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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宋江沒有投降的學者認為，在北宋一代的官私案牘記載當中，全都沒有說過宋江戰敗而投降宋王朝，也沒有宋江這支起義軍到過海州境內的說法，更沒有宋江受招安後從征方臘的事跡。這些故事都是進入南宋後，人們才編造出來的，《東都事略》是南宋人寫的，《宋史》是元朝人寫的，皆不足信。
有學者指出，宋江起義已在北宋末年，所以南宋人寫的有關史料應有可信度，同時也可找到北宋末的相關記載以作佐證。如《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八引《張叔夜家傳·以病乞致仕宮觀札子》說到他“出守海墟，會劇賊猝至，偶遣兵斬捕，賊勢挫創，相與出降”。據說離海州城南十五里的沿海古戰場，其附近還有一大冢，相傳埋著當年戰死的梁山好漢們，如今民眾還稱它為梁山好漢墓。還有《丹陽集·王登墓志銘》說：王師心任海州沐陽縣尉時，“遇京東劇賊數千人浮海來寇，公適就養在邑，命引兵邀擊境上，馘渠酋數十人，降其餘眾”。其“劇賊”雖都沒有指名道姓，但在《文定集·王師心墓志銘》中，便明確寫出是“河北劇賊宋江者”。所以，宋江戰敗投降官軍的說法似乎是有確鑿的史料根據的。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張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閣修撰蔣公（圓）墓志銘》。其載：“宋江嘯聚亡命，剽掠山東一路，州縣大震，吏多避匿。公獨修戰守之備，以兵扼其沖，賊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嘸然陽應，偵食盡，督兵鏖擊，大破之。餘眾北走龜、蒙間，卒投戈請降……陛見賜對，上問宋江事，公敷奏始末，益多其才。”這段文字表明，宋江起義軍曾在沂州（今山東臨沂）一帶被蔣圓所率官軍所打敗，而後撤退轉移，終“投戈請降”，受招安後，徽宗還在大殿接見了宋江。蔣圓死於建炎四年（1130），張守在紹興五年（1135）為他寫此墓誌，其資料價值也頗引人注目。其中，說宋江投降與蔣圓在沂州大破其起義軍有著直接關係，由於沂州之戰離宋江受招安的時間可能較為接近，所以也不能說作者在捕風捉影，重要的是它為宋江受招安的又一個有力證據。
當時任元城縣尉，後官至吏部侍郎的李若水所作《捕盜偶成》一詩，卻如此描述宋江接受朝廷招安的經過，它也是最能說明這一問題的相關史料，特全引如下：去年宋江起山東，白晝橫戈犯城郭。
殺人紛紛剪草如，九重聞之慘不樂。
大書黃紙飛敕來，三十六人同拜爵。
獰卒肥驂意氣驕，士女駢觀猶駭愕。
今年楊江起河北，戰陣規繩視前作。
嗷嗷赤子陰有言，又願官家早招卻。
我聞官職要與賢，輒啖此曹無乃錯！
招降況亦非上策，政誘潛凶嗣為虐。
不如下詔省科徭，彼自歸來守條約。
小臣無路捫高天，安得狂詞裨廟略。
其中，朝廷是在宋江諸人“橫行”齊魏大地而官軍難於征服之時，才飛敕招安的。宋江等三十六人接受招安後，授官拜爵，騎馬入城，意氣驕昂的樣子躍然紙上，連民眾看了都驚愕不已。就是說，宋江並不是在戰敗而迫不得已投降的情況下，再接受朝廷招安的。反過來說，如果宋江起義軍已戰敗投降，也就不用朝廷“飛敕”招安了。所以，儘管宋江接受招安已無需懷疑，但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宋江才接受招安的？還是讓人頗費猜測。有學者以為，如果說一定要將宋江招安與海州戰役聯繫起來的話，那麼張叔夜也只能是擔任了官府的說客，在與宋江談判後，才取得上述結果。《皇宋十朝綱要》卷十八載：“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張叔夜招撫之，江出降。”《宋史·徽宗紀》也載：“淮南盜宋江等犯……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那麼，《宋史·張叔夜傳》中有關宋江戰敗投降的描寫就與此有明顯的矛盾。
