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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入朝後，石介寫信給富弼，鼓勵他“行伊、周之事”。夏竦得知此事，唆使家中婢女模仿石介筆跡，練成之後，篡改了這封信件，將“行伊、周之事”改為“行伊、霍之事”。 伊尹、周公連稱是指周朝輔佐天子的賢臣，而伊尹、霍光連稱是漢朝廢立國君的奸臣。
這一改非同小可，等於誹謗改革派的勢力已威脅到君權。此事傳出，范仲淹與富弼十分恐懼。為了避嫌，立即請求出朝巡邊，不久分別出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和河北宣撫使，慶曆新政陷入僵局。
這時，宋夏和議形成，各地的叛亂與起義也已鎮壓平息，仁宗皇帝突然覺得本是太平盛世，而新政只能引起紛爭不斷，令他厭煩。不久，富弼的岳父、范仲淹和歐陽修的引薦人晏殊罷相，諫官蔡襄和孫甫等人自求外放，新政的領袖與骨幹幾乎全被排擠出朝，朝中只剩下樞密使杜衍盡力保護尚在朝中的革新派官員。
然而反對派並不罷休，杜衍的女婿、進奏院的蘇舜欽在一次活動之後宴請來賓，席中有位王益柔戲作了一首《傲歌》助興，詩中有“醉臥北極譴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兩句。
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此事，指控蘇舜欽等人誹謗周、孔，犯大不敬之罪，要求誅殺王益柔。幸得韓琦及時進言，仁宗才從輕發落，將蘇舜欽從官府中除名，將王益柔等人貶官了事。王拱辰等成功打擊了改革派官員，甚為得意，聲稱“一舉網盡”。
接著反對新政的一派官員繼續攻擊新政官員相互支援、結為朋黨，仁宗又開始聽信傳言，對改革派的支持進一步動搖。
慶曆五年，范仲淹、富弼被正式罷去宰相職位，貶為知州，杜衍罷相，韓琦也被擠出朝廷。
隨著革新派官員被盡數趕出朝廷，新政的各項措施也在反對聲中被基本廢除。
同一年，石介也被外放到濮州任通判，未到任所便在家中病亡。當時，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反，敗露後被殺抄家，恰好查到石介以前與孔直溫的來往書信。夏竦藉此大作文章，編造無中生有的謠言，向仁宗帝報告，說石介其實沒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搬救兵去了。
這一招狠毒至極，仁宗帝聞訊，大為震驚，下令派官員要對石介開棺驗屍，參加石介喪事的數百人集體聯名上奏，證明石介已死，才倖免開棺，但石介的子孫仍被當作罪人交池州拘管。
歐陽修對此義憤填膺，認為反對派對革新派是趕盡殺絕，企圖讓革新派再無翻身的機會。慶曆六年（公元1046年）的一個秋夜，他含淚打開石介的遺著《徂徠集》，寫下了一首五言長詩《重讀徂徠集》，哀悼石介，詩中寫道：
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
眾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
已埋猶不信，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
我欲犯眾怒，為子記此冤。
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第十七章 國失棟樑
慶曆二年，宋軍在西北遭遇定川寨大敗，范仲淹緊急派軍馳援涇州，當時的知涇州滕子京出色地動員涇州軍民為宋軍提供了充足的軍需物資，為涇州保衛戰的勝利立下赫赫戰功，扭轉了戰爭局勢，並最終迫使西夏國趙元昊簽訂了和平協議。
第二年范仲淹被調回京城，擔任樞密院副使、參知政事。便推薦滕子京任慶州知州。
不久，就有一位駐紮在涇州的武官鄭戩告發滕子京在涇州一役中濫用公用錢，監察御史隨即指控滕子京在涇州耗費公款十六萬貫，甚至懷疑滕子京貪污公款。與滕子京一起被控告的還有手下張亢，因為他用公款私自做生意賺錢。
按宋朝的規定，涇州一年的公用錢不過八百貫，滕子京涇州一戰所用的開支，竟是朝廷規定公用錢的200多倍，豈不是有大問題？
事實卻並不是這樣。涇州一年的公用錢確實是八百貫，其實是指正常情況下由中央財政中直接下撥的數額。但各地的公用錢，主要並不全來源於中央財政，而是來源於各地方財政，這部分的數額並不確定。此外，中央政府還對戰時的邊境州府特撥公用錢，這部分的數額往往遠大於一般年度的公用錢。
滕子京的公用錢，主要用於戰爭之後的酒宴犒勞羌族首領和士兵，又按當時邊疆風俗，在佛寺里為在定川寨戰爭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禱，並發放撫恤金給死者親屬，收服邊疆部族民心，這種做法在當時是得到朝廷允許和鼓勵的。
除此之外，滕子京可能還用這部分錢饋贈給了一些試圖在西北邊疆建功立業的遊俠、游士之徒。
施耐奄在《水滸傳》中寫到的“花和尚”魯智深、“青面獸”楊志”等人投奔過的大、小種經略相公，也就是指種諤和种師道，他們是種世衡的兒子和孫子，而種世衡正是范仲淹在西北前線最得力的助手。當時的西北前線，也有很多像魯智深、楊志之類的豪俠參與戰爭活動。
宋代大儒張載當時就在前線遊蕩，試圖建立軍功，後來拜見范仲淹，范仲淹勸他回家讀書，將來可成大器，報效朝廷。滕子京本來就是習武之人，很欣賞豪俠之士，於是將一部分公用錢就用在這些人身上。
