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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交鋒中，韓侂胄連連告捷，他的矛頭很快對準了宰相趙汝愚。
要攻擊趙汝愚什麼呢？韓侂胄與一幫黨徒研究半天，找了一個理由。自大宋開國以來，就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宰相一職，不由趙氏宗室擔任。趙汝愚是趙元佐（宋太宗趙炅的長子）的七世孫，這下子韓侂胄有理由了。於是他便指使李沐上書彈劾趙汝愚，稱他“以宗室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並告他“植私黨”“專功自恣”。這一擊實在致命，趙汝愚被罷相。
韓侂胄的時代來了。
但是理學派也是不好惹的。自從理學興起後，自稱繼往聖之絕學，就是把孔、孟當年的絕學接過來繼續發揚光大。理學雖然不是宗教，但有著宗教般的信仰，他們強調正心誠意，要培養浩然之氣。在理學派眼中，韓侂胄就是個奸佞之徒。
李祥、楊簡、呂祖儉等理學名士，紛紛上書請留趙汝愚，並攻擊韓侂胄。這些正人君子既然不屑使用小人手段，如何抵得過對手的陰招呢？遂紛紛敗下陣來，要麼被貶，要麼被流放。但是理學自從北宋二程、張載倡導以來，到了南宋朱熹時已儼然成為學術之主流，信眾基礎堅實。老師被打倒了，輪到學生上場。
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范六人，伏闕上書，為趙汝愚等鳴冤，言辭激烈。在皇帝看來，學生此舉，無異於公然要挾朝廷，大怒之下，把六名太學生流放到五百里外。這六名學生雖遭流放，卻贏得人心，時人稱其為“六君子”。
趙汝愚罷相後，韓侂胄因為外戚身份，也不好就任宰相之職，於是便把他的同黨京鏜推到宰相寶座。韓侂胄雖不是宰相，實際上權力比宰相還要大。
在“六君子”上書後，韓侂胄也深感理學派根深葉茂，不容易一網打盡。要徹底清除理學在朝中的影響，就必須在理論上給予致命一擊。韓侂胄與同黨何澹等人研究後，出籠了一個偽學的名目。所謂的偽學，就是偽道學、偽儒學。
那麼韓黨攻擊偽學的根據何在呢？
這裡就要說一個故事了。
理學產生於北宋，特別是經程顥、程頤以及張載的倡導，成為時代顯學。理學家對道統是這樣認為的：孔子是得到堯、舜、文、武的真傳，孟子得到孔子的真傳，但是孟子之後，就沒有人傳承了，隔了千年後，程頤又繼承了。程頤開創的伊川學派學說奠定了理學的基礎，與後來朱熹之學合稱為“程朱理學”。
宋高宗曾一度對程頤學說大加讚賞，後來陳公輔上書，斥責伊川之學為“狂言怪語，淫說鄙論”。當時南宋正值存亡關頭，推崇伊川之學的人，多數只會高談闊論，標榜道德，在國家存亡問題上實在起不到什麼作用。因此宋高宗遂下詔：“天下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也就是說儒學應該回歸孔孟之說，應該師法於孔孟，而不是師法於伊川（程頤）。
宋高宗的這道詔書，後來便成了韓侂胄一黨攻擊理學為“偽學”的依據。何澹向宋寧宗提出：“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勵天下，使天下人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眾人得而指目。”雖說韓侂胄一黨攻擊理學為“偽學”，乃是出於政治目的，但也道出理學的一些弊病，比如“自相標榜”，“同門則相庇護”，門戶之見頗深。
