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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陳先生，對西方的藝術，我們不能否定他們達到的高度，你去聽貝多芬、莫扎特、巴赫。中國人學西方音樂也會達到很高的程度。前不久聽了一些從中國來學西方音樂的佼佼者的演奏，讓我非常感動。有個十二歲的小女孩，與你女兒同年，彈奏莫扎特的樂曲，感覺十分敏銳，從深圳來的。到了那個境界，不是什麼（音樂）區別，那是到了靈魂的境界。
問：中國人在西方音樂方面獲得突出成就的很多，馬友友……
程抱一：是啊，馬友友我看著他長大，我和他父親是好朋友。中國音樂有一定的境界，但是在精神的提升方面，沒有達到西方音樂的那種境界。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問：我們不是說中國音樂的傳統從古代以來失傳了嗎？比如說半音，原來都說中國音樂中不存在，直到後來在湖北隨州的擂鼓墩，發現了編鐘，才發現半音原來是存在的。為什麼失傳了呢？有一種解釋認為中國的音樂後來慢慢地失去其崇高地位，一方面流入民間；另一方面進入宮廷，成為了娛樂性的東西，結果失去了音樂原來的意志——言志的意志。
程抱一：對，它要求皆大歡喜。荊軻刺秦王，高漸離到風蕭蕭兮易水寒演了兩個曲子，一個是變徵，是半音，就是一種悲慘，正音是比較和諧的，到了半音，西方人認為的短調，悲愴，聽得人發直。悲慘到極點的一種美。中國講人情味，要求不要去破，不破就不能升，因此便只能停留在同一境界。
問：回到我們剛才談到的文化融合的問題，除了傳統文化的認同與中西文化的交匯，實際上近代中西大通之後，現在還有一個如何界定文化範圍的問題。海外華人以西文進行的創作是否屬於中國文化範疇？
程抱一：應該屬於這個文化的架構。我們已經不能從以前狹義的、要在疆域之內所做的來劃分。比如說在美國，有很多小說家都是非常有成就的，用中文或英文寫，都是屬於中國文化。比如白先勇，他生活在美國，但他繼續用中文寫。另一個就是哈金，用英文寫，他的東西，主題是中國的主題，或者是中外合璧的，都是中國文化。唐朝的時候，玄奘到印度去，從印度搬回來的做的翻譯，他的翻譯不管在哪裡做，都是中國文化的範圍。尤其是現在21世紀，已經是世界性的潮流，對於中華文化，不能局限於地域觀。
思想上的成果也是一樣。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有一個中國人，屬於中國文化幾個大的references（系統），參照中國文化的幾個重要的主題，去重新思考的話，都應該屬於中國文化發展的有機的一部分。
當然，我自己的作品，恐怕也超出了中國文化的範圍，假如我們用文化比較狹義地定義的話。而廣義的話，恐怕還是屬於中國系統。我講廣義，就是說，文化是不斷演變、不斷提升的。而演變與提升只有跟別的文化發生交流才會發生。假如那個文化，只知道自己照鏡子的話，它就會始終停留在原有的範圍，只能保存而不能達到演變與提升。所以我們跟另外一個文化交流，中國有些人認為會失去自己的靈魂，民族魂，其實這完全是錯的，中國文化達到最燦爛的時候，是跟佛教交會後出現的。
問：在您看來，中國文化的新生是可能的嗎？對中國與西方文化進行比較，觀察西方文化藝術在現代社會中的命運，難道不也存在相當大的危機嗎？
程抱一：西方也處於一個墮落的狀態，物慾橫流。但還是有些真藝術家，不是譁眾取寵的。西方底子大，好的東西並沒有放棄，我們以為他們放棄了，並不。你到音樂會，展覽會，看建築。真正建築家還是要去看大教堂。他們都去看，比如設計北京歌劇院的安德魯（Paul Andreu），一見到教堂他都要進去看。神聖還在。
中國神聖的東西沒有了，從前可能有些大境界，現在又沒有東西可以替代。中國沒有高貴的東西。像王朔那樣的作家，好像能賺點錢，用圓滑俏皮來賣錢。美，不只是外面，我們看到的雜誌上的標準美人圖，那種東西是很容易厭倦的。美好像是由噴泉一樣不斷湧出來內心的要求。我們生命形態的獨特，而不是千篇一律。我們有美的要求，因為我自己的形象，要求和另一個形象互相吸引交流。一朵玫瑰，就因為獨特才達到那種燦爛。否則，一朵假的玫瑰也可以。生命的世界形成我們每個個體的獨特，因而每一個體都能達到對美的要求。
問：您目前還有哪些主要寫作計劃？
