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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準撞上了丁謂、曹利用不算，還撞上了以劉皇后為首的皇親國戚一干人。
此時真宗已經病重，精神已經錯亂，時好時壞，劉皇后於是走入了帝國政界前台，史稱“政事多中宮所決”，國家大事多由中宮皇后來決定。
丁謂捉到了帝國的漏洞，開始與“中宮”建構權力聯繫，史稱“交通詭秘，其黨日固”。
劉氏的宗親在巴蜀，有“奪民鹽井”的惡劣記錄。真宗因為皇后家人的緣故，準備赦免其罪；但寇準不准，必要皇上“行法”，不得偏袒後宮家人，說要將劉美送到御史台去受審。
真宗發怒道：“哪有都虞候受審的事啊！你要送他到御史，你自去送！”
寇準聽後，長嘆一聲，惶恐而退。
曹利用、丁謂就乘機一起上奏，說：“天正大旱，不宜更起大獄，中傷他人。祈求皇上下詔，罷獄。”
真宗聽後，也不耐煩，就說：“便罷！便罷！”
但寇準想想此事不能就此罷了，再次上殿，但是真宗已經被疾病和劉美事弄得很頭痛，根本就不想跟寇準再論此事。史稱“寇沮喪甚”。
因為這件事，劉娥這位皇后，對寇準有了女人家家的怨恨。
丁謂於是乘機“媒櫱之”。“媒櫱”就是酒母、酒麴，可以釀酒，於是這個詞就有了“釀造事端”的含義。丁謂在等待、尋找機會。
大事敗於“不密”
真宗病重昏沉之際，寇準秘密來見，提出了一個重大建議，他要求儘早“傳位”，也即在真宗在世時，完成最高權力交接。他對真宗說：“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為羽翼。”
寇準不愧為“能斷大事”。整個宋史中，寇準這個意見都是極為大膽的。他要求真宗皇帝“傳以神器”，就是將大宋帝王的權杖交給太子。這在皇權時代，是臣輔左右皇帝的罕見案例。霍光當初左右皇權，也是在皇上死後，而寇準竟敢於在只有五十四歲的皇上生病時提出權力轉移的提案，這就是要求真宗“禪讓”。但是非常可惜，此時的皇太子趙禎，也即後來的宋仁宗，還只有十一歲，如果趙禎真的接受這種禪讓，也需要更有權力的人物“攝政”，帝國才有希望和平過渡。而寇準，當此第一宰輔之地位，正是特別容易被人因此而“媒櫱之”的箭垛式人物，多少冷箭都會向他射來，何況丁謂，這位飽讀史書、又因“溜須”而受辱的“奸相”“佞人”？
寇準的“禪讓”意見，得到了真宗的認同，史稱“上然之”。
寇準很興奮，馬上要翰林學士楊億撰寫過渡性文件，請“太子監國”。並且期望楊億能來做參知政事，替代丁謂。
楊億贊同寇準，但知道此事關係重大，等到夜深人靜時，屏去左右，才開始草擬文件。撰稿時，要措辭，詞語要莊重，還要婉轉、準確。這事讓大才子楊億也頗費思量。蠟燭芯燒得久了，要剪一剪，此事往常都需要僕從來做，但他堅持自己起身來剪燭，以免被人偷看文件文字。
史稱楊億撰寫此文“中外無知者”。
但丁謂還是知道了這件事。
他是如何知道的？有兩個不同的版本記錄此事。
一說還是源於楊億。說楊億在草寫文稿完畢後，很興奮，老皇上讓位，太子監國，丁謂下台，自己素所欽佩的寇準總攬朝綱，帝國當有新氣象。於是他忍不住對大舅哥張演說了一句話：“數日之後，事當一新！”然後張演就在跟他人的吹牛中，將此事神神秘秘地透露了一星半點，但“太子監國”的主題詞卻開始在政要圈子裡有了窸窸窣窣的響動。
一說乃是寇準自己透露。說是寇準自己酒喝高了，“漏所謀”。
總之，此事不密，丁謂手眼通天，耳目遍朝野，很快就知道了這麼一個“太子監國”的“君臣議定”。
開始，丁謂想找一個有力量的人，一道“倒寇”。他找到另一位宰輔李迪，說：“寇準要弄‘太子監國’的政變，如果皇上身體恢復好了，朝廷將何以處置此事？”
李迪一直厭惡丁謂，於是對他說：“太子在外，可以統率大軍，在內，可以代理朝政，有何不可？”
但丁謂很恐懼寇準做成此事，就聯合同黨，一起極力攻訐寇準，認為寇準這是在詛咒皇上，發動政變。
於是，就在真宗身體好轉，正常上朝的時候，上奏，要求解除寇準的執政資格。
而真宗也忘記了與寇準的“君臣約定”，史稱皇上不記得與寇準“有成言，諾其請”。這樣一來，事情的性質就有了變化，成為寇準一個人的政治謊言。
真宗似乎也來了氣，就召中書知制誥，年輕的才子秘書晏殊來禁中，起草解除寇準相職的文書。晏殊雖然曾經被寇準貶抑過，但他還是敬重寇準的為人，不肯起草這個可能遭遇千年罵名的“解聘令”。他找到了一個理由：知制誥，是國務大秘；翰林才是禁中大秘。知制誥負責起草國務文書，翰林負責起草皇上詔令。解除相職，屬於皇上之職，因此，應該由翰林起草。他以此為由拒絕起草。
