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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我不是葉先生的入室弟子。1979年秋，我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學習中國歷史。那一年春天先生第一次回國講學，轟動南開園。我當時尚未入學，自然無緣見到先生。1980年，先生第二次回國講學，我才得以聽到先生講課。課堂上的熱烈氣氛，我在南開讀書四年，不曾多見。先生的教態，歷歷在目；先生誦詞吟詩的聲音，二十年縈繞耳畔。這裡說的二十年，是到1999年，因為這一年深秋，在南開大學圖書館樓下的書香緣書店，我遇見了先生和她的秘書安易老師。我又親耳聽到了先生的聲音，再一次開始跟隨先生學習，至今已逾十年。這十餘年隨先生學習的收穫，早已超越了文學的範疇，是我人生中之大幸。
2000年有一家刊物向先生索要一篇自述文稿。有一天上課時先生說她準備了一些資料，問大家誰願意幫她整理。我想了一下就說，我願意，但是我不是您正式的學生，也不是南開的老師，不知道有沒有資格。先生說，聽了我的課就是我的學生，你當然有資格。就這樣我不自量力地接受了這項任務。在我愛人林雄的幫助下，兩個多月後，我完成了《我的自述》這一篇文稿的整理工作。整理撰寫《我的自述》使我初步了解了先生，她的人生經歷了中國近代社會政治變革的各個時期，而每一次變革，都對她的個人命運產生了重大影響，既艱難坎坷，又詩情畫意。先生以過人的才華以及她對於苦難的擔荷能力，支撐著她那柔弱的身軀，一次次從苦難中走出來，為了她所鍾愛的中國古典詩詞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因此，我便萌生了進一步訪問先生的願望，想把她的人生詳細地記錄下來。這一年先生回溫哥華前夕我向她提出了這個要求。先生沒有馬上答應，她覺得自己是一個普通的古典詩詞工作者，沒有做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沒有什麼可寫的。
2009年張候萍（左）與葉嘉瑩在葉家書房
2001年暑假，由澳門實業家沈秉和先生出資，南開大學文學院主辦，在天津薊縣靜寂山莊開辦了一次古典詩詞講習班。期間有一天組織學員參觀獨樂寺，天津電大的徐曉莉老師對我說，這麼靈山秀水的地方，不如我們去找先生聊天，獨樂寺以後有機會再去。我當然願意，便欣然前往。就是在這一次聊天中，我再一次提出訪問的要求，並且說明這件事對近代中國文化歷史的史學意義。加上徐曉莉老師幫助說服，先生才答應下來。
第一次訪問始於2001年9月21日，那時先生還住在專家樓，也不像現在這麼忙，每周除了有課以外，晚上的時間幾乎都給了我，有時周末還加一次。每次時間在兩個小時左右。一直持續到2002年1月17日。先生一向身體很好，但是這年冬天得了感冒，咳嗽一直不好，中間停了幾次，讓先生休息。有了空餘的時間，我就到另一個房間整理先生的照片。每次訪問，基本上是按照先生的思路，想到哪就說到哪，中間我很少插話提問。先生說這種方式好，因為以前的一些訪問者都有時間限制，還有話題限制，先生常常不能暢所欲言。先生思路非常清楚，語言又極為優美，聽她講述真是一種享受。這個學期我們一共談了二十一次，是這本口述回憶錄撰寫整理的主要基礎。加上後來不斷的補充，總共留下了六十餘小時的錄音。以前我聽別人說撰寫口述如何難，要從一大堆口語中扒出一些文字來。但我完全不是那樣，除了查閱補充資料、調整章節以外，許多大段的文字幾乎都是實錄。這一學期結束的時候，先生把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著作集》送給了我，讓我在寫作的過程中作為補充和參考用。
本來我計劃用兩年的時間完成這部書稿，但實際上2006年春天才完成初稿，定稿則一直拖至現在。原因很多，人世間的滄桑變故，不斷的修訂補充，先生近幾年越來越繁忙，都是客觀上的因素；而我個人的不敏、拖沓則是主觀上的因素。
先生天資聰穎，幼承家學，後來在顧隨先生的引領下步入了古典詩詞的殿堂。而她所經歷的時代，整個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發生了裂變。而社會的裂變，必然會產生一些溝壑。先生在她的詩詞道路上，為這些溝壑架起了一座座橋樑，這是歷史賦予她的使命。先生不辱使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先生的傑出貢獻，我以為主要在於三個方面：