程抱一：我不是那種每年都要出一本書的作家，目前，我也知道我在世的時間不長了，這是一個生理上的問題。可是，我至少有三部東西一定要弄完。是三個不同形式的作品。一是思考性的，中國與西方綜合性的思考。另外一個是一本詩集，也是一個比較，我自己想法子將它提到一個高度。然後是一本小說，我想挖得更深一點，對生命的奧秘和人的命運的探究、遭遇都包括進去。在地平線上還有三部東西擺在那兒，我還不能安息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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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於《文景》2004年11—12月號。
歐洲的衰落與新生
討論歐洲的衰落與否並非易事。一方面我們沒有明確與公認的標準來判斷衰落與否，另一方面，歐洲本身也十分難以界定。如何定義歐洲？地理的歐洲、制度的歐洲還是文化的歐洲？如果我們所談的歐洲，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歐洲，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僅僅從某一個時期歐洲各國經濟總量的相對增減來判斷歐洲的起落？如果我們拉開歷史的視野，我們應該從政治、經濟、軍事及其賴以立足的制度層面全方位觀照歐洲的衰落。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的判斷就必須全面檢索歐洲的制度及其前景，以及目前歐洲聯盟演進的方向。從歷史長時段出發，社會制度與文化體系互相依賴，斷難分開。因此，制度的歐洲也不能脫離文化的歐洲。從制度與文化出發，我們又不得不重新審視地理意義上的歐洲。歐洲的資本主義、民主政體、工具理性等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礎制度均起源於歐洲，其輻射範圍不僅遠遠超出歐洲本土——歐亞大陸西端的這一地域範圍，甚至從很大意義上還在北美結出了較其本土更為輝煌的果實，以至於我們在討論歐洲文明時不得不也將美國包攬進來，乾脆以西方文明稱之。就此，筆者也不能免俗，本文中在涉及制度、文化等領域時也會將歐洲或西方並用。
問：中國人在西方音樂方面獲得突出成就的很多，馬友友……
程抱一：是啊，馬友友我看著他長大，我和他父親是好朋友。中國音樂有一定的境界，但是在精神的提升方面，沒有達到西方音樂的那種境界。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問：我們不是說中國音樂的傳統從古代以來失傳了嗎？比如說半音，原來都說中國音樂中不存在，直到後來在湖北隨州的擂鼓墩，發現了編鐘，才發現半音原來是存在的。為什麼失傳了呢？有一種解釋認為中國的音樂後來慢慢地失去其崇高地位，一方面流入民間；另一方面進入宮廷，成為了娛樂性的東西，結果失去了音樂原來的意志——言志的意志。
程抱一：對，它要求皆大歡喜。荊軻刺秦王，高漸離到風蕭蕭兮易水寒演了兩個曲子，一個是變徵，是半音，就是一種悲慘，正音是比較和諧的，到了半音，西方人認為的短調，悲愴，聽得人發直。悲慘到極點的一種美。中國講人情味，要求不要去破，不破就不能升，因此便只能停留在同一境界。
問：回到我們剛才談到的文化融合的問題，除了傳統文化的認同與中西文化的交匯，實際上近代中西大通之後，現在還有一個如何界定文化範圍的問題。海外華人以西文進行的創作是否屬於中國文化範疇？
程抱一：應該屬於這個文化的架構。我們已經不能從以前狹義的、要在疆域之內所做的來劃分。比如說在美國，有很多小說家都是非常有成就的，用中文或英文寫，都是屬於中國文化。比如白先勇，他生活在美國，但他繼續用中文寫。另一個就是哈金，用英文寫，他的東西，主題是中國的主題，或者是中外合璧的，都是中國文化。唐朝的時候，玄奘到印度去，從印度搬回來的做的翻譯，他的翻譯不管在哪裡做，都是中國文化的範圍。尤其是現在21世紀，已經是世界性的潮流，對於中華文化，不能局限於地域觀。