然而還有問題，有史料顯示，宋江在宣和三年的五月，就是官軍在鎮壓方臘起義軍之後，又出兵鎮壓宋江，這時宋江被擒獲。如《東都事略·徽宗紀》載，宣和“三年二月，方臘陷楚州。淮南盜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貫以其將辛興宗與方臘戰於青溪，擒之。五月丙串，宋江就擒”。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銘》中也說：折可存在平定方臘後，“班師過國門，奉御筆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繼獲”。所以有學者提出，宋江等人在接受招安一段時間之後。再度反叛，所以官軍在鎮壓方臘後，朝廷又頒布“捕草寇宋江”的命令，一個月後將宋江捕獲。那麼，這樣的假設能成立嗎？
下面再考察一下，宋江受招安後是否參加了征討方臘的戰鬥。相關史料有四條：一是《三朝北盟會編》引《中興奸邪姓氏錄》：“方臘反睦州，陷溫、台、婺、處、杭、秀等州，東南震動。以（童）貫為江浙宣撫使，領劉延慶、劉光世、辛企宗、宋江等軍二十餘萬往討之。”據《宋會要輯稿》、《宋史·童貫傳》等史料的記載，童貫是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任命為江浙諸路宣撫使，所統之兵為“陝西六路漢蕃精兵”，所派將官為“辛興宗、楊惟忠統熙河兵。劉鎮統涇原兵，楊可世、趙明統環慶兵，黃迪統腳延兵，馬公直統秦風兵，翼景統河東兵，劉延慶都統制諸路軍馬”。其中並無劉光世和宋江，據方勺《泊宅編》諸書所載，此時“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單、濮聞”。直到第二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因此，宋江絕對不可能在童貫出兵鎮壓方臘時，便擠入諸將行列。此外，方臘並沒有攻“陷溫、台、秀州”，“辛企宗”這個名字也搞錯了，都證明這條史料是不可信的。
有學者指出，宋江起義已在北宋末年，所以南宋人寫的有關史料應有可信度，同時也可找到北宋末的相關記載以作佐證。如《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八引《張叔夜家傳·以病乞致仕宮觀札子》說到他“出守海墟，會劇賊猝至，偶遣兵斬捕，賊勢挫創，相與出降”。據說離海州城南十五里的沿海古戰場，其附近還有一大冢，相傳埋著當年戰死的梁山好漢們，如今民眾還稱它為梁山好漢墓。還有《丹陽集·王登墓志銘》說：王師心任海州沐陽縣尉時，“遇京東劇賊數千人浮海來寇，公適就養在邑，命引兵邀擊境上，馘渠酋數十人，降其餘眾”。其“劇賊”雖都沒有指名道姓，但在《文定集·王師心墓志銘》中，便明確寫出是“河北劇賊宋江者”。所以，宋江戰敗投降官軍的說法似乎是有確鑿的史料根據的。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張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閣修撰蔣公（圓）墓志銘》。其載：“宋江嘯聚亡命，剽掠山東一路，州縣大震，吏多避匿。公獨修戰守之備，以兵扼其沖，賊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嘸然陽應，偵食盡，督兵鏖擊，大破之。餘眾北走龜、蒙間，卒投戈請降……陛見賜對，上問宋江事，公敷奏始末，益多其才。”這段文字表明，宋江起義軍曾在沂州（今山東臨沂）一帶被蔣圓所率官軍所打敗，而後撤退轉移，終“投戈請降”，受招安後，徽宗還在大殿接見了宋江。蔣圓死於建炎四年（1130），張守在紹興五年（1135）為他寫此墓誌，其資料價值也頗引人注目。其中，說宋江投降與蔣圓在沂州大破其起義軍有著直接關係，由於沂州之戰離宋江受招安的時間可能較為接近，所以也不能說作者在捕風捉影，重要的是它為宋江受招安的又一個有力證據。
