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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這樣一封密信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對三人有了充分了解之後的精心安排。果如曹操所料,張遼見信率先表態,慷慨激昂地表示決一死戰,緊接著附和的便是李典。《三國志·李典傳》有這樣的記載:“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何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眾與遼破走權。”

  一個隊伍只有團結才會有戰鬥力。曹營內戰將雲集,有的性如烈火,視死如歸(如典韋、龐德等),每有大戰惡鬥,曹操總是派他們披堅執銳,衝鋒陷陣;有的智勇雙全,文武兼備(如曹仁、張郃等),曹操平時把他們放在重要崗位,遇有戰事,放手讓他們統率諸軍,獨當一面;有的膽識不足,優柔寡斷,曹操就因人制宜,將他們搭配在合適的主帥營中,當好配角。

  仔細分析,這正是曹操用人上的超常表現。三駕馬車,各有自己的方向,這樣絕無戰鬥力可言。如把互不和睦的三人擰在一起,必先有兩人攜手。由此可見,用兵之法,目的在於才盡其用,將帥只有用人不拘一格才能夠打勝仗。

  大千世界,沒有性格完全相同的人。不同性格、性情的人適宜做不同的工作。領導者必須把握手下人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徵,來全面衡量一個人的才幹,因人而異,量才而用。

  對有特殊才能的人,一定要儘可能給他們最好的條件和待遇。特殊人才,特殊待遇,這是我們應該遵循的原則。

  對能力很強的人,可採取多方面任用的方法,既能夠讓他們發揮多方面的、更大的作用,又可以調動他們樂於貢獻、多出成績的積極性。

  人之長處固然值得發揚,而從人之短處中挖掘出長處,由善用人之長發展到善用人之短,這也是用人藝術的精華之所在。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長與短都不是絕對的,任何時候沒有靜止不變的長,也沒有靜止不變的短。關鍵要學會怎樣充分利用。

  曹操就是這樣靈活地掌握並運用三人的性格和能力,才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用人智慧。

  看重義氣 靠道義換來忠誠

  三國時期,曹操的實力最雄厚,也最善於籠絡人才,卻沒有能夠打動關羽,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關羽更看重劉備的義氣。所以,從關羽的掛印封金而去,曹操也懂得了那些為了利益而來的人才與那些為了道義而來的人才相比,後者更死心塌地,更忠誠。所以,曹操用人對於道義方面更加重視。

  我們待人接物有時難免以利益為重,但利益相誘卻並不總是有效的,因為天下許多講義氣的人,他們看重的並不僅僅是利益,而是對自己的尊重。

  當年,袁紹派遣大將顏良攻打東郡,曹操調董昭擔任魏郡太守,跟隨曹操征討顏良。顏良死後,曹操包圍鄴城。

  當時,袁紹同族人春卿擔任魏郡太守。在鄴地中,他的父親元長在揚州,曹操派人迎來。董昭寫信給春卿說:“我聽說,對父母孝順的人不會為了獲得功利而背離他們去,仁義的人不會為了謀求私利背棄君王。有志之士不乘時局動亂而僥倖獲取成功,聰明的人不以虛假奸詐之道而危害自己。您的父親過去躲避戰亂,不得已去了南方的百越一帶。這並非疏遠兒女,而是陶醉於吳會的山水。

  賢明的人常常見識深遠,認為這樣做是很恰當的。曹公憐惜他堅守志向,離群索居,所以特地派使者前往江東,迎來送往,現在快到此地了。即使你處於偏僻平靜的地方,依靠有仁義道德的人,位置也會像泰山一樣穩固,身體像松樹那樣挺拔。從道義來說,仍然應當離開百姓而去侍奉雙親。況且邾儀父開始同隱公結盟時,魯人雖褒獎他,卻沒有爵位。然而凡來經君王下令,不能尊以爵位,這是《春秋》所闡明的大義。何況誅現在所依託的是一個危機之國,接受的是假託的命夸呢?

  如果與不逞之徒為伍,而自己父親的安危卻不能體恤,不能說是孝;忘記祖宗所尊幸的是漢朝,安於擔任不是正道的偽職,很難說是忠。忠孝都已廢除,說不上是智。再說你曾經被曹公以禮相召,你親近同族人而疏遠父母,依附袁紹而遠離朝廷,為了不當俸祿而背叛知己,遠離幸福而接近危亡,拋棄道義而蒙受奇恥大辱,不是很可惜嗎?如果你能迅速改過,輔佐皇帝,奉養父親,跟隨曹公,忠孝兩全,也有顯赫的功名。你應該做長遠計劃,早日拿定主意。”

  這是一番明大義、識大體的勸慰之詞,讀來讓人怦然心動。

  自古以來的領袖,他們對人們的影響一般側重於社會道德、道義責任、國家安危。其用人之謀皆為經天緯地的大智謀。

  歷史上很多能人賢士出來做事,許多時候不是以重金收買的,而是出於大義和歷史責任感。因為高人賢士的境界並非庸碌之輩所能猜度的,若仍以世俗的一套對待他,反而顯得矯情可笑。任天下之智力,爭天下之歸心,最值稱道的,還是曹操正確對待反對自己的人,善於將對自己不利的人心,凝聚為對己有利的力量。

  曹操起兵時,只有家族的幾個兄弟和侄子做骨幹,人馬也不多。他曾經想留用劉備,雖然未獲成功,但在任用的方式上卻是正確的。只能說劉備同曹操一樣是個放眼天下的英雄,不肯屈尊而已。正確的用人觀,使他在短短的幾年內,造就了“謀士如雲、戰將如林”的龐大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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