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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閣校勘歐陽修也寫信指責諫官高若納，說范仲淹無罪被逐，高若納身為諫官，不分是非，不向皇帝諫言，實屬無恥之徒。高若納氣不打一處，立即將信件上交仁宗，結果仁宗皇帝震怒，將歐陽修貶到夷陵縣任縣官。
館閣校勘蔡襄目睹言者均被貶職，心中感到憤憤不平，寫了《四賢一不肖詩》五首，讚譽范仲淹、余靖、尹洙尹、歐陽修四人，諷刺奸臣高若納。一時京城士人爭相傳抄《四賢一不肖詩》：
人稟天地中和生，氣之正者為誠明。
誠明所鍾皆賢傑，從容中道無欹傾。
嘉謀讜論范京兆，激奸糾繆揚王庭。
積羽沈舟毀銷骨，正人夫從奸者朋。
主知膠固未遐棄，兩轓五馬猶專城。
歐陽祕閣官職卑，欲雪忠良無路岐。
累幅長書快幽憤，一責司諫心無疑。
人謂高君如撻市，出見縉紳無麵皮。
高君攜書奏天子，游言容色仍怡怡。
反謂範文謀疏闊，投彼南方誠為宜。
永叔忤意竄西蜀，不免一中讒人機。
汲黯嘗糾公孫詐，弘於上前多謝之。
上待公孫禮益厚，當時史官猶刺譏
司諫不能自引咎，復將憶過揚當時。
四公稱賢爾不肖，讒言易入天難欺。
朝家若有觀風使，此語請與風人詩。
這篇詩作一出京城，士民爭相傳抄，大有洛陽紙貴之勢。此時，契丹使者聞悉購得此名篇刊本回去，張貼在幽州館裡品賞。若干年後，大宋出使契丹的官員甚至還在契丹境內見到此詩。
過了一年，范仲淹正在知潤州任上，有地方發生了地震，朝廷照例召集群臣議論災異，史館葉清臣上奏皇帝說：“自從范仲淹、余靖等因為言事被逐，臣民們都不敢議論朝政了，希望陛下能切實反省，引過自責，善待敢於直言之人。”
七年之中，朝廷中不斷有人為范仲淹講話，范仲淹又在西北前線立下大功，仁宗皇帝終於決定重新重用范仲淹這一批革新派官員，以改革國家弊政。
朝廷先後下旨調夏竦任樞密使，范仲淹、韓琦任樞密副使。范仲淹因為西北戰事還沒有結束，五次上奏要求繼續留在西邊前線，駐守邊關，但未得到仁宗皇帝的同意。
在將范仲淹調回京城之前，宋仁宗皇帝還任命了歐陽修、王素、蔡襄三人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朝中呂夷簡一派看到范仲淹的人占據諫院，便再次攻擊他們私結朋黨。
歐陽修怕皇上再次聽信呂夷簡一派讒言，特意寫了一篇《朋黨論》進獻。在《朋黨論》中，歐陽修對朋党進行了重新定義，指出，朋黨也分君子之朋、小人之朋，君子結黨，遵循道義，小人結黨，為利所驅，因此皇上應該屏退小人之偽朋，而進用君子之真朋黨。
仁宗皇帝看了歐陽修上表的奏章，覺得很有新意，非常欣賞。
諫官歐陽修、余靖和御史中丞王拱辰認為夏竦在陝西期間，畏懼怯懦，毫無建樹，而且詭計多端，奸邪狡詐，一致反對夏竦任樞密使。此後仁宗皇帝連續收到反對夏竦入京的奏疏，最後不得不撤消對夏竦的樞密使任命。
當范仲淹回到京城時，發現朝廷中已經大變模樣。仁宗皇帝已經免掉了呂夷簡的宰相職務，改任司徒、監修國史。新任的宰相一位是舉薦過范仲淹的晏殊，另一位則是章得象，另一位樞密副使富弼，是晏殊的女婿，四位諫官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這些人一直以來都是范仲淹改革的堅定擁護者。只有御史中丞王拱辰是呂夷簡的舊黨。
不久，仁宗皇帝又對宰相班子進行了調整，任用范仲淹和賈昌朝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總理），任命杜衍為樞密使，韓琦和富弼為樞密副使。
仁宗皇帝這次起用范仲淹等人，目的比較明確。朝廷正在經歷一個多事之秋，先是西北開戰，接著沂州士卒王倫率眾起義，張海和郭邈山在商山起義。令仁宗吃驚的是，這些起事的隊伍所到州縣，宋朝官吏全無戰鬥力，或作鳥獸散，或以兵甲為禮，迎接起事者入住縣衙。
內憂外患，使得仁宗皇帝感受到了統治的危機，於是想重用范仲淹等一批有志於改革的官員來振興朝政。
慶曆三年（1043）九月，宋王室在危機面前主動要求變革，顯示出巨大的勇氣。改革進程中，趙禎顯得非常焦躁，每次召見范仲淹、韓琦、富弼三人時，都必定要求馬上提出改革方案，要天下立致太平。
范仲淹私下對人說：“皇帝對我可謂優厚之極，但事情有緩急，革除多年的積弊，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趙禎繼續頒下手詔：“朝野上下都認為你們是國家人才，我寄予厚望，希望范仲淹、富弼你們不要迴避，儘快擬定改革方案，陳列獻上。”每天催得很急。
天章閣是宋室陳列供奉先皇畫像、遺墨、御集的地方，有著神聖的意義。趙禎打開天章閣，召見范仲淹、富弼，賜座，賜紙筆，命兩人立即上奏當世急務。
宋初宰相地位下降，不能像漢唐那樣與皇帝坐而論道。趙禎如此舉動，自認為是天大的恩賜，將振興國家的責任交給臣子。
