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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在史學、文學等方面有何貢獻歐陽修在從政方面有很多建樹，但他在史學、文學兩方面做出的貢獻更大。
宋朝自創建以來，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然而文章體式仍舊延續著五代時的風氣。這種五代余習的顯著特點就是：精雕細刻，講究對仗、對偶，文風綺靡不振。受這種風氣影響，士子們做出來的文章都詞氣卑弱。蘇舜元、蘇舜欽、柳開、穆修等人都有心改變這種風氣來振作士氣，但是成就都不大。嘉佑二年（1057），歐陽修以翰林學士奉召知貢舉，當時的士子們依舊崇尚五代這種險怪奇澀的文章，並把這種文章風格稱為“太學體”，歐陽修對這種文風堅決予以痛斥和壓制，凡是做“太學體”這種文章的士子，都被罷黜。事後，先前那些氣焰囂張的輕薄之徒在歐陽修出來的時候，圍住歐陽修的馬頭聚眾鬧事，結果就連街上巡邏的吏卒也無法平息這種騷亂。儘管如此，“太學體”還是被抵制下去了，五代以來的文風由此發生了改變。
歐陽修在隨（今湖北隨縣）遊覽的時候，曾經得到一本唐韓愈的遺稿，讀了之後對韓愈十分仰慕。他精心鑽研韓愈的文章，以至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並下定決心一定要趕上韓愈，取得和韓愈古文運動一樣偉大的成就。歐陽修寫出來的文章具有自然天成、繁簡合度的風格。他使用的語言簡練明朗，平實而又暢達，在援引事物進行比較的時候，常常能傳達出人生的至理，所以能夠打動人心。這種成就是別人難以達到的，所以天下的讀書人都尊他為師，向他學習。
歐陽修還對史學有濃厚興趣。史書載，凡是周代、漢代以來的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他都有所收集。他經常鑽研它們，把成果和心得寫在《集古錄》一書中。此外，在做翰林學士時，歐陽修還奉詔撰寫《唐書》，他執筆《唐書》的紀、志表等部分，並且還寫了《五代史記》一書。他寫的史書具有“法嚴詞約”，與《春秋》的寫作風格一脈相承。
蘇軾對歐陽修很是敬重，他在文章里談到了歐陽修在史學、文學兩方面的成就，他說道：“歐陽修在談論大道這方面就像韓愈，在論事方面就像陸贄，記事方面如同漢代司馬遷，而他做的詩賦成就如同李白。”
作《四賢一不肖詩》的蔡襄有何政績與才能蔡襄（1012～1067），字君謨，是興化仙遊（今福建仙遊）人。舉進士後，任西京（今河南洛陽）留守推官、館閣校勘等職。范仲淹被貶後，余靖上疏營救，尹洙請求有司將他與范仲淹一同貶往外地，歐陽修也寫信責怪當時的司諫高若訥，說高若訥不知羞恥，這三人因此都被貶。蔡襄有感此事，作《四賢一不肖詩》，京都的人士都爭相傳寫，賣書的人把這首詩拿到集市上去賣，還得到了豐厚的利潤。當時恰好契丹的使者也在此地，這個使者也買了這首詩並帶回了契丹，把詩陳列在幽州（今北京市城區西南）館裡。
蔡襄博學多才，他的書法是當時第一，宋仁宗特別喜歡他的字，曾經讓蔡襄寫過他自己作的《元舅隴西王碑》一文。後來，仁宗還詔令蔡襄寫《溫成後父碑》，蔡襄認為這是越職，沒有奉詔。
蔡襄書法第一，人品也為人稱道。《四賢一不肖詩》已表現出他正直敢言的一面，他對朋友也是講究信義的，他的朋友如果死了，他就會不吃酒肉表示哀悼。蔡襄曾與朋友們在會靈東園飲酒，有一個人不小心射出箭來並誤傷了人，這個人慌亂中指出是蔡襄所射。過幾天，皇帝問蔡襄是否有這件事，蔡襄再三表示愧意和道歉，始終不曾為自己辯解一句。
