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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新變法過程當中，李鴻章主要做幕後的工作。所以，李鴻章在這場變法運動中給人的整體感覺就是遊走在各派勢力的邊緣。
戊戌政變發生後，慈禧重新訓政，光緒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殺，支持維新的官員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新法盡廢。在這嚴峻時刻，李卻能暗中保護一些維新人士，如張元濟因參加維新被革職，他不僅派人前去慰問，而且要盛宣懷在上海安排張的工作。當然，這一切都是在暗中進行的。
在政壇多年的摸爬滾打，李鴻章早就料到了維新的結果。變法由於缺乏必要的手段，缺乏根基和策略，缺乏縝密的實施方案，缺乏方向性，也缺乏爭取與妥協，最後不可避免地變成帶有悲壯意味的一廂情願和一意孤行，導致了最後的失敗。
李鴻章真的算得上老辣。李鴻章打心底里是支持維新的，但他卻跟維新派堅決劃清界限，因為他知道一點：維新派不會成功。
李鴻章並沒有因為對維新派主張的支持和對維新人士的同情而把自己搭進去。在立場上的劃線，在敏感問題上的謹小慎微，終於又讓李鴻章有驚無險地渡過了政治上的一道難關。
慈禧曾經問李鴻章對康有為的看法，李鴻章說：“這個人是個書生，也如市井中喜歡爭強好勝打官司的人。”慈禧繼續問：“那麼，洋人為什麼支持他們呢？”李鴻章很輕蔑：“那是洋人們不了解中國國情，把中國的知識分子都當成他們的知識分子了。等洋人們了解中國的文人們都是些什麼角色之後，別說支持，就是躲避，怕也來不及了。”
其實，李鴻章了解康有為、梁啓超這幫在舊中國成長起來的書生，他們只有空談和滿腔熱血，沒有政治謀略和經驗，也缺乏起碼的政治手腕和妥協精神。這樣的人進行改革，怎能成功？
李鴻章更了解光緒，光緒迂腐、懦弱、意志薄弱、神經過敏，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更註定了這場改革的失敗。光緒的性格、身世，他的成長經歷，決定了他是一個絕難擔當大任的人。更何況這個懦弱的皇帝並不擁有絕對權力，在他之上，還有心狠手辣的慈禧。這樣的權力架構，也決定了這次看起來“氣壯如牛”的維新改革，只要一觸及體制的內核時，就肯定會支撐不下去。而光緒的草率和幼稚，更使得這一次維新變法如同兒戲。
對世事的洞明，對人情的了解，對政治的諳熟，更加上李鴻章內心的淡定，讓李鴻章早就預料到了維新變法的結局。儘管各派勢力不斷地拉攏、擠壓，但李鴻章以他的謹慎，遊走於各派勢力之間，既沒有在歷史上留下反對維新的罵名，也沒有因為支持維新而斷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3.步步為營，才能在官場上穩固不倒
習慣的力量有時會大得超乎人的想像。
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習慣的力量，在清朝末年已經深入整個民族的骨髓。
在洋務運動中，李鴻章要推進和改變的，不僅僅是修鐵路、造輪船、建工廠，而且是要改變幾千年來習慣的力量。
與習慣的力量做鬥爭，一不小心，就會被反噬。李鴻章知道其中的難處，也知道其中的危險，所以，李鴻章在推進洋務的時候，一步一個腳印，穩健而紮實。
在很多時候，李鴻章儘可能隱忍，低調做人，積極做事。這與後來康梁的戊戌變法，完全是兩種風格。李鴻章從一開始就沒有採取疾風驟雨的方式，有時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緩洋務運動的步伐，避免由這一切而產生的尖銳矛盾；而當矛盾稍稍緩和，李鴻章又以退為進，重新採取積極之勢。在這方面，李鴻章算是老謀深算，他懂得妥協，知道妥協在政治活動中，是一種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洋務運動等一些問題上，李鴻章也避免在理論和口號上進行爭論，力求只埋頭做事，不涉及理論的較真兒。這一點可以說是李鴻章的聰明和精明之處。作為一個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鴻章當然知道這一點。李鴻章的改革也不涉及政制、倫理等根本問題。他既繞開了那些無法一下子解決的難題，又從現實出發，一步一個腳印，穩步推進這場大變革。
對於李鴻章的處境，知之者，莫過於日本內閣總理伊藤博文了。伊藤博文曾在談到中日戰爭前中國海軍的弱點時指出：“李忠於朝廷，但是他還負責處理許多緊迫的事務，他此時已成為全國督撫的領袖，集內政、外交、洋務、海防於一身。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忙於應付每日碰到的政治問題，以致不能對北洋海軍諸多問題給予充分的注重。”伊藤博文最後得出結論說：“李鴻章的任務比起今天人們所能想像到的要艱巨得多，因為他面臨向北京政府尋求資金，說服各省官員爭取他們的合作，同時又要反抗來自各方的不斷批評這多重的任務。北京中心政府的弱點眾所周知。
“清政府從整體上看給李鴻章增加了許多障礙。它布滿官僚主義陋習、地方主義觀念和派系的明爭暗鬥。北洋海軍本身也因組織不健全、裝備陳舊過時而深受其患。在這樣的環境下，對李鴻章創建海軍的努力，不應從不可能實現的理想，而應當從當時情況的整個背景做出評判。”
李鴻章曾經與日本駐北京公使森有禮有一次對話，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禮到河北保定直隸總督府拜會直隸總督李鴻章，主題是就朝鮮局勢問題交換意見。席間二人談起日本明治維新，談及了各自國家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李鴻章與森有禮有這樣的對話：