當時任元城縣尉，後官至吏部侍郎的李若水所作《捕盜偶成》一詩，卻如此描述宋江接受朝廷招安的經過，它也是最能說明這一問題的相關史料，特全引如下：去年宋江起山東，白晝橫戈犯城郭。
殺人紛紛剪草如，九重聞之慘不樂。
大書黃紙飛敕來，三十六人同拜爵。
獰卒肥驂意氣驕，士女駢觀猶駭愕。
今年楊江起河北，戰陣規繩視前作。
嗷嗷赤子陰有言，又願官家早招卻。
我聞官職要與賢，輒啖此曹無乃錯！
招降況亦非上策，政誘潛凶嗣為虐。
不如下詔省科徭，彼自歸來守條約。
小臣無路捫高天，安得狂詞裨廟略。
其中，朝廷是在宋江諸人“橫行”齊魏大地而官軍難於征服之時，才飛敕招安的。宋江等三十六人接受招安後，授官拜爵，騎馬入城，意氣驕昂的樣子躍然紙上，連民眾看了都驚愕不已。就是說，宋江並不是在戰敗而迫不得已投降的情況下，再接受朝廷招安的。反過來說，如果宋江起義軍已戰敗投降，也就不用朝廷“飛敕”招安了。所以，儘管宋江接受招安已無需懷疑，但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宋江才接受招安的？還是讓人頗費猜測。有學者以為，如果說一定要將宋江招安與海州戰役聯繫起來的話，那麼張叔夜也只能是擔任了官府的說客，在與宋江談判後，才取得上述結果。《皇宋十朝綱要》卷十八載：“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張叔夜招撫之，江出降。”《宋史·徽宗紀》也載：“淮南盜宋江等犯……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那麼，《宋史·張叔夜傳》中有關宋江戰敗投降的描寫就與此有明顯的矛盾。
然而還有問題，有史料顯示，宋江在宣和三年的五月，就是官軍在鎮壓方臘起義軍之後，又出兵鎮壓宋江，這時宋江被擒獲。如《東都事略·徽宗紀》載，宣和“三年二月，方臘陷楚州。淮南盜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貫以其將辛興宗與方臘戰於青溪，擒之。五月丙串，宋江就擒”。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銘》中也說：折可存在平定方臘後，“班師過國門，奉御筆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繼獲”。所以有學者提出，宋江等人在接受招安一段時間之後。再度反叛，所以官軍在鎮壓方臘後，朝廷又頒布“捕草寇宋江”的命令，一個月後將宋江捕獲。那麼，這樣的假設能成立嗎？
下面再考察一下，宋江受招安後是否參加了征討方臘的戰鬥。相關史料有四條：一是《三朝北盟會編》引《中興奸邪姓氏錄》：“方臘反睦州，陷溫、台、婺、處、杭、秀等州，東南震動。以（童）貫為江浙宣撫使，領劉延慶、劉光世、辛企宗、宋江等軍二十餘萬往討之。”據《宋會要輯稿》、《宋史·童貫傳》等史料的記載，童貫是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任命為江浙諸路宣撫使，所統之兵為“陝西六路漢蕃精兵”，所派將官為“辛興宗、楊惟忠統熙河兵。劉鎮統涇原兵，楊可世、趙明統環慶兵，黃迪統腳延兵，馬公直統秦風兵，翼景統河東兵，劉延慶都統制諸路軍馬”。其中並無劉光世和宋江，據方勺《泊宅編》諸書所載，此時“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單、濮聞”。直到第二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因此，宋江絕對不可能在童貫出兵鎮壓方臘時，便擠入諸將行列。此外，方臘並沒有攻“陷溫、台、秀州”，“辛企宗”這個名字也搞錯了，都證明這條史料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