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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在占據冀州之後，發布了《抑兼併令》。在這個令文中，曹操推行了新的賦稅制度——“田租”、“戶調”制。
曹操這一新的“田租”、“戶調”制度，是對賦稅制度的一項改革。它是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而確定的，比較切實可行。對農民的負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減輕，具有積極意義。
就“田租”制來說，新的“田租”制，定額較先前有所降低。同時，定額“田租”制使自耕農、半自耕農，在增產情況下，可以不多交納，這有利於促進自耕小農的生產積極性。
就“戶調”制來說，按戶徵收，在戰亂不斷的東漢末期更加便於實行。家庭人口增加了，也不再增加戶調額，這有利於小農經濟的發展。
總之，由於曹操的“田租”、“戶調”賦稅剝削比較輕，又不准地方官額外徵收以及抑制豪強兼併，限制他們將賦稅轉嫁到農民身上（儘管這種抑制執行起來並不可能徹底），這對於改善農民的經濟生活，恢復和發展生產，穩定社會秩序，還是起著一定作用的。
地主官僚們也要按規定向國家交納賦稅。曹操自己也注意以身作則，要他家鄉譙縣的縣令按章收取他家應交的賦稅。曹操要郡縣長官嚴格依法收稅，對抗稅的人，不管是誰，都不可放過。
地主和自耕農、半自耕農擁有的私有土地遠遠超過屯田的國有土地。隨著統治區的不斷擴大，曹操從土地所有者那裡徵收的地稅也越來越多。經常性的、大量的地稅以及“戶調”收入等，很好地解決了官吏和軍隊供養問題，為穩定統治發揮了積極作用。
曹操還非常注意招徠、安撫流亡的百姓回鄉生產，扶持自耕農，開墾荒地，恢復和發展小農經濟。他按照各郡縣增加的戶口數目和墾田數目，作為賞罰地方官的標準。
僅關中地區因戰亂逃到荊州的就有10萬多家，其他地方也多有流民。後來，隨著北方逐漸統一，流民的家鄉恢復了秩序，社會比較安寧，都希望回家鄉去，但土地已被收歸國有，無法恢復生產。留鎮關中的衛顗便建議實行食鹽專賣制度，以其收入購買牛、犁等生產資料，提供給歸鄉的農民，幫助他們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曹操採納了這個建議。這一政策扶持了不少自耕小農，生產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
蘇則為金城太守時，由於連年戰亂，吏民飢餓窮困，流離失散，戶口大為減少。蘇則注意安撫他們，把從“羌胡”那裡得來的牛羊，用來贍養貧民和老人，還把糧食與民眾分著吃。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流民都回來了。蘇則親自教他們耕種，當年就獲得了大豐收。
梁習為并州刺史，針對原來吏民大量北逃的情況，一方面對那些繼續叛亂的豪強進行征討、鎮壓，一方面安撫歸降的老百姓，對他們進行妥善安排。很快就出現了邊境安寧，“百姓布野，勤勸農桑”的局面。“勤勸農桑”是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耕農民的一種鼓勵政策。
扶持小農成績最為突出的是河東太守杜畿。他任河東太守期間，推崇寬懷仁惠，讓百姓得到休養生息。他還讓農戶畜養牲畜，上自母牛、母馬，下及雞豬，事無巨細，都一一列有管理章程。百姓們勤於農業生產，家家都很豐實。這樣一來，政府的賦稅收入也就大大增加了。後來，曹操西征漢中時，曹軍的糧食全靠河東供給。打敗敵人後，還有20多萬斛結餘的糧食。曹操高興地下令增加他的俸祿為中二千石。