蔡襄為政期間表現出不凡的才能。慶曆三年（1043），仁宗更用輔相，親自提拔了余靖、歐陽修及王素等人為諫官，這三人同時薦舉蔡襄，仁宗命蔡襄知諫院。當時國內正有旱蝗、日食和地震等災異現象出現，蔡襄上疏說：“災害的到來，都是因為人事方面做得不好。數年以來，這種天戒屢屢到來。推究這種災害形成的原因，是由於君臣上下都有缺失。陛下的缺失之處在於號令不被百姓信服，恩澤沒有施及百姓身上，而大臣們的缺失之處卻在於沒有想出好的辦法和謀略來矯正時弊，也未能盡到自己作為臣子的忠誠和職責。朝廷有不好的政策卻不能矯正，百姓有疾苦而不能幫助他們解決，陛下處理事情寬仁而不能決斷，大臣們明哲保身而不能斥離佞臣，這些都是臣子們的罪過。”這個奏疏一出，所有的人都心生畏懼，蔡襄因而被召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一職。
在此期間，蔡襄在政治方面又有建樹，保州（今河北保定）一帶兵卒發生動亂，事後這些兵卒推出十幾個懦弱膽小的人出來算作首惡，並把這十幾個人殺了來求朝廷招撫。蔡襄提議道：“天下有兵百萬，如果沒有誅殺決斷這樣的命令，一定會成為兵卒們驕傲輕慢以至形成暴亂的禍源。今天保州的兵卒殺官吏，關閉了城門，不去討伐他們，反而還要招安他們，不是要被所有人嘲笑嗎？我懇求朝廷把這些兵卒召進城中，全部殺掉。”朝廷聽從了蔡襄的建議。
蔡襄任知制誥一職的時候，三御史提議梁適應當罷官，蔡襄不同意。此後，每當有司部門在授予官職時有不恰當的地方，蔡襄都不寫詔書。因此，皇帝對他更加禮遇，賜他母親鳳冠霞帔，又親筆寫下“君謨”二字派人給他送去表示恩寵，遷蔡襄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蔡襄精於吏事，談笑之間就能明斷是非，揭發奸邪隱秘之事，所以官吏們都不敢對他有任何欺瞞。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後召為翰林學士、三司使，英宗時拜為端明殿學士。卒後朝廷贈吏部侍郎一職。因為有這些功績，所以史臣評價說，蔡襄、王素、余靖都是昭陵賢御史。
宋朝自創建以來，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然而文章體式仍舊延續著五代時的風氣。這種五代余習的顯著特點就是：精雕細刻，講究對仗、對偶，文風綺靡不振。受這種風氣影響，士子們做出來的文章都詞氣卑弱。蘇舜元、蘇舜欽、柳開、穆修等人都有心改變這種風氣來振作士氣，但是成就都不大。嘉佑二年（1057），歐陽修以翰林學士奉召知貢舉，當時的士子們依舊崇尚五代這種險怪奇澀的文章，並把這種文章風格稱為“太學體”，歐陽修對這種文風堅決予以痛斥和壓制，凡是做“太學體”這種文章的士子，都被罷黜。事後，先前那些氣焰囂張的輕薄之徒在歐陽修出來的時候，圍住歐陽修的馬頭聚眾鬧事，結果就連街上巡邏的吏卒也無法平息這種騷亂。儘管如此，“太學體”還是被抵制下去了，五代以來的文風由此發生了改變。
歐陽修在隨（今湖北隨縣）遊覽的時候，曾經得到一本唐韓愈的遺稿，讀了之後對韓愈十分仰慕。他精心鑽研韓愈的文章，以至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並下定決心一定要趕上韓愈，取得和韓愈古文運動一樣偉大的成就。歐陽修寫出來的文章具有自然天成、繁簡合度的風格。他使用的語言簡練明朗，平實而又暢達，在援引事物進行比較的時候，常常能傳達出人生的至理，所以能夠打動人心。這種成就是別人難以達到的，所以天下的讀書人都尊他為師，向他學習。
歐陽修還對史學有濃厚興趣。史書載，凡是周代、漢代以來的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他都有所收集。他經常鑽研它們，把成果和心得寫在《集古錄》一書中。此外，在做翰林學士時，歐陽修還奉詔撰寫《唐書》，他執筆《唐書》的紀、志表等部分，並且還寫了《五代史記》一書。他寫的史書具有“法嚴詞約”，與《春秋》的寫作風格一脈相承。
