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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應該是全國唯一為罷工平息感到遺憾的人。
這難道不是一件讓人沮喪的事嗎？
● 4月22日，農場
在九十多歲的高齡，我願意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是一個關於全球、地區間、民族間問題的觀點，這個觀點與當前流行的相對自由的文化觀念截然相反，當然你我也身處這種文化觀念之中。
我無法指望通過發表文章來表達這一觀點。我想說的話遠非每日報紙上那幾頁專欄所能承載的，或許也沒有任何雜誌能承載，況且雜誌的關注度太低。以書的形式？這些觀點中，有一些在我多年前出版的《崎嶇山路》中已經提及，受到的奉承最少，受關注程度最低的……就是這些觀點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把自己的觀點付諸紙上（不是為了讓誰記住），只要能夠成為一份政治或者文學遺產就行。不過僅靠手寫的話，恐怕要連續幾個星期不間斷地工作才能完成。用打字機如何？那只能在家裡完成。但是家裡的生活會嚴重影響工作效率。沒完沒了的干擾：接電話、接受邀請、接待來訪、回覆信件、閱讀報刊，等等。老式的打字機放在家裡最擁擠的衣帽間，跟電視機和電話放在一起。我會儘量努力，但是前景不容樂觀。
● 4月29日，普林斯頓
約翰·盧卡奇前來拜訪。他病了一段時間，我看他也有了一些變化。和他交談與面對其他來訪者不同，我們都能道出對方過去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並且還能舉例說明，而這些成果以往從未獲得評論家或廣大讀者的認可……
邦尼·迪爾沃思（Bunny Dilworth）昨天下午給我送來一個沉甸甸的包裹，裡面是與我有關的材料，這是她過世的丈夫迪克（Dick）留下的。[25]在我們交往的那些年中，他將這些東西保存了下來。我不知道她是否了解，這裡面有迪克和我授權的傳記作者約翰·加迪斯的談話記錄，都是涉及我個人和我的缺點的（看得出迪克比加迪斯更了解我）。談話的主題純粹是關於我個人的，完全沒有涉及我寫過的書籍或者我取得的成就。我想，在迪克抑或是他們兩人的心目中，一個人比他的成就更重要。看到這些，我感到非常遺憾：一方面，人本來就有弱點；另一方面，這無疑能讓我積極地去面對這種評價，並且變得更加謙遜。但作為一個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成就要比他這個人本身更重要。關於我個人的事情永遠無法配不上加迪斯為撰寫我的傳記所付出的努力。
● 5月2日
過去的兩天太痛苦了。加迪斯和迪克·迪爾沃思的談話讓我明白了，至少在當時，加迪斯完全不知道我與西方（法國和英國）政府，以及我與我們自己的政府之間的分歧是何等重大，這種分歧標誌了1948年—1958年這十年的時間。在這決定性的十年中，我為我們的政府——實際上也是為整個西歐——應對史達林晚期的蘇聯而傾盡全力。顯然，所有這些努力都徹底失敗了，那時我原本應該更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不管怎麼說，我學會了接受失敗。1958年之後（里斯講座最終成為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我放棄了這種努力，轉而投入到學者生涯之中。那些年裡，我孤獨地抗爭，反對西方對蘇政策的完全軍事化，但是有一點我是成功的，那就是避免了或者說可能避免了龐大的開支，避免了危險，避免了隨之而來的冷戰前景的惡化。這本該讓我們處於更好的態勢，而不必像現在這樣，每天都面臨諸多難題。這場抗爭不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是最認真的傳記作者，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前半段職業生涯中這番努力的意義，即我為戰後立即到來的歐洲問題提供了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別人很難意識到這些，我真是太難過了。
● 6月6日
約翰·加迪斯來訪，我們留他在家裡吃了午飯……
他今天來的目的是徵求我的意見，他想馬上開始撰寫傳記。在眾多願意提筆為我寫傳記的自薦者當中，我從來沒有後悔選擇了他。當年我在政府里供職，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戰後那些年的外交狀況。他是一個非常值得敬重的人。他能將自己了解的全部狀況敘述清楚，也能篩選出當年具有象徵意義的事件。至於說他是否有興趣用同樣的洞察力去挖掘我離開政府之後的學術研究和個人經歷——個人生活主要記錄在《生活隨筆》中，政治和哲學觀點主要集中在《崎嶇山路》中——這個我不太確定。但比起其他傳主，我想我是非常幸運的。
● 7月23日，索倫霍斯
我發現自己一直在問，繼續寫這種日記還有什麼用處嗎？
不過，我馬上回答自己，於公於私，我都應該寫下去。從個人方面來說，偶爾重溫一下這種記錄，就能從中發現自己的不足，包括缺點、抱怨、有意義或者無意義的期望以及每天的變化，進而鞭策自己做得更好，以免走向錯誤的道路而一無所獲。
● 8月27日，普林斯頓
通過哈麗特和出版商，我了解到《紐約客》的編輯（別問我是如何了解到的）對我尚未校對的書稿印象非常好，之前他們已經看過一部分，近期還打算派人過來，為我做一期“特稿”。這讓我糾結起來。毫無疑問，我非常沮喪。依我目前這種狀況，我能否接待這位編輯呢？當然不能。但是雜誌社對我的新書這麼感興趣，這讓我非常高興，拒絕來訪顯然非常失禮。然而，接受來訪就意味著，我必須在他到達普林斯頓之前振作起來，並儘可能地找回自己的幽默感。