戊戌政變發生後，慈禧重新訓政，光緒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殺，支持維新的官員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新法盡廢。在這嚴峻時刻，李卻能暗中保護一些維新人士，如張元濟因參加維新被革職，他不僅派人前去慰問，而且要盛宣懷在上海安排張的工作。當然，這一切都是在暗中進行的。
在政壇多年的摸爬滾打，李鴻章早就料到了維新的結果。變法由於缺乏必要的手段，缺乏根基和策略，缺乏縝密的實施方案，缺乏方向性，也缺乏爭取與妥協，最後不可避免地變成帶有悲壯意味的一廂情願和一意孤行，導致了最後的失敗。
李鴻章真的算得上老辣。李鴻章打心底里是支持維新的，但他卻跟維新派堅決劃清界限，因為他知道一點：維新派不會成功。
李鴻章並沒有因為對維新派主張的支持和對維新人士的同情而把自己搭進去。在立場上的劃線，在敏感問題上的謹小慎微，終於又讓李鴻章有驚無險地渡過了政治上的一道難關。
慈禧曾經問李鴻章對康有為的看法，李鴻章說：“這個人是個書生，也如市井中喜歡爭強好勝打官司的人。”慈禧繼續問：“那麼，洋人為什麼支持他們呢？”李鴻章很輕蔑：“那是洋人們不了解中國國情，把中國的知識分子都當成他們的知識分子了。等洋人們了解中國的文人們都是些什麼角色之後，別說支持，就是躲避，怕也來不及了。”
其實，李鴻章了解康有為、梁啓超這幫在舊中國成長起來的書生，他們只有空談和滿腔熱血，沒有政治謀略和經驗，也缺乏起碼的政治手腕和妥協精神。這樣的人進行改革，怎能成功？
李鴻章更了解光緒，光緒迂腐、懦弱、意志薄弱、神經過敏，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更註定了這場改革的失敗。光緒的性格、身世，他的成長經歷，決定了他是一個絕難擔當大任的人。更何況這個懦弱的皇帝並不擁有絕對權力，在他之上，還有心狠手辣的慈禧。這樣的權力架構，也決定了這次看起來“氣壯如牛”的維新改革，只要一觸及體制的內核時，就肯定會支撐不下去。而光緒的草率和幼稚，更使得這一次維新變法如同兒戲。
對世事的洞明，對人情的了解，對政治的諳熟，更加上李鴻章內心的淡定，讓李鴻章早就預料到了維新變法的結局。儘管各派勢力不斷地拉攏、擠壓，但李鴻章以他的謹慎，遊走於各派勢力之間，既沒有在歷史上留下反對維新的罵名，也沒有因為支持維新而斷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3.步步為營，才能在官場上穩固不倒
習慣的力量有時會大得超乎人的想像。
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習慣的力量，在清朝末年已經深入整個民族的骨髓。
在洋務運動中，李鴻章要推進和改變的，不僅僅是修鐵路、造輪船、建工廠，而且是要改變幾千年來習慣的力量。
與習慣的力量做鬥爭，一不小心，就會被反噬。李鴻章知道其中的難處，也知道其中的危險，所以，李鴻章在推進洋務的時候，一步一個腳印，穩健而紮實。
在很多時候，李鴻章儘可能隱忍，低調做人，積極做事。這與後來康梁的戊戌變法，完全是兩種風格。李鴻章從一開始就沒有採取疾風驟雨的方式，有時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緩洋務運動的步伐，避免由這一切而產生的尖銳矛盾；而當矛盾稍稍緩和，李鴻章又以退為進，重新採取積極之勢。在這方面，李鴻章算是老謀深算，他懂得妥協，知道妥協在政治活動中，是一種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洋務運動等一些問題上，李鴻章也避免在理論和口號上進行爭論，力求只埋頭做事，不涉及理論的較真兒。這一點可以說是李鴻章的聰明和精明之處。作為一個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鴻章當然知道這一點。李鴻章的改革也不涉及政制、倫理等根本問題。他既繞開了那些無法一下子解決的難題，又從現實出發，一步一個腳印，穩步推進這場大變革。
對於李鴻章的處境，知之者，莫過於日本內閣總理伊藤博文了。伊藤博文曾在談到中日戰爭前中國海軍的弱點時指出：“李忠於朝廷，但是他還負責處理許多緊迫的事務，他此時已成為全國督撫的領袖，集內政、外交、洋務、海防於一身。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忙於應付每日碰到的政治問題，以致不能對北洋海軍諸多問題給予充分的注重。”伊藤博文最後得出結論說：“李鴻章的任務比起今天人們所能想像到的要艱巨得多，因為他面臨向北京政府尋求資金，說服各省官員爭取他們的合作，同時又要反抗來自各方的不斷批評這多重的任務。北京中心政府的弱點眾所周知。
“清政府從整體上看給李鴻章增加了許多障礙。它布滿官僚主義陋習、地方主義觀念和派系的明爭暗鬥。北洋海軍本身也因組織不健全、裝備陳舊過時而深受其患。在這樣的環境下，對李鴻章創建海軍的努力，不應從不可能實現的理想，而應當從當時情況的整個背景做出評判。”
李鴻章曾經與日本駐北京公使森有禮有一次對話，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禮到河北保定直隸總督府拜會直隸總督李鴻章，主題是就朝鮮局勢問題交換意見。席間二人談起日本明治維新，談及了各自國家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李鴻章與森有禮有這樣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