二人感到壓力巨大，不敢就座，倉惶告退。范仲淹窮盡心力，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寫成《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改革綱領。
館閣校勘蔡襄目睹言者均被貶職，心中感到憤憤不平，寫了《四賢一不肖詩》五首，讚譽范仲淹、余靖、尹洙尹、歐陽修四人，諷刺奸臣高若納。一時京城士人爭相傳抄《四賢一不肖詩》：
人稟天地中和生，氣之正者為誠明。
誠明所鍾皆賢傑，從容中道無欹傾。
嘉謀讜論范京兆，激奸糾繆揚王庭。
積羽沈舟毀銷骨，正人夫從奸者朋。
主知膠固未遐棄，兩轓五馬猶專城。
歐陽祕閣官職卑，欲雪忠良無路岐。
累幅長書快幽憤，一責司諫心無疑。
人謂高君如撻市，出見縉紳無麵皮。
高君攜書奏天子，游言容色仍怡怡。
反謂範文謀疏闊，投彼南方誠為宜。
永叔忤意竄西蜀，不免一中讒人機。
汲黯嘗糾公孫詐，弘於上前多謝之。
上待公孫禮益厚，當時史官猶刺譏
司諫不能自引咎，復將憶過揚當時。
四公稱賢爾不肖，讒言易入天難欺。
朝家若有觀風使，此語請與風人詩。
這篇詩作一出京城，士民爭相傳抄，大有洛陽紙貴之勢。此時，契丹使者聞悉購得此名篇刊本回去，張貼在幽州館裡品賞。若干年後，大宋出使契丹的官員甚至還在契丹境內見到此詩。
過了一年，范仲淹正在知潤州任上，有地方發生了地震，朝廷照例召集群臣議論災異，史館葉清臣上奏皇帝說：“自從范仲淹、余靖等因為言事被逐，臣民們都不敢議論朝政了，希望陛下能切實反省，引過自責，善待敢於直言之人。”
七年之中，朝廷中不斷有人為范仲淹講話，范仲淹又在西北前線立下大功，仁宗皇帝終於決定重新重用范仲淹這一批革新派官員，以改革國家弊政。
朝廷先後下旨調夏竦任樞密使，范仲淹、韓琦任樞密副使。范仲淹因為西北戰事還沒有結束，五次上奏要求繼續留在西邊前線，駐守邊關，但未得到仁宗皇帝的同意。
在將范仲淹調回京城之前，宋仁宗皇帝還任命了歐陽修、王素、蔡襄三人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朝中呂夷簡一派看到范仲淹的人占據諫院，便再次攻擊他們私結朋黨。
歐陽修怕皇上再次聽信呂夷簡一派讒言，特意寫了一篇《朋黨論》進獻。在《朋黨論》中，歐陽修對朋党進行了重新定義，指出，朋黨也分君子之朋、小人之朋，君子結黨，遵循道義，小人結黨，為利所驅，因此皇上應該屏退小人之偽朋，而進用君子之真朋黨。
仁宗皇帝看了歐陽修上表的奏章，覺得很有新意，非常欣賞。
諫官歐陽修、余靖和御史中丞王拱辰認為夏竦在陝西期間，畏懼怯懦，毫無建樹，而且詭計多端，奸邪狡詐，一致反對夏竦任樞密使。此後仁宗皇帝連續收到反對夏竦入京的奏疏，最後不得不撤消對夏竦的樞密使任命。
當范仲淹回到京城時，發現朝廷中已經大變模樣。仁宗皇帝已經免掉了呂夷簡的宰相職務，改任司徒、監修國史。新任的宰相一位是舉薦過范仲淹的晏殊，另一位則是章得象，另一位樞密副使富弼，是晏殊的女婿，四位諫官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這些人一直以來都是范仲淹改革的堅定擁護者。只有御史中丞王拱辰是呂夷簡的舊黨。
不久，仁宗皇帝又對宰相班子進行了調整，任用范仲淹和賈昌朝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總理），任命杜衍為樞密使，韓琦和富弼為樞密副使。
仁宗皇帝這次起用范仲淹等人，目的比較明確。朝廷正在經歷一個多事之秋，先是西北開戰，接著沂州士卒王倫率眾起義，張海和郭邈山在商山起義。令仁宗吃驚的是，這些起事的隊伍所到州縣，宋朝官吏全無戰鬥力，或作鳥獸散，或以兵甲為禮，迎接起事者入住縣衙。
內憂外患，使得仁宗皇帝感受到了統治的危機，於是想重用范仲淹等一批有志於改革的官員來振興朝政。
慶曆三年（1043）九月，宋王室在危機面前主動要求變革，顯示出巨大的勇氣。改革進程中，趙禎顯得非常焦躁，每次召見范仲淹、韓琦、富弼三人時，都必定要求馬上提出改革方案，要天下立致太平。
范仲淹私下對人說：“皇帝對我可謂優厚之極，但事情有緩急，革除多年的積弊，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趙禎繼續頒下手詔：“朝野上下都認為你們是國家人才，我寄予厚望，希望范仲淹、富弼你們不要迴避，儘快擬定改革方案，陳列獻上。”每天催得很急。
天章閣是宋室陳列供奉先皇畫像、遺墨、御集的地方，有著神聖的意義。趙禎打開天章閣，召見范仲淹、富弼，賜座，賜紙筆，命兩人立即上奏當世急務。
宋初宰相地位下降，不能像漢唐那樣與皇帝坐而論道。趙禎如此舉動，自認為是天大的恩賜，將振興國家的責任交給臣子。
二人感到壓力巨大，不敢就座，倉惶告退。范仲淹窮盡心力，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寫成《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改革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