首先，從文化傳承來看，先生架起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橋樑。“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傳統文化發生裂變，人們在摒棄封建糟粕的同時，傳統文化的精華也往往被失落。許多年輕的學生已經讀不懂中國古代偉大詩人留下的詩篇。而先生自1945年到現在，六十多年從未間斷的教學生涯以及她超人的教學水平，在中國古代詩人和現代青年學子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她數十年舌耕不止，筆耕不輟，通過講解詩人的作品，使這些詩人的生命心魂，得到了再生。這些偉大詩人的智慧、品格、襟抱和修養，得以浸潤後人的心田。在這個過程中，文化得以傳承。為此，先生投入了她的大部分生命。
其二，從東西方文化交流來看，先生架起了東西方學者之間中國古典詩詞交流研究的橋樑，從大的方面來看，也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和西方世界由於政治上的原因發生裂變，隨之而來的是西方世界和中國大陸之間持續幾十年的隔絕。在這種極不正常的國際關係的情況下，西方的漢學家研究中國古典文化只能到台灣。而這一時期台灣的台灣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的古典詩詞都是先生在執教，所以這些西方學者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許多都曾經受有先生的影響。例如：德國的馬漢茂、法國的侯思孟。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開始，先生先後到美國的密西根州立大學、哈佛大學任教，應邀出席了一系列學術會議，在北美的漢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特別是與哈佛大學漢學家海陶瑋先生多年的合作研究，在學術界傳為佳話。後來先生常年執教於加拿大U.B.C.大學，更是桃李滿天下。這期間，先生用西方文學理論，研究中國古典詩詞，在理論上頗多建樹。在那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西方世界缺乏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先生的教學研究活動，在那種極不正常的國際關係之中，在東西方文化之間架起了橋樑，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我不是葉先生的入室弟子。1979年秋，我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學習中國歷史。那一年春天先生第一次回國講學，轟動南開園。我當時尚未入學，自然無緣見到先生。1980年，先生第二次回國講學，我才得以聽到先生講課。課堂上的熱烈氣氛，我在南開讀書四年，不曾多見。先生的教態，歷歷在目；先生誦詞吟詩的聲音，二十年縈繞耳畔。這裡說的二十年，是到1999年，因為這一年深秋，在南開大學圖書館樓下的書香緣書店，我遇見了先生和她的秘書安易老師。我又親耳聽到了先生的聲音，再一次開始跟隨先生學習，至今已逾十年。這十餘年隨先生學習的收穫，早已超越了文學的範疇，是我人生中之大幸。
2000年有一家刊物向先生索要一篇自述文稿。有一天上課時先生說她準備了一些資料，問大家誰願意幫她整理。我想了一下就說，我願意，但是我不是您正式的學生，也不是南開的老師，不知道有沒有資格。先生說，聽了我的課就是我的學生，你當然有資格。就這樣我不自量力地接受了這項任務。在我愛人林雄的幫助下，兩個多月後，我完成了《我的自述》這一篇文稿的整理工作。整理撰寫《我的自述》使我初步了解了先生，她的人生經歷了中國近代社會政治變革的各個時期，而每一次變革，都對她的個人命運產生了重大影響，既艱難坎坷，又詩情畫意。先生以過人的才華以及她對於苦難的擔荷能力，支撐著她那柔弱的身軀，一次次從苦難中走出來，為了她所鍾愛的中國古典詩詞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因此，我便萌生了進一步訪問先生的願望，想把她的人生詳細地記錄下來。這一年先生回溫哥華前夕我向她提出了這個要求。先生沒有馬上答應，她覺得自己是一個普通的古典詩詞工作者，沒有做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沒有什麼可寫的。
2009年張候萍（左）與葉嘉瑩在葉家書房
2001年暑假，由澳門實業家沈秉和先生出資，南開大學文學院主辦，在天津薊縣靜寂山莊開辦了一次古典詩詞講習班。期間有一天組織學員參觀獨樂寺，天津電大的徐曉莉老師對我說，這麼靈山秀水的地方，不如我們去找先生聊天，獨樂寺以後有機會再去。我當然願意，便欣然前往。就是在這一次聊天中，我再一次提出訪問的要求，並且說明這件事對近代中國文化歷史的史學意義。加上徐曉莉老師幫助說服，先生才答應下來。
