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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論文的視角有別於以往研究單純集體化考察的視角。他抓住了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就是把集體化運動置放於1949年後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框架下加以認識和解釋。
毛髮動集體化的動機、目的是什麼，周教授都做了分析，但他抓住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此舉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從中南海到每一個自然村的全面控制，即國家對農村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完全控制，實現了經濟組織與政權單位的合一。
這就是中國農村前所未有的高度組織化，1949年，毛說要使廣大農民完全服從國家，農村中的自治因而完全消失。這或許就是毛澤東的理想社會了，號召階級全面專政的那個社會狀態（建立全面的國家控制）。事實上，這種農村中的新狀態在1960年也曾實行過，城市全面公社化，也就是1960年興起的城市人民公社化運動，實現了國家與社會的一體化。周曉虹論文的這個視角極為重要，打開了過去研究忽視的空間。
集體化的動力問題。過去的研究都是順著毛的言說，就是廣大農民有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積極性，至於農民的另一種積極性：小生產的積極性，則說得很少，而其實是廣泛存在的。周曉虹提到，後一種才是事實。周建立了他自己的分析，例如貧下中農入社是希望“揩油”，合夥開飯，吃大戶。這點從毛的話中也可印證，毛說：農民要自由，我們要社會主義。
如何使他們自覺自愿入社？那就要發揮政治優勢了，這就是兩手都要抓：
1.政治壓力：突出階級成分的劃分，堅持階級分層。1953年分為下中農、中中農（1955—1956），此舉具有極大震懾力。堅持現實中的動態階級分析，在政策上以先後入社的順序實現政治身份的差別。對地富和落後分子，實行管制、批鬥、“攻碉堡”等鬥爭手段。
2.制度推進：1953年推行“統購統銷”，切斷農民與市場的關係。
3.政策的傾斜：入社可以得到政策照顧，三管齊下，貧下中農吵著鬧著要入社，富裕中農也爭著要入社。
用周的論文觀點表述，就是：用經濟性資源的調控，社會資源的調控，來實現入社動員。
“關於黨和國家的近乎完美的權力網絡”，這種說法是我第一次聽到。我能理解周教授為什麼用這個詞語。我認為，周教授的措辭是可以成立的。
黨和國家的動員手段一言以蔽之，就是以“階級鬥爭”為動力，藉助於兩翼，即黨的組織和宣傳，大力推進集體化運動。方式就是在權力網絡中搞運動。所以，我們稱之為“集體化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
關於宣傳的作用，周曉虹提到幾個環節：
1.樹典型，開現場會（1960年推行代食品也開現場會，1958年更是如此）；
2.“攻碉堡”（和“對立面的鬥爭”）；
3.擺遠景。
事實就是這樣，即在1958年農村有線廣播建立之前也是這樣。從建國初到70年代，一以貫之，其效用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才逐漸減弱。
我的點評的結論：
1.文章通過微觀和宏觀的交匯，回答了一系列重大問題，包含豐富的思考，抓住了問題的關鍵點，基本看法都是可以成立的。
2.非常清晰，邏輯嚴密，應用了社會學和歷史學的元素，交融自然，是上乘的好論文，非常嚴謹、非常規範，避免了概念的孤立演繹。
3.有兩個建議：
（1）批判“小腳女人”，實際是在黨內先造輿論，除了鄧子恢，還批了薛迅，當時的張家口地委書記。
中共長期在農村，許多高幹有民本思想，毛要先打破這些。梁漱溟則是社會的代表，要採取新舉措，就要從幾個大人物開刀，以獲取動力。
（2）毛幾十年都防範農民自發的小生產意識，卻又在政治思想領域高度重視農民（認為他們有樸素的階級感情，對黨忠誠），貶低知識分子，包括黨內知識分子，這是一個重大現象，值得研究和進一步思考。
2004年10月，於南京大學社會學系
* * *
* 本文是對周曉虹《1951—1958：中國農業集體化的動力—國家與社會關係視野下的社會動員》一文的評述。
國家主義的文字、圖像的再造*