通過各地官員因地制宜的鼓勵政策，曹操抑制豪強、扶持小農的政策得到了貫徹實施，極大地鼓勵了百姓的生產積極性，也使國庫充盈，很好地保證了戰爭的需要。
整飭風俗 發展教育樹立風尚
曹操還整肅社會風尚，嚴厲打擊影響內部團結，不利於政治穩定的結黨營私、造謠誹謗、顛倒黑白、挾嫌報復等歪風邪氣，大力加以革除和禁止。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下了《為徐宣議陳矯令》，內容為：
自從國家發生禍亂以來，社會風氣敗壞，誹謗的言論，難以用來評判人們的好壞。建安五年以前發生的此類事情，一切不再追究論處。今後如用斷限以前的事情來誹謗別人的，就用他加給別人的罪，加在他自己身上。
徐宣和陳矯都是曹操的司空掾屬，二人相處向來不睦，常鬧矛盾。陳矯原來姓劉，後改姓陳，而其妻子是本族之女劉氏。徐宣常常在大庭廣眾之下肆意污辱、詆毀陳矯。曹操認為，這是對陳矯的人身攻擊，既有損二人形象，不利於官僚內部之間的團結。為了制止這種惡意詆毀的風氣蔓延，曹操就及時下了這道命令。這對遏制肆意人身攻擊、毀謗言論的泛濫是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的。
曹操對無中生有、顛倒黑白、居心不良的匿名誹謗者，更是深惡痛絕。曹軍占領冀州後，有一次，曹操在鄴城發現有人寫匿名信惡意誹謗他人，非常氣憤，下定決心查個水落石出。他讓魏郡（治鄴城）太守國淵查辦此事。
國淵仔細研究匿名信，發現其中很多處引用了張衡名篇《二京賦》的內容。他便選拔了一些少年去拜師求學，並放出話說，專門訪求能讀《二京賦》的人為師。當訪得能讀《二京賦》的人之後，就把選來的學生送到他那裡就學。然後，府吏設計得到老師的親筆書信，比較誹謗書和老師書信的字體，發現二者出自一人之手。國淵立刻下令拘押此人，連夜審問。最後，終於完全弄清楚了他作案的動機，很好地完成了打擊誹謗的任務。事過不久，曹操擢升國淵為太僕。
曹操這一新的“田租”、“戶調”制度，是對賦稅制度的一項改革。它是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而確定的，比較切實可行。對農民的負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減輕，具有積極意義。
就“田租”制來說，新的“田租”制，定額較先前有所降低。同時，定額“田租”制使自耕農、半自耕農，在增產情況下，可以不多交納，這有利於促進自耕小農的生產積極性。
就“戶調”制來說，按戶徵收，在戰亂不斷的東漢末期更加便於實行。家庭人口增加了，也不再增加戶調額，這有利於小農經濟的發展。
總之，由於曹操的“田租”、“戶調”賦稅剝削比較輕，又不准地方官額外徵收以及抑制豪強兼併，限制他們將賦稅轉嫁到農民身上（儘管這種抑制執行起來並不可能徹底），這對於改善農民的經濟生活，恢復和發展生產，穩定社會秩序，還是起著一定作用的。
地主官僚們也要按規定向國家交納賦稅。曹操自己也注意以身作則，要他家鄉譙縣的縣令按章收取他家應交的賦稅。曹操要郡縣長官嚴格依法收稅，對抗稅的人，不管是誰，都不可放過。
地主和自耕農、半自耕農擁有的私有土地遠遠超過屯田的國有土地。隨著統治區的不斷擴大，曹操從土地所有者那裡徵收的地稅也越來越多。經常性的、大量的地稅以及“戶調”收入等，很好地解決了官吏和軍隊供養問題，為穩定統治發揮了積極作用。
曹操還非常注意招徠、安撫流亡的百姓回鄉生產，扶持自耕農，開墾荒地，恢復和發展小農經濟。他按照各郡縣增加的戶口數目和墾田數目，作為賞罰地方官的標準。
