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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字獄”的恐懼，是舊的楊家將小說突然消亡的最重要原因。
明清兩代有不少關於“文字獄”的歷史記錄，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三月二十五日，朝廷頒布榜文：
在京軍官軍人，但有學唱的，割了舌頭。倡優演劇，除神仙、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不禁外，如有褻瀆帝王聖賢，法司拿究。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
千戶虞讓子虞端，吹笛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去。指揮伏顒與姚晏保蹴球，卸去右足，全家戍滇。
明成祖朱棣繼承了這一傳統，文字獄的大棒繼續揮向雜劇文化。永樂元年（1403）七月，刑科給事中曹潤等上奏，稱社會上有褻瀆帝王的雜劇流行，為了討好皇帝，他們要求：
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賢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
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
繼朱元璋、朱棣對元雜劇下手之後，明英宗朱祁鎮又將視野投向了民間傳奇小說。《明英宗實錄》載，正統七年（1442年）二月辛未，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言：
近有俗儒假託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剪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至於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乞敕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調提為校僉事御史，並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此等書籍，即令焚毀，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為邪妄所惑。從之。
明朝文字獄泛濫，有的根本無道理可尋，完全是莫名其妙。永樂二年（1404年），江西儒士朱季友向朝廷獻書。只因該書批判宋儒理學，不合朱棣胃口，朱棣便將其押送還鄉，痛杖一百，然後抄了他的家，把他所著文字盡皆銷毀，不許他稱儒教學；永樂三年（1405年），大臣章朴家中藏有方孝孺詩文，被人揭發，朱棣大怒，下令逮捕章朴，戮於市。因為朱棣曾經下詔昭告天下，收藏方孝孺詩文就是死罪。
因為獻書而獲罪，可以用自取其咎來形容。因為藏書被屠戮，則只能用不幸來概括。即便是在政治較為清明的時段，明政府的文字獄也絲毫沒有停歇，推行“一條鞭法”的改革派張居正曾經囚殺何心隱，禁毀書院64處，實行文化專制政策。萬曆皇帝還發動了針對李贄的文字獄，下詔將他已刻未刻的所有書籍，一律燒毀，不許存留，“如有黨徒，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
明末文人張岱對明朝文字獄的血腥恐怖有過深刻的反思，他在《石匱書自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二百八十年，總成一誣妄世界。”
了解了這段歷史，也許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之前的楊家府小說消失得那麼迅速而徹底。在那種專制制度之下，不知有多少文化作品被毀滅殆盡，因收藏書籍而被殺的事件屢見不鮮。在播州楊氏事發之後，如果有誰膽敢收藏為其歌功頌德的作品，輕則肢體受損，重則性命不保，在這樣的肅殺之下，還有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話又說回來，其實朱元璋不是不喜歡戲劇，也不是不懂戲劇，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應該還算得上是個專家。“洪武初年，親王之國”，朱元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朱元璋曾經有首詩：“諸臣未起朕先起，諸臣已睡朕未睡；何似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猶披被。”他的詩很顯然是受了元人雜劇楔子引白的影響：“君起早，臣起早，來到朝門天未曉，長安多少富豪家，不識明星直到老。”
朱元璋最為關注的是，戲劇不能褻瀆帝王皇權，他的這個禁忌被強化到了無以復加的極致，有許多例子可以作證。翰林編修高啟做詩：“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被腰斬；御史張尚禮做詩：“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一聲”，下獄死；僉事陳養浩作詩：“城南有安婦，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朱元璋私游一寺，見壁上有詩“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大怒，遂將全寺僧人盡皆殺了。
明代的文字獄出名，明代皇帝的濫殺同樣有名。他們不僅殺功臣、殺貪官還殺文人，其規模之大，手段之殘忍，為歷朝歷代所罕見。明太祖朱元璋奪取政權後，採取了與宋太祖完全不同的對待大臣的方式，為排除異己，他大開殺戒，搞了兩次大規模的冤案，一次是剷除文臣“胡黨”，另一次是消滅武將“藍黨”。
1390年，朱元璋以私通日本和蒙古為罪名，凌遲左丞相胡惟庸，同時發布《昭示奸黨錄》，受株連者達三萬之眾，誅殺牽連蔓延，多年未除。1393年，大將軍藍玉被指不軌，處以極刑，一萬五千多人被誅殺，《逆臣錄》發布天下，世人膽顫心驚。
通過這兩次冤案，大明王朝開國的文武功臣幾乎全被株連，那些被殺之人，無一例外地劃入“奸臣錄”或“逆黨錄”。朱元璋死後不過四年，燕王朱棣造反成功，一躍成為明成祖。朱棣殺人更是變本加厲，他把前朝忠臣指為奸黨，採用各種手段殺人清側，“建文奸黨案”漫延了一百七八十年，一直延續到明神宗萬曆年間。