第一次訪問始於2001年9月21日，那時先生還住在專家樓，也不像現在這麼忙，每周除了有課以外，晚上的時間幾乎都給了我，有時周末還加一次。每次時間在兩個小時左右。一直持續到2002年1月17日。先生一向身體很好，但是這年冬天得了感冒，咳嗽一直不好，中間停了幾次，讓先生休息。有了空餘的時間，我就到另一個房間整理先生的照片。每次訪問，基本上是按照先生的思路，想到哪就說到哪，中間我很少插話提問。先生說這種方式好，因為以前的一些訪問者都有時間限制，還有話題限制，先生常常不能暢所欲言。先生思路非常清楚，語言又極為優美，聽她講述真是一種享受。這個學期我們一共談了二十一次，是這本口述回憶錄撰寫整理的主要基礎。加上後來不斷的補充，總共留下了六十餘小時的錄音。以前我聽別人說撰寫口述如何難，要從一大堆口語中扒出一些文字來。但我完全不是那樣，除了查閱補充資料、調整章節以外，許多大段的文字幾乎都是實錄。這一學期結束的時候，先生把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著作集》送給了我，讓我在寫作的過程中作為補充和參考用。
本來我計劃用兩年的時間完成這部書稿，但實際上2006年春天才完成初稿，定稿則一直拖至現在。原因很多，人世間的滄桑變故，不斷的修訂補充，先生近幾年越來越繁忙，都是客觀上的因素；而我個人的不敏、拖沓則是主觀上的因素。
先生天資聰穎，幼承家學，後來在顧隨先生的引領下步入了古典詩詞的殿堂。而她所經歷的時代，整個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發生了裂變。而社會的裂變，必然會產生一些溝壑。先生在她的詩詞道路上，為這些溝壑架起了一座座橋樑，這是歷史賦予她的使命。先生不辱使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先生的傑出貢獻，我以為主要在於三個方面：
首先，從文化傳承來看，先生架起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橋樑。“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傳統文化發生裂變，人們在摒棄封建糟粕的同時，傳統文化的精華也往往被失落。許多年輕的學生已經讀不懂中國古代偉大詩人留下的詩篇。而先生自1945年到現在，六十多年從未間斷的教學生涯以及她超人的教學水平，在中國古代詩人和現代青年學子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她數十年舌耕不止，筆耕不輟，通過講解詩人的作品，使這些詩人的生命心魂，得到了再生。這些偉大詩人的智慧、品格、襟抱和修養，得以浸潤後人的心田。在這個過程中，文化得以傳承。為此，先生投入了她的大部分生命。
其二，從東西方文化交流來看，先生架起了東西方學者之間中國古典詩詞交流研究的橋樑，從大的方面來看，也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和西方世界由於政治上的原因發生裂變，隨之而來的是西方世界和中國大陸之間持續幾十年的隔絕。在這種極不正常的國際關係的情況下，西方的漢學家研究中國古典文化只能到台灣。而這一時期台灣的台灣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的古典詩詞都是先生在執教，所以這些西方學者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許多都曾經受有先生的影響。例如：德國的馬漢茂、法國的侯思孟。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開始，先生先後到美國的密西根州立大學、哈佛大學任教，應邀出席了一系列學術會議，在北美的漢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特別是與哈佛大學漢學家海陶瑋先生多年的合作研究，在學術界傳為佳話。後來先生常年執教於加拿大U.B.C.大學，更是桃李滿天下。這期間，先生用西方文學理論，研究中國古典詩詞，在理論上頗多建樹。在那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西方世界缺乏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先生的教學研究活動，在那種極不正常的國際關係之中，在東西方文化之間架起了橋樑，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