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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於這樣的動機，李鴻章把學習和模擬西方作為救國的急務。
但是，由於受到人才、思想、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李鴻章很難進行一場革命性的變革，只能從手邊能做的，最需要做的事情開始。現在看起來，李鴻章的這些行動，似乎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缺乏系統性；但就李鴻章的處境而言，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點，至於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這已經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關鍵的是，李鴻章從來沒有等，只是在奮力地向前追，因為他知道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他知道在這場競爭中，落後的結果只有屈辱，甚至是國破家亡。
李鴻章不是一個思想家，他也來不及做一個思想家，他也沒有必要做一個思想家。但李鴻章真的無視人的思想嗎？真的不想改變人的思想嗎？當然不是，但他知道，最能改變人的思想的事實，不是說教。西方列強的槍炮，曾經改變了他的思想，他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實業，改變整個民族的思想。
他不能一下子扭轉整個局面，但他從沒有放棄過努力。
在不少大臣民眾空喊“攘夷”而反對學習西方，或者在後期一些人叫喊全盤西化的時候，李鴻章表現得就像一個商人，只是默不作聲地做著自己的“轉口貿易”，從技術入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對李鴻章來說，已來不及想像由技術而引起的一系列變故的後果了，他最想解決的當務之急，就是首先要能從軍事上抗衡西方列強，保全自己的國家，避免受列強的瓜分。
在李鴻章看來，“實業”就是硬道理，就當時中國所處的經濟、文化、科技以及軍事的狀況，根本沒有打贏這場戰爭的可能。在這樣的情形下，只有一種路徑可以改變，那就是爭取時間，“深挖洞，廣積糧”，潛心自強，以一種新的方式韜光養晦，圖謀著讓這個東方帝國有朝一日東山再起。
在洋務運動的過程中，李鴻章踏踏實實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1863）正月，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於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設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於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設機器局於天津；
同治九年閏十二月，籌通商日本並派員往駐；
同治十年四月，擬在大沽設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選學生赴美國肄業；
同治十一年五月，請開煤鐵礦；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設輪船招商局；
光緒元年（1875）十一月，籌辦鐵甲兵船；
光緒元年十一月，請遣使日本，請設洋學局於各省，分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學諸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之，並將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
光緒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國學水陸軍械技藝；
光緒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學習；
光緒六年二月，始購鐵甲船；
光緒六年七月，設水師學堂於天津；
光緒六年八月，設南北洋電報；
光緒六年十二月，請開鐵路；
光緒七年四月，設開平礦務商局；
光緒七年六月，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
光緒七年十一月，招商接辦各省電報；
光緒八年四月，設商辦織布局於上海；
光緒十一年五月，設武備學堂於天津；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開辦漠河金礦；
光緒十四年，北洋海軍成軍；
光緒二十年五月，設醫學堂於天津；
……
在晚清歷史上，中國機械製造、近代的採煤、鐵路、電報、輪船運輸、紡織等工業，採礦和交通運輸及信息企業，無一不與李鴻章的推動、支持有關。而在辦新式學堂、派留學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滅的一份。在當時，李鴻章的作為幾乎可以說是單兵作戰、單騎突進。他所面臨的，是資金的匱乏、人才的匱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斷力，各種各樣的阻礙以及整個知識體系所面臨的軟肋。
譚嗣同曾經引用過袁世凱的評價說：“香帥嘗嘆曰：‘無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觀中外（指朝廷內外），大小臣工，學問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術亦未必都不好，然問以大小數百種，後膛精槍亦數百種，形式若何，運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陸，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後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營一切攻守之具，無一人能知，且並其名亦不能辨，又況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備，有十倍精於此者。某國當與，某國當拒，某國善良，某國凶狡，吾之聯之而備之者，其道何在，宜更無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國家不用之而誰用乎？”
無論哪個時代，說空話的人好找，但真正做實事的人卻總是鳳毛麟角。而事是做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也不是說出來的。在李鴻章所處的年代，面對時代大變革，多數人茫然失措，在驚慌之餘，他們用指責、謾罵作為他們對時代的責任，用閉目塞聽來否定現實。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之下，李鴻章所做的一切，更難能可貴。