明清兩代有不少關於“文字獄”的歷史記錄，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三月二十五日，朝廷頒布榜文：
在京軍官軍人，但有學唱的，割了舌頭。倡優演劇，除神仙、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不禁外，如有褻瀆帝王聖賢，法司拿究。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
千戶虞讓子虞端，吹笛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去。指揮伏顒與姚晏保蹴球，卸去右足，全家戍滇。
明成祖朱棣繼承了這一傳統，文字獄的大棒繼續揮向雜劇文化。永樂元年（1403）七月，刑科給事中曹潤等上奏，稱社會上有褻瀆帝王的雜劇流行，為了討好皇帝，他們要求：
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賢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
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
繼朱元璋、朱棣對元雜劇下手之後，明英宗朱祁鎮又將視野投向了民間傳奇小說。《明英宗實錄》載，正統七年（1442年）二月辛未，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言：
近有俗儒假託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剪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至於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乞敕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調提為校僉事御史，並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此等書籍，即令焚毀，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為邪妄所惑。從之。
明朝文字獄泛濫，有的根本無道理可尋，完全是莫名其妙。永樂二年（1404年），江西儒士朱季友向朝廷獻書。只因該書批判宋儒理學，不合朱棣胃口，朱棣便將其押送還鄉，痛杖一百，然後抄了他的家，把他所著文字盡皆銷毀，不許他稱儒教學；永樂三年（1405年），大臣章朴家中藏有方孝孺詩文，被人揭發，朱棣大怒，下令逮捕章朴，戮於市。因為朱棣曾經下詔昭告天下，收藏方孝孺詩文就是死罪。
因為獻書而獲罪，可以用自取其咎來形容。因為藏書被屠戮，則只能用不幸來概括。即便是在政治較為清明的時段，明政府的文字獄也絲毫沒有停歇，推行“一條鞭法”的改革派張居正曾經囚殺何心隱，禁毀書院64處，實行文化專制政策。萬曆皇帝還發動了針對李贄的文字獄，下詔將他已刻未刻的所有書籍，一律燒毀，不許存留，“如有黨徒，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
明末文人張岱對明朝文字獄的血腥恐怖有過深刻的反思，他在《石匱書自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二百八十年，總成一誣妄世界。”
了解了這段歷史，也許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之前的楊家府小說消失得那麼迅速而徹底。在那種專制制度之下，不知有多少文化作品被毀滅殆盡，因收藏書籍而被殺的事件屢見不鮮。在播州楊氏事發之後，如果有誰膽敢收藏為其歌功頌德的作品，輕則肢體受損，重則性命不保，在這樣的肅殺之下，還有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話又說回來，其實朱元璋不是不喜歡戲劇，也不是不懂戲劇，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應該還算得上是個專家。“洪武初年，親王之國”，朱元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朱元璋曾經有首詩：“諸臣未起朕先起，諸臣已睡朕未睡；何似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猶披被。”他的詩很顯然是受了元人雜劇楔子引白的影響：“君起早，臣起早，來到朝門天未曉，長安多少富豪家，不識明星直到老。”
朱元璋最為關注的是，戲劇不能褻瀆帝王皇權，他的這個禁忌被強化到了無以復加的極致，有許多例子可以作證。翰林編修高啟做詩：“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被腰斬；御史張尚禮做詩：“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一聲”，下獄死；僉事陳養浩作詩：“城南有安婦，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朱元璋私游一寺，見壁上有詩“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大怒，遂將全寺僧人盡皆殺了。
明代的文字獄出名，明代皇帝的濫殺同樣有名。他們不僅殺功臣、殺貪官還殺文人，其規模之大，手段之殘忍，為歷朝歷代所罕見。明太祖朱元璋奪取政權後，採取了與宋太祖完全不同的對待大臣的方式，為排除異己，他大開殺戒，搞了兩次大規模的冤案，一次是剷除文臣“胡黨”，另一次是消滅武將“藍黨”。
1390年，朱元璋以私通日本和蒙古為罪名，凌遲左丞相胡惟庸，同時發布《昭示奸黨錄》，受株連者達三萬之眾，誅殺牽連蔓延，多年未除。1393年，大將軍藍玉被指不軌，處以極刑，一萬五千多人被誅殺，《逆臣錄》發布天下，世人膽顫心驚。
通過這兩次冤案，大明王朝開國的文武功臣幾乎全被株連，那些被殺之人，無一例外地劃入“奸臣錄”或“逆黨錄”。朱元璋死後不過四年，燕王朱棣造反成功，一躍成為明成祖。朱棣殺人更是變本加厲，他把前朝忠臣指為奸黨，採用各種手段殺人清側，“建文奸黨案”漫延了一百七八十年，一直延續到明神宗萬曆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