但是問題來了，什麼才算真儒學，什麼算偽儒學，標準為何？
切不要以為韓侂胄是要跟朱熹探討學問，他可沒那興趣，也沒那個水平，他巧立名目，乃是為了打擊政敵，實施專政。但凡是攻擊韓侂胄一黨的，無論是不是真的理學家，統統打上“偽學”之名。於是乎，朝中同情理學者紛紛被罷，而嚴斥“偽學”者則加官進爵。太常少卿胡紘上書稱：“宜嚴行杜絕，勿使偽學奸黨，得以復萌。”這樣，偽學與奸黨掛鉤了，黨禁由是大興。
既然是奸黨，自然要揪出其黨魁了。
當時朱熹是理學的領袖人物，自然被視為奸黨黨魁。朱熹被罷出朝廷後，皇帝還給了他一個秘閣修撰的閒職，其實他並未赴任，隱退在家。韓侂胄想打倒朱熹，胡紘、沈繼祖等人本與朱熹有隙，便乘機大肆攻擊，羅列了所謂十大罪狀，並嘲諷朱熹毫無學術，不過是剽竊張載、程頤等人的思想。皇帝也不分青紅皂白，便把朱熹秘閣修撰這個閒職也罷免了，朱熹弟子蔡元定被流放。
朱熹被打倒了，但黨禁卻未結束，反而愈演愈烈。
慶元三年（1197）底，所謂的偽學籍隆重出台，就是朝廷編制偽學名冊，列入名冊的偽學奸黨共計五十九人。這五十九人中，有四人曾經擔任宰輔，包括趙汝愚、留正等；有十三個曾擔任待制以上官職，包括朱熹、彭龜年等；有三十一人擔任過散官，包括劉光祖、呂祖儉、葉適等；還有八名士人，包括前面提到的“六君子”及朱熹弟子蔡元定等。
這就是所謂的“慶元黨禁”。
宋朝政治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
往好的說，總體上是比較清明的，也比較人道，以韓侂胄之專權，大興黨禁，仍然只是採用免官、流放、造奸黨名冊這些手段，絕少採用殺戮手段，固而宋朝黨爭頻繁，但沒有釀成東漢黨錮血流成河之慘劇。往壞處說，黨爭頻頻，大大消耗國家力量，各黨都把精力放在對付對手上，卻沒有放在富國強兵之上。南宋沒有好好利用這段和平年代來擴軍備戰，為北伐中原作準備，等到戰爭來臨時，又要一敗塗地了。
要攻擊趙汝愚什麼呢？韓侂胄與一幫黨徒研究半天，找了一個理由。自大宋開國以來，就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宰相一職，不由趙氏宗室擔任。趙汝愚是趙元佐（宋太宗趙炅的長子）的七世孫，這下子韓侂胄有理由了。於是他便指使李沐上書彈劾趙汝愚，稱他“以宗室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並告他“植私黨”“專功自恣”。這一擊實在致命，趙汝愚被罷相。
韓侂胄的時代來了。
但是理學派也是不好惹的。自從理學興起後，自稱繼往聖之絕學，就是把孔、孟當年的絕學接過來繼續發揚光大。理學雖然不是宗教，但有著宗教般的信仰，他們強調正心誠意，要培養浩然之氣。在理學派眼中，韓侂胄就是個奸佞之徒。
李祥、楊簡、呂祖儉等理學名士，紛紛上書請留趙汝愚，並攻擊韓侂胄。這些正人君子既然不屑使用小人手段，如何抵得過對手的陰招呢？遂紛紛敗下陣來，要麼被貶，要麼被流放。但是理學自從北宋二程、張載倡導以來，到了南宋朱熹時已儼然成為學術之主流，信眾基礎堅實。老師被打倒了，輪到學生上場。
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范六人，伏闕上書，為趙汝愚等鳴冤，言辭激烈。在皇帝看來，學生此舉，無異於公然要挾朝廷，大怒之下，把六名太學生流放到五百里外。這六名學生雖遭流放，卻贏得人心，時人稱其為“六君子”。
趙汝愚罷相後，韓侂胄因為外戚身份，也不好就任宰相之職，於是便把他的同黨京鏜推到宰相寶座。韓侂胄雖不是宰相，實際上權力比宰相還要大。