思想上的成果也是一樣。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有一個中國人，屬於中國文化幾個大的references（系統），參照中國文化的幾個重要的主題，去重新思考的話，都應該屬於中國文化發展的有機的一部分。
當然，我自己的作品，恐怕也超出了中國文化的範圍，假如我們用文化比較狹義地定義的話。而廣義的話，恐怕還是屬於中國系統。我講廣義，就是說，文化是不斷演變、不斷提升的。而演變與提升只有跟別的文化發生交流才會發生。假如那個文化，只知道自己照鏡子的話，它就會始終停留在原有的範圍，只能保存而不能達到演變與提升。所以我們跟另外一個文化交流，中國有些人認為會失去自己的靈魂，民族魂，其實這完全是錯的，中國文化達到最燦爛的時候，是跟佛教交會後出現的。
問：在您看來，中國文化的新生是可能的嗎？對中國與西方文化進行比較，觀察西方文化藝術在現代社會中的命運，難道不也存在相當大的危機嗎？
程抱一：西方也處於一個墮落的狀態，物慾橫流。但還是有些真藝術家，不是譁眾取寵的。西方底子大，好的東西並沒有放棄，我們以為他們放棄了，並不。你到音樂會，展覽會，看建築。真正建築家還是要去看大教堂。他們都去看，比如設計北京歌劇院的安德魯（Paul Andreu），一見到教堂他都要進去看。神聖還在。
中國神聖的東西沒有了，從前可能有些大境界，現在又沒有東西可以替代。中國沒有高貴的東西。像王朔那樣的作家，好像能賺點錢，用圓滑俏皮來賣錢。美，不只是外面，我們看到的雜誌上的標準美人圖，那種東西是很容易厭倦的。美好像是由噴泉一樣不斷湧出來內心的要求。我們生命形態的獨特，而不是千篇一律。我們有美的要求，因為我自己的形象，要求和另一個形象互相吸引交流。一朵玫瑰，就因為獨特才達到那種燦爛。否則，一朵假的玫瑰也可以。生命的世界形成我們每個個體的獨特，因而每一個體都能達到對美的要求。
問：您目前還有哪些主要寫作計劃？
程抱一：我不是那種每年都要出一本書的作家，目前，我也知道我在世的時間不長了，這是一個生理上的問題。可是，我至少有三部東西一定要弄完。是三個不同形式的作品。一是思考性的，中國與西方綜合性的思考。另外一個是一本詩集，也是一個比較，我自己想法子將它提到一個高度。然後是一本小說，我想挖得更深一點，對生命的奧秘和人的命運的探究、遭遇都包括進去。在地平線上還有三部東西擺在那兒，我還不能安息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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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於《文景》2004年11—12月號。
歐洲的衰落與新生
討論歐洲的衰落與否並非易事。一方面我們沒有明確與公認的標準來判斷衰落與否，另一方面，歐洲本身也十分難以界定。如何定義歐洲？地理的歐洲、制度的歐洲還是文化的歐洲？如果我們所談的歐洲，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歐洲，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僅僅從某一個時期歐洲各國經濟總量的相對增減來判斷歐洲的起落？如果我們拉開歷史的視野，我們應該從政治、經濟、軍事及其賴以立足的制度層面全方位觀照歐洲的衰落。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的判斷就必須全面檢索歐洲的制度及其前景，以及目前歐洲聯盟演進的方向。從歷史長時段出發，社會制度與文化體系互相依賴，斷難分開。因此，制度的歐洲也不能脫離文化的歐洲。從制度與文化出發，我們又不得不重新審視地理意義上的歐洲。歐洲的資本主義、民主政體、工具理性等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礎制度均起源於歐洲，其輻射範圍不僅遠遠超出歐洲本土——歐亞大陸西端的這一地域範圍，甚至從很大意義上還在北美結出了較其本土更為輝煌的果實，以至於我們在討論歐洲文明時不得不也將美國包攬進來，乾脆以西方文明稱之。就此，筆者也不能免俗，本文中在涉及制度、文化等領域時也會將歐洲或西方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