這難道不是一件讓人沮喪的事嗎？
● 4月22日，農場
在九十多歲的高齡，我願意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是一個關於全球、地區間、民族間問題的觀點，這個觀點與當前流行的相對自由的文化觀念截然相反，當然你我也身處這種文化觀念之中。
我無法指望通過發表文章來表達這一觀點。我想說的話遠非每日報紙上那幾頁專欄所能承載的，或許也沒有任何雜誌能承載，況且雜誌的關注度太低。以書的形式？這些觀點中，有一些在我多年前出版的《崎嶇山路》中已經提及，受到的奉承最少，受關注程度最低的……就是這些觀點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把自己的觀點付諸紙上（不是為了讓誰記住），只要能夠成為一份政治或者文學遺產就行。不過僅靠手寫的話，恐怕要連續幾個星期不間斷地工作才能完成。用打字機如何？那只能在家裡完成。但是家裡的生活會嚴重影響工作效率。沒完沒了的干擾：接電話、接受邀請、接待來訪、回覆信件、閱讀報刊，等等。老式的打字機放在家裡最擁擠的衣帽間，跟電視機和電話放在一起。我會儘量努力，但是前景不容樂觀。
● 4月29日，普林斯頓
約翰·盧卡奇前來拜訪。他病了一段時間，我看他也有了一些變化。和他交談與面對其他來訪者不同，我們都能道出對方過去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並且還能舉例說明，而這些成果以往從未獲得評論家或廣大讀者的認可……
邦尼·迪爾沃思（Bunny Dilworth）昨天下午給我送來一個沉甸甸的包裹，裡面是與我有關的材料，這是她過世的丈夫迪克（Dick）留下的。[25]在我們交往的那些年中，他將這些東西保存了下來。我不知道她是否了解，這裡面有迪克和我授權的傳記作者約翰·加迪斯的談話記錄，都是涉及我個人和我的缺點的（看得出迪克比加迪斯更了解我）。談話的主題純粹是關於我個人的，完全沒有涉及我寫過的書籍或者我取得的成就。我想，在迪克抑或是他們兩人的心目中，一個人比他的成就更重要。看到這些，我感到非常遺憾：一方面，人本來就有弱點；另一方面，這無疑能讓我積極地去面對這種評價，並且變得更加謙遜。但作為一個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成就要比他這個人本身更重要。關於我個人的事情永遠無法配不上加迪斯為撰寫我的傳記所付出的努力。
● 5月2日
過去的兩天太痛苦了。加迪斯和迪克·迪爾沃思的談話讓我明白了，至少在當時，加迪斯完全不知道我與西方（法國和英國）政府，以及我與我們自己的政府之間的分歧是何等重大，這種分歧標誌了1948年—1958年這十年的時間。在這決定性的十年中，我為我們的政府——實際上也是為整個西歐——應對史達林晚期的蘇聯而傾盡全力。顯然，所有這些努力都徹底失敗了，那時我原本應該更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不管怎麼說，我學會了接受失敗。1958年之後（里斯講座最終成為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我放棄了這種努力，轉而投入到學者生涯之中。那些年裡，我孤獨地抗爭，反對西方對蘇政策的完全軍事化，但是有一點我是成功的，那就是避免了或者說可能避免了龐大的開支，避免了危險，避免了隨之而來的冷戰前景的惡化。這本該讓我們處於更好的態勢，而不必像現在這樣，每天都面臨諸多難題。這場抗爭不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是最認真的傳記作者，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前半段職業生涯中這番努力的意義，即我為戰後立即到來的歐洲問題提供了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別人很難意識到這些，我真是太難過了。
● 6月6日
約翰·加迪斯來訪，我們留他在家裡吃了午飯……
他今天來的目的是徵求我的意見，他想馬上開始撰寫傳記。在眾多願意提筆為我寫傳記的自薦者當中，我從來沒有後悔選擇了他。當年我在政府里供職，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戰後那些年的外交狀況。他是一個非常值得敬重的人。他能將自己了解的全部狀況敘述清楚，也能篩選出當年具有象徵意義的事件。至於說他是否有興趣用同樣的洞察力去挖掘我離開政府之後的學術研究和個人經歷——個人生活主要記錄在《生活隨筆》中，政治和哲學觀點主要集中在《崎嶇山路》中——這個我不太確定。但比起其他傳主，我想我是非常幸運的。
● 7月23日，索倫霍斯
我發現自己一直在問，繼續寫這種日記還有什麼用處嗎？
不過，我馬上回答自己，於公於私，我都應該寫下去。從個人方面來說，偶爾重溫一下這種記錄，就能從中發現自己的不足，包括缺點、抱怨、有意義或者無意義的期望以及每天的變化，進而鞭策自己做得更好，以免走向錯誤的道路而一無所獲。
● 8月27日，普林斯頓
通過哈麗特和出版商，我了解到《紐約客》的編輯（別問我是如何了解到的）對我尚未校對的書稿印象非常好，之前他們已經看過一部分，近期還打算派人過來，為我做一期“特稿”。這讓我糾結起來。毫無疑問，我非常沮喪。依我目前這種狀況，我能否接待這位編輯呢？當然不能。但是雜誌社對我的新書這麼感興趣，這讓我非常高興，拒絕來訪顯然非常失禮。然而，接受來訪就意味著，我必須在他到達普林斯頓之前振作起來，並儘可能地找回自己的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