仁宗皇帝聽說滕子京濫用公款，有貪污嫌疑，並將滕子京貶為權知鳳翔府，又派出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審理此案。
這一改非同小可，等於誹謗改革派的勢力已威脅到君權。此事傳出，范仲淹與富弼十分恐懼。為了避嫌，立即請求出朝巡邊，不久分別出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和河北宣撫使，慶曆新政陷入僵局。
這時，宋夏和議形成，各地的叛亂與起義也已鎮壓平息，仁宗皇帝突然覺得本是太平盛世，而新政只能引起紛爭不斷，令他厭煩。不久，富弼的岳父、范仲淹和歐陽修的引薦人晏殊罷相，諫官蔡襄和孫甫等人自求外放，新政的領袖與骨幹幾乎全被排擠出朝，朝中只剩下樞密使杜衍盡力保護尚在朝中的革新派官員。
然而反對派並不罷休，杜衍的女婿、進奏院的蘇舜欽在一次活動之後宴請來賓，席中有位王益柔戲作了一首《傲歌》助興，詩中有“醉臥北極譴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兩句。
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此事，指控蘇舜欽等人誹謗周、孔，犯大不敬之罪，要求誅殺王益柔。幸得韓琦及時進言，仁宗才從輕發落，將蘇舜欽從官府中除名，將王益柔等人貶官了事。王拱辰等成功打擊了改革派官員，甚為得意，聲稱“一舉網盡”。
接著反對新政的一派官員繼續攻擊新政官員相互支援、結為朋黨，仁宗又開始聽信傳言，對改革派的支持進一步動搖。
慶曆五年，范仲淹、富弼被正式罷去宰相職位，貶為知州，杜衍罷相，韓琦也被擠出朝廷。
隨著革新派官員被盡數趕出朝廷，新政的各項措施也在反對聲中被基本廢除。
同一年，石介也被外放到濮州任通判，未到任所便在家中病亡。當時，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反，敗露後被殺抄家，恰好查到石介以前與孔直溫的來往書信。夏竦藉此大作文章，編造無中生有的謠言，向仁宗帝報告，說石介其實沒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搬救兵去了。
這一招狠毒至極，仁宗帝聞訊，大為震驚，下令派官員要對石介開棺驗屍，參加石介喪事的數百人集體聯名上奏，證明石介已死，才倖免開棺，但石介的子孫仍被當作罪人交池州拘管。
歐陽修對此義憤填膺，認為反對派對革新派是趕盡殺絕，企圖讓革新派再無翻身的機會。慶曆六年（公元1046年）的一個秋夜，他含淚打開石介的遺著《徂徠集》，寫下了一首五言長詩《重讀徂徠集》，哀悼石介，詩中寫道：
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
眾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
已埋猶不信，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
我欲犯眾怒，為子記此冤。
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第十七章 國失棟樑
慶曆二年，宋軍在西北遭遇定川寨大敗，范仲淹緊急派軍馳援涇州，當時的知涇州滕子京出色地動員涇州軍民為宋軍提供了充足的軍需物資，為涇州保衛戰的勝利立下赫赫戰功，扭轉了戰爭局勢，並最終迫使西夏國趙元昊簽訂了和平協議。
第二年范仲淹被調回京城，擔任樞密院副使、參知政事。便推薦滕子京任慶州知州。
不久，就有一位駐紮在涇州的武官鄭戩告發滕子京在涇州一役中濫用公用錢，監察御史隨即指控滕子京在涇州耗費公款十六萬貫，甚至懷疑滕子京貪污公款。與滕子京一起被控告的還有手下張亢，因為他用公款私自做生意賺錢。
按宋朝的規定，涇州一年的公用錢不過八百貫，滕子京涇州一戰所用的開支，竟是朝廷規定公用錢的200多倍，豈不是有大問題？
事實卻並不是這樣。涇州一年的公用錢確實是八百貫，其實是指正常情況下由中央財政中直接下撥的數額。但各地的公用錢，主要並不全來源於中央財政，而是來源於各地方財政，這部分的數額並不確定。此外，中央政府還對戰時的邊境州府特撥公用錢，這部分的數額往往遠大於一般年度的公用錢。
滕子京的公用錢，主要用於戰爭之後的酒宴犒勞羌族首領和士兵，又按當時邊疆風俗，在佛寺里為在定川寨戰爭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禱，並發放撫恤金給死者親屬，收服邊疆部族民心，這種做法在當時是得到朝廷允許和鼓勵的。
除此之外，滕子京可能還用這部分錢饋贈給了一些試圖在西北邊疆建功立業的遊俠、游士之徒。
施耐奄在《水滸傳》中寫到的“花和尚”魯智深、“青面獸”楊志”等人投奔過的大、小種經略相公，也就是指種諤和种師道，他們是種世衡的兒子和孫子，而種世衡正是范仲淹在西北前線最得力的助手。當時的西北前線，也有很多像魯智深、楊志之類的豪俠參與戰爭活動。
宋代大儒張載當時就在前線遊蕩，試圖建立軍功，後來拜見范仲淹，范仲淹勸他回家讀書，將來可成大器，報效朝廷。滕子京本來就是習武之人，很欣賞豪俠之士，於是將一部分公用錢就用在這些人身上。
仁宗皇帝聽說滕子京濫用公款，有貪污嫌疑，並將滕子京貶為權知鳳翔府，又派出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審理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