僅關中地區因戰亂逃到荊州的就有10萬多家，其他地方也多有流民。後來，隨著北方逐漸統一，流民的家鄉恢復了秩序，社會比較安寧，都希望回家鄉去，但土地已被收歸國有，無法恢復生產。留鎮關中的衛顗便建議實行食鹽專賣制度，以其收入購買牛、犁等生產資料，提供給歸鄉的農民，幫助他們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曹操採納了這個建議。這一政策扶持了不少自耕小農，生產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
蘇則為金城太守時，由於連年戰亂，吏民飢餓窮困，流離失散，戶口大為減少。蘇則注意安撫他們，把從“羌胡”那裡得來的牛羊，用來贍養貧民和老人，還把糧食與民眾分著吃。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流民都回來了。蘇則親自教他們耕種，當年就獲得了大豐收。
梁習為并州刺史，針對原來吏民大量北逃的情況，一方面對那些繼續叛亂的豪強進行征討、鎮壓，一方面安撫歸降的老百姓，對他們進行妥善安排。很快就出現了邊境安寧，“百姓布野，勤勸農桑”的局面。“勤勸農桑”是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耕農民的一種鼓勵政策。
扶持小農成績最為突出的是河東太守杜畿。他任河東太守期間，推崇寬懷仁惠，讓百姓得到休養生息。他還讓農戶畜養牲畜，上自母牛、母馬，下及雞豬，事無巨細，都一一列有管理章程。百姓們勤於農業生產，家家都很豐實。這樣一來，政府的賦稅收入也就大大增加了。後來，曹操西征漢中時，曹軍的糧食全靠河東供給。打敗敵人後，還有20多萬斛結餘的糧食。曹操高興地下令增加他的俸祿為中二千石。
通過各地官員因地制宜的鼓勵政策，曹操抑制豪強、扶持小農的政策得到了貫徹實施，極大地鼓勵了百姓的生產積極性，也使國庫充盈，很好地保證了戰爭的需要。
整飭風俗 發展教育樹立風尚
曹操還整肅社會風尚，嚴厲打擊影響內部團結，不利於政治穩定的結黨營私、造謠誹謗、顛倒黑白、挾嫌報復等歪風邪氣，大力加以革除和禁止。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下了《為徐宣議陳矯令》，內容為：
自從國家發生禍亂以來，社會風氣敗壞，誹謗的言論，難以用來評判人們的好壞。建安五年以前發生的此類事情，一切不再追究論處。今後如用斷限以前的事情來誹謗別人的，就用他加給別人的罪，加在他自己身上。
徐宣和陳矯都是曹操的司空掾屬，二人相處向來不睦，常鬧矛盾。陳矯原來姓劉，後改姓陳，而其妻子是本族之女劉氏。徐宣常常在大庭廣眾之下肆意污辱、詆毀陳矯。曹操認為，這是對陳矯的人身攻擊，既有損二人形象，不利於官僚內部之間的團結。為了制止這種惡意詆毀的風氣蔓延，曹操就及時下了這道命令。這對遏制肆意人身攻擊、毀謗言論的泛濫是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的。
曹操對無中生有、顛倒黑白、居心不良的匿名誹謗者，更是深惡痛絕。曹軍占領冀州後，有一次，曹操在鄴城發現有人寫匿名信惡意誹謗他人，非常氣憤，下定決心查個水落石出。他讓魏郡（治鄴城）太守國淵查辦此事。
國淵仔細研究匿名信，發現其中很多處引用了張衡名篇《二京賦》的內容。他便選拔了一些少年去拜師求學，並放出話說，專門訪求能讀《二京賦》的人為師。當訪得能讀《二京賦》的人之後，就把選來的學生送到他那裡就學。然後，府吏設計得到老師的親筆書信，比較誹謗書和老師書信的字體，發現二者出自一人之手。國淵立刻下令拘押此人，連夜審問。最後，終於完全弄清楚了他作案的動機，很好地完成了打擊誹謗的任務。事過不久，曹操擢升國淵為太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