是啊，當一國的經濟都依賴於一個人的時候，這個時候，不用他還用誰呢？這樣的人，在政壇上，又怎麼會倒呢？
但是，由於受到人才、思想、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李鴻章很難進行一場革命性的變革，只能從手邊能做的，最需要做的事情開始。現在看起來，李鴻章的這些行動，似乎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缺乏系統性；但就李鴻章的處境而言，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點，至於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這已經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關鍵的是，李鴻章從來沒有等，只是在奮力地向前追，因為他知道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他知道在這場競爭中，落後的結果只有屈辱，甚至是國破家亡。
李鴻章不是一個思想家，他也來不及做一個思想家，他也沒有必要做一個思想家。但李鴻章真的無視人的思想嗎？真的不想改變人的思想嗎？當然不是，但他知道，最能改變人的思想的事實，不是說教。西方列強的槍炮，曾經改變了他的思想，他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實業，改變整個民族的思想。
他不能一下子扭轉整個局面，但他從沒有放棄過努力。
在不少大臣民眾空喊“攘夷”而反對學習西方，或者在後期一些人叫喊全盤西化的時候，李鴻章表現得就像一個商人，只是默不作聲地做著自己的“轉口貿易”，從技術入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對李鴻章來說，已來不及想像由技術而引起的一系列變故的後果了，他最想解決的當務之急，就是首先要能從軍事上抗衡西方列強，保全自己的國家，避免受列強的瓜分。
在李鴻章看來，“實業”就是硬道理，就當時中國所處的經濟、文化、科技以及軍事的狀況，根本沒有打贏這場戰爭的可能。在這樣的情形下，只有一種路徑可以改變，那就是爭取時間，“深挖洞，廣積糧”，潛心自強，以一種新的方式韜光養晦，圖謀著讓這個東方帝國有朝一日東山再起。
在洋務運動的過程中，李鴻章踏踏實實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1863）正月，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於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設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於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設機器局於天津；
同治九年閏十二月，籌通商日本並派員往駐；
同治十年四月，擬在大沽設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選學生赴美國肄業；
同治十一年五月，請開煤鐵礦；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設輪船招商局；
光緒元年（1875）十一月，籌辦鐵甲兵船；
光緒元年十一月，請遣使日本，請設洋學局於各省，分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學諸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之，並將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
光緒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國學水陸軍械技藝；
光緒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學習；
光緒六年二月，始購鐵甲船；
光緒六年七月，設水師學堂於天津；
光緒六年八月，設南北洋電報；
光緒六年十二月，請開鐵路；
光緒七年四月，設開平礦務商局；
光緒七年六月，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
光緒七年十一月，招商接辦各省電報；
光緒八年四月，設商辦織布局於上海；
光緒十一年五月，設武備學堂於天津；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開辦漠河金礦；
光緒十四年，北洋海軍成軍；
光緒二十年五月，設醫學堂於天津；
……
在晚清歷史上，中國機械製造、近代的採煤、鐵路、電報、輪船運輸、紡織等工業，採礦和交通運輸及信息企業，無一不與李鴻章的推動、支持有關。而在辦新式學堂、派留學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滅的一份。在當時，李鴻章的作為幾乎可以說是單兵作戰、單騎突進。他所面臨的，是資金的匱乏、人才的匱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斷力，各種各樣的阻礙以及整個知識體系所面臨的軟肋。
譚嗣同曾經引用過袁世凱的評價說：“香帥嘗嘆曰：‘無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觀中外（指朝廷內外），大小臣工，學問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術亦未必都不好，然問以大小數百種，後膛精槍亦數百種，形式若何，運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陸，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後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營一切攻守之具，無一人能知，且並其名亦不能辨，又況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備，有十倍精於此者。某國當與，某國當拒，某國善良，某國凶狡，吾之聯之而備之者，其道何在，宜更無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國家不用之而誰用乎？”
無論哪個時代，說空話的人好找，但真正做實事的人卻總是鳳毛麟角。而事是做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也不是說出來的。在李鴻章所處的年代，面對時代大變革，多數人茫然失措，在驚慌之餘，他們用指責、謾罵作為他們對時代的責任，用閉目塞聽來否定現實。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之下，李鴻章所做的一切，更難能可貴。
是啊，當一國的經濟都依賴於一個人的時候，這個時候，不用他還用誰呢？這樣的人，在政壇上，又怎麼會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