在“六君子”上書後，韓侂胄也深感理學派根深葉茂，不容易一網打盡。要徹底清除理學在朝中的影響，就必須在理論上給予致命一擊。韓侂胄與同黨何澹等人研究後，出籠了一個偽學的名目。所謂的偽學，就是偽道學、偽儒學。
那麼韓黨攻擊偽學的根據何在呢？
這裡就要說一個故事了。
理學產生於北宋，特別是經程顥、程頤以及張載的倡導，成為時代顯學。理學家對道統是這樣認為的：孔子是得到堯、舜、文、武的真傳，孟子得到孔子的真傳，但是孟子之後，就沒有人傳承了，隔了千年後，程頤又繼承了。程頤開創的伊川學派學說奠定了理學的基礎，與後來朱熹之學合稱為“程朱理學”。
宋高宗曾一度對程頤學說大加讚賞，後來陳公輔上書，斥責伊川之學為“狂言怪語，淫說鄙論”。當時南宋正值存亡關頭，推崇伊川之學的人，多數只會高談闊論，標榜道德，在國家存亡問題上實在起不到什麼作用。因此宋高宗遂下詔：“天下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也就是說儒學應該回歸孔孟之說，應該師法於孔孟，而不是師法於伊川（程頤）。
宋高宗的這道詔書，後來便成了韓侂胄一黨攻擊理學為“偽學”的依據。何澹向宋寧宗提出：“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勵天下，使天下人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眾人得而指目。”雖說韓侂胄一黨攻擊理學為“偽學”，乃是出於政治目的，但也道出理學的一些弊病，比如“自相標榜”，“同門則相庇護”，門戶之見頗深。
但是問題來了，什麼才算真儒學，什麼算偽儒學，標準為何？
切不要以為韓侂胄是要跟朱熹探討學問，他可沒那興趣，也沒那個水平，他巧立名目，乃是為了打擊政敵，實施專政。但凡是攻擊韓侂胄一黨的，無論是不是真的理學家，統統打上“偽學”之名。於是乎，朝中同情理學者紛紛被罷，而嚴斥“偽學”者則加官進爵。太常少卿胡紘上書稱：“宜嚴行杜絕，勿使偽學奸黨，得以復萌。”這樣，偽學與奸黨掛鉤了，黨禁由是大興。
既然是奸黨，自然要揪出其黨魁了。
當時朱熹是理學的領袖人物，自然被視為奸黨黨魁。朱熹被罷出朝廷後，皇帝還給了他一個秘閣修撰的閒職，其實他並未赴任，隱退在家。韓侂胄想打倒朱熹，胡紘、沈繼祖等人本與朱熹有隙，便乘機大肆攻擊，羅列了所謂十大罪狀，並嘲諷朱熹毫無學術，不過是剽竊張載、程頤等人的思想。皇帝也不分青紅皂白，便把朱熹秘閣修撰這個閒職也罷免了，朱熹弟子蔡元定被流放。
朱熹被打倒了，但黨禁卻未結束，反而愈演愈烈。
慶元三年（1197）底，所謂的偽學籍隆重出台，就是朝廷編制偽學名冊，列入名冊的偽學奸黨共計五十九人。這五十九人中，有四人曾經擔任宰輔，包括趙汝愚、留正等；有十三個曾擔任待制以上官職，包括朱熹、彭龜年等；有三十一人擔任過散官，包括劉光祖、呂祖儉、葉適等；還有八名士人，包括前面提到的“六君子”及朱熹弟子蔡元定等。
這就是所謂的“慶元黨禁”。
宋朝政治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
往好的說，總體上是比較清明的，也比較人道，以韓侂胄之專權，大興黨禁，仍然只是採用免官、流放、造奸黨名冊這些手段，絕少採用殺戮手段，固而宋朝黨爭頻繁，但沒有釀成東漢黨錮血流成河之慘劇。往壞處說，黨爭頻頻，大大消耗國家力量，各黨都把精力放在對付對手上，卻沒有放在富國強兵之上。南宋沒有好好利用這段和平年代來擴軍備戰，為北伐中原作準備，等到戰爭來臨時，又要一敗塗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