此時真宗已經病重，精神已經錯亂，時好時壞，劉皇后於是走入了帝國政界前台，史稱“政事多中宮所決”，國家大事多由中宮皇后來決定。
丁謂捉到了帝國的漏洞，開始與“中宮”建構權力聯繫，史稱“交通詭秘，其黨日固”。
劉氏的宗親在巴蜀，有“奪民鹽井”的惡劣記錄。真宗因為皇后家人的緣故，準備赦免其罪；但寇準不准，必要皇上“行法”，不得偏袒後宮家人，說要將劉美送到御史台去受審。
真宗發怒道：“哪有都虞候受審的事啊！你要送他到御史，你自去送！”
寇準聽後，長嘆一聲，惶恐而退。
曹利用、丁謂就乘機一起上奏，說：“天正大旱，不宜更起大獄，中傷他人。祈求皇上下詔，罷獄。”
真宗聽後，也不耐煩，就說：“便罷！便罷！”
但寇準想想此事不能就此罷了，再次上殿，但是真宗已經被疾病和劉美事弄得很頭痛，根本就不想跟寇準再論此事。史稱“寇沮喪甚”。
因為這件事，劉娥這位皇后，對寇準有了女人家家的怨恨。
丁謂於是乘機“媒櫱之”。“媒櫱”就是酒母、酒麴，可以釀酒，於是這個詞就有了“釀造事端”的含義。丁謂在等待、尋找機會。
大事敗於“不密”
真宗病重昏沉之際，寇準秘密來見，提出了一個重大建議，他要求儘早“傳位”，也即在真宗在世時，完成最高權力交接。他對真宗說：“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為羽翼。”
寇準不愧為“能斷大事”。整個宋史中，寇準這個意見都是極為大膽的。他要求真宗皇帝“傳以神器”，就是將大宋帝王的權杖交給太子。這在皇權時代，是臣輔左右皇帝的罕見案例。霍光當初左右皇權，也是在皇上死後，而寇準竟敢於在只有五十四歲的皇上生病時提出權力轉移的提案，這就是要求真宗“禪讓”。但是非常可惜，此時的皇太子趙禎，也即後來的宋仁宗，還只有十一歲，如果趙禎真的接受這種禪讓，也需要更有權力的人物“攝政”，帝國才有希望和平過渡。而寇準，當此第一宰輔之地位，正是特別容易被人因此而“媒櫱之”的箭垛式人物，多少冷箭都會向他射來，何況丁謂，這位飽讀史書、又因“溜須”而受辱的“奸相”“佞人”？
寇準的“禪讓”意見，得到了真宗的認同，史稱“上然之”。
寇準很興奮，馬上要翰林學士楊億撰寫過渡性文件，請“太子監國”。並且期望楊億能來做參知政事，替代丁謂。
楊億贊同寇準，但知道此事關係重大，等到夜深人靜時，屏去左右，才開始草擬文件。撰稿時，要措辭，詞語要莊重，還要婉轉、準確。這事讓大才子楊億也頗費思量。蠟燭芯燒得久了，要剪一剪，此事往常都需要僕從來做，但他堅持自己起身來剪燭，以免被人偷看文件文字。
史稱楊億撰寫此文“中外無知者”。
但丁謂還是知道了這件事。
他是如何知道的？有兩個不同的版本記錄此事。
一說還是源於楊億。說楊億在草寫文稿完畢後，很興奮，老皇上讓位，太子監國，丁謂下台，自己素所欽佩的寇準總攬朝綱，帝國當有新氣象。於是他忍不住對大舅哥張演說了一句話：“數日之後，事當一新！”然後張演就在跟他人的吹牛中，將此事神神秘秘地透露了一星半點，但“太子監國”的主題詞卻開始在政要圈子裡有了窸窸窣窣的響動。
一說乃是寇準自己透露。說是寇準自己酒喝高了，“漏所謀”。
總之，此事不密，丁謂手眼通天，耳目遍朝野，很快就知道了這麼一個“太子監國”的“君臣議定”。
開始，丁謂想找一個有力量的人，一道“倒寇”。他找到另一位宰輔李迪，說：“寇準要弄‘太子監國’的政變，如果皇上身體恢復好了，朝廷將何以處置此事？”
李迪一直厭惡丁謂，於是對他說：“太子在外，可以統率大軍，在內，可以代理朝政，有何不可？”
但丁謂很恐懼寇準做成此事，就聯合同黨，一起極力攻訐寇準，認為寇準這是在詛咒皇上，發動政變。
於是，就在真宗身體好轉，正常上朝的時候，上奏，要求解除寇準的執政資格。
而真宗也忘記了與寇準的“君臣約定”，史稱皇上不記得與寇準“有成言，諾其請”。這樣一來，事情的性質就有了變化，成為寇準一個人的政治謊言。
真宗似乎也來了氣，就召中書知制誥，年輕的才子秘書晏殊來禁中，起草解除寇準相職的文書。晏殊雖然曾經被寇準貶抑過，但他還是敬重寇準的為人，不肯起草這個可能遭遇千年罵名的“解聘令”。他找到了一個理由：知制誥，是國務大秘；翰林才是禁中大秘。知制誥負責起草國務文書，翰林負責起草皇上詔令。解除相職，屬於皇上之職，因此，應該由翰林起草。他以此為由拒絕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