蘇軾對歐陽修很是敬重，他在文章里談到了歐陽修在史學、文學兩方面的成就，他說道：“歐陽修在談論大道這方面就像韓愈，在論事方面就像陸贄，記事方面如同漢代司馬遷，而他做的詩賦成就如同李白。”
作《四賢一不肖詩》的蔡襄有何政績與才能蔡襄（1012～1067），字君謨，是興化仙遊（今福建仙遊）人。舉進士後，任西京（今河南洛陽）留守推官、館閣校勘等職。范仲淹被貶後，余靖上疏營救，尹洙請求有司將他與范仲淹一同貶往外地，歐陽修也寫信責怪當時的司諫高若訥，說高若訥不知羞恥，這三人因此都被貶。蔡襄有感此事，作《四賢一不肖詩》，京都的人士都爭相傳寫，賣書的人把這首詩拿到集市上去賣，還得到了豐厚的利潤。當時恰好契丹的使者也在此地，這個使者也買了這首詩並帶回了契丹，把詩陳列在幽州（今北京市城區西南）館裡。
蔡襄博學多才，他的書法是當時第一，宋仁宗特別喜歡他的字，曾經讓蔡襄寫過他自己作的《元舅隴西王碑》一文。後來，仁宗還詔令蔡襄寫《溫成後父碑》，蔡襄認為這是越職，沒有奉詔。
蔡襄書法第一，人品也為人稱道。《四賢一不肖詩》已表現出他正直敢言的一面，他對朋友也是講究信義的，他的朋友如果死了，他就會不吃酒肉表示哀悼。蔡襄曾與朋友們在會靈東園飲酒，有一個人不小心射出箭來並誤傷了人，這個人慌亂中指出是蔡襄所射。過幾天，皇帝問蔡襄是否有這件事，蔡襄再三表示愧意和道歉，始終不曾為自己辯解一句。
蔡襄為政期間表現出不凡的才能。慶曆三年（1043），仁宗更用輔相，親自提拔了余靖、歐陽修及王素等人為諫官，這三人同時薦舉蔡襄，仁宗命蔡襄知諫院。當時國內正有旱蝗、日食和地震等災異現象出現，蔡襄上疏說：“災害的到來，都是因為人事方面做得不好。數年以來，這種天戒屢屢到來。推究這種災害形成的原因，是由於君臣上下都有缺失。陛下的缺失之處在於號令不被百姓信服，恩澤沒有施及百姓身上，而大臣們的缺失之處卻在於沒有想出好的辦法和謀略來矯正時弊，也未能盡到自己作為臣子的忠誠和職責。朝廷有不好的政策卻不能矯正，百姓有疾苦而不能幫助他們解決，陛下處理事情寬仁而不能決斷，大臣們明哲保身而不能斥離佞臣，這些都是臣子們的罪過。”這個奏疏一出，所有的人都心生畏懼，蔡襄因而被召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一職。
在此期間，蔡襄在政治方面又有建樹，保州（今河北保定）一帶兵卒發生動亂，事後這些兵卒推出十幾個懦弱膽小的人出來算作首惡，並把這十幾個人殺了來求朝廷招撫。蔡襄提議道：“天下有兵百萬，如果沒有誅殺決斷這樣的命令，一定會成為兵卒們驕傲輕慢以至形成暴亂的禍源。今天保州的兵卒殺官吏，關閉了城門，不去討伐他們，反而還要招安他們，不是要被所有人嘲笑嗎？我懇求朝廷把這些兵卒召進城中，全部殺掉。”朝廷聽從了蔡襄的建議。
蔡襄任知制誥一職的時候，三御史提議梁適應當罷官，蔡襄不同意。此後，每當有司部門在授予官職時有不恰當的地方，蔡襄都不寫詔書。因此，皇帝對他更加禮遇，賜他母親鳳冠霞帔，又親筆寫下“君謨”二字派人給他送去表示恩寵，遷蔡襄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蔡襄精於吏事，談笑之間就能明斷是非，揭發奸邪隱秘之事，所以官吏們都不敢對他有任何欺瞞。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後召為翰林學士、三司使，英宗時拜為端明殿學士。卒後朝廷贈吏部侍郎一職。因為有這些功績，所以史臣評價說，蔡襄、王素、余靖都是昭陵賢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