脾氣，把他們協調到一起工作確實是個大難題。
和珅心中明白，自己那點學問只能哄乾隆帝高興，真正要編纂《四庫全書》，還得靠“實力派”的紀曉嵐等人，因此非常重視他們的意見。《四庫全書》主體內容的編篡大部分是由紀曉嵐完成的，和珅除了嚴格把關不利於朝廷的文字內容外，平時並不“外行領導內行”，不去干擾這些學者的工作，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和珅的領導才能。
除了編輯人才缺乏外，和珅面臨的還有文獻搜集的問題。編書需要參考文獻，朝廷雖然已經幾次下詔尋找歷史上流落下來的文獻，但人民歷經戰火，肚子都難以填飽，哪還有精力保護圖書，所以很多民間文獻都散失了。明朝永樂年間成書的《永樂大典》是重要的官方參考文獻，它收錄了古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種之多。全書分門別類，輯錄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古書資料，經史子集、道釋、醫卜雜家之書匯聚群分，甚為詳備。更難能可貴的是，收錄在《永樂大典》的古代文獻都經過詳細的考證，而且未曾刪改，對編修《四庫全書》很有借鑑意義。但是可惜，經歷明末清初的那場戰亂，《永樂大典》全本早已不見蹤影。紀曉嵐等人多次到翰林院查找都沒有結果。
和珅上任後，也曾認真查訪過《永樂大典》的下落。他經過查閱歷史資料得知，《永樂大典》編成後一直珍藏在南京。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將《永樂大典》帶到了北京，收藏在故宮內。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謄寫了副本一部，從此《永樂大典》就有正副兩部。後來，《永樂大典》的正本遺失，副本一直保存在明朝的檔案庫內。乾隆時期，檔案庫的藏書無論公藏私藏都已經發展到了頂峰，尤其是翰林院內的藏書更是浩如煙海，再加上一直疏於管理，所以一時無法找到也在情理之中。但和珅堅持認為《永樂大典》肯定就在其中，只要細細查閱，一定能夠找到。
和珅於是請求乾隆給翰林院下旨，再次查找《永樂大典》的下落。翰林院官員雖然老大不樂意，也只好遵旨再查找一次。
和珅怕翰林院的官員敷衍了事，不肯認真翻閱，於是親自帶人到翰林院的藏書庫查找，但還是沒見蹤影。翰林院的官員說，這部大典一定是在明末戰火中遺失了。和珅又認真查閱了資料，認定《永樂大典》這麼重要的典籍，就算是丟失了，也一定會有記載。現在竟然沒有一點記載，那麼副本應該還在翰林院的某處保存著。
和珅經過仔細揣摩，覺得一定可以找到。於是下令：除書庫外，將各處房屋的頂架、角落，閒置的亭子、閣樓等再認真查找一遍。眾人見和珅這樣執著，只好對翰林院展開全方位搜索，不留一個死角。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在一個名叫敬一亭的偏僻閣樓的角落裡發現了塵封已久的《永樂大典》。和珅找到這部書，為《四庫全書》的編修立下大功。
乾隆力爭使《四庫全書》涵蓋儘可能多的書，所以資料來源非常廣泛，除了民間捐獻和從翰林院調取資料，國子監以及內務府也藏有大量古書典籍，這裡收藏有珍貴的宋、金、遼、元、明的善本，並且還有各朝實錄、玉碟與《大清會典》，具有很強的史料性。這些對編修《四庫全書》極為有利。另外，乾隆帝喜歡鑑賞書畫，他在昭仁殿有一個專門的藏書處，將宮中珍稀古籍聚於此，並賜名“天祿琳琅”，是清皇家藏書的精華所在，有很多外面見不到的歷代珍籍善本。這些書都是五色織錦封面、宣綾包角，每冊書的封面和封底襯頁上都鈐上“五福五倀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繼鑒”等五玉璽，稱之為“乾隆五璽”。
內務府和“天祿琳琅”的書向來只供皇族閱讀，並不外借。和珅為了保證《四庫全書》的質量，懇請乾隆允許翰林前往宮中把這些珍貴的書籍抄寫一份副本，以作《四庫全書》編修之用，乾隆恩准。
這樣，經過和珅的努力，《四庫全書》的參考文獻豐富起來，編修進度明顯加快。而四庫全書館裡那些學識淵博、自視清高的文人對和珅這個正總裁也開始另眼相看。
我們常說，一千個人心中就有一千部《三國演義》。學派思想深重的治學文人，凡是參與全書編修的人都是國家的名人大儒。這些人難免有不同的治學觀點，再加上讀書人特有的倔脾氣，把他們協調到一起工作確實是個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