張大力的“第二歷史”圖片展有很強的衝擊力，他把原始圖像稱為“第一歷史”，即原生狀態、未經修改的歷史；而把經過加工、修改的圖像所呈現的歷史，稱為“第二歷史”，這裡展出的都是我們曾經很熟悉的歷史照片，只是我們不知道它們已經過了修飾、刪改等。張大力如此分類是有他的思考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並沒有將所謂“第二歷史”的圖片一筆勾銷，而是給其新的命名，以區別於“第一歷史”。
如何看待“第二歷史”，我只能提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在20世紀的中國，為了追求建立現代民族獨立國家，就要建構“英雄創世記”的新敘述，而文字和圖像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對之不斷進行修改和完善，是一常見的現象，革命政治家和藝術家自覺或不自覺地使其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
對文字和圖像的修改和再造，在20世紀不是罕見的現象，和19世紀相比，人們對文字和圖像重要性的認識已大大提高，就技術方面而言，教育發達使識字的人多了，照相術發明後迅速傳到了東方。
毛髮動集體化的動機、目的是什麼，周教授都做了分析，但他抓住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此舉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從中南海到每一個自然村的全面控制，即國家對農村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完全控制，實現了經濟組織與政權單位的合一。
這就是中國農村前所未有的高度組織化，1949年，毛說要使廣大農民完全服從國家，農村中的自治因而完全消失。這或許就是毛澤東的理想社會了，號召階級全面專政的那個社會狀態（建立全面的國家控制）。事實上，這種農村中的新狀態在1960年也曾實行過，城市全面公社化，也就是1960年興起的城市人民公社化運動，實現了國家與社會的一體化。周曉虹論文的這個視角極為重要，打開了過去研究忽視的空間。
集體化的動力問題。過去的研究都是順著毛的言說，就是廣大農民有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積極性，至於農民的另一種積極性：小生產的積極性，則說得很少，而其實是廣泛存在的。周曉虹提到，後一種才是事實。周建立了他自己的分析，例如貧下中農入社是希望“揩油”，合夥開飯，吃大戶。這點從毛的話中也可印證，毛說：農民要自由，我們要社會主義。
如何使他們自覺自愿入社？那就要發揮政治優勢了，這就是兩手都要抓：
1.政治壓力：突出階級成分的劃分，堅持階級分層。1953年分為下中農、中中農（1955—1956），此舉具有極大震懾力。堅持現實中的動態階級分析，在政策上以先後入社的順序實現政治身份的差別。對地富和落後分子，實行管制、批鬥、“攻碉堡”等鬥爭手段。
2.制度推進：1953年推行“統購統銷”，切斷農民與市場的關係。
3.政策的傾斜：入社可以得到政策照顧，三管齊下，貧下中農吵著鬧著要入社，富裕中農也爭著要入社。
用周的論文觀點表述，就是：用經濟性資源的調控，社會資源的調控，來實現入社動員。
“關於黨和國家的近乎完美的權力網絡”，這種說法是我第一次聽到。我能理解周教授為什麼用這個詞語。我認為，周教授的措辭是可以成立的。
黨和國家的動員手段一言以蔽之，就是以“階級鬥爭”為動力，藉助於兩翼，即黨的組織和宣傳，大力推進集體化運動。方式就是在權力網絡中搞運動。所以，我們稱之為“集體化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
關於宣傳的作用，周曉虹提到幾個環節：
1.樹典型，開現場會（1960年推行代食品也開現場會，1958年更是如此）；
2.“攻碉堡”（和“對立面的鬥爭”）；
3.擺遠景。
事實就是這樣，即在1958年農村有線廣播建立之前也是這樣。從建國初到70年代，一以貫之，其效用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才逐漸減弱。
我的點評的結論：
1.文章通過微觀和宏觀的交匯，回答了一系列重大問題，包含豐富的思考，抓住了問題的關鍵點，基本看法都是可以成立的。
2.非常清晰，邏輯嚴密，應用了社會學和歷史學的元素，交融自然，是上乘的好論文，非常嚴謹、非常規範，避免了概念的孤立演繹。
3.有兩個建議：
（1）批判“小腳女人”，實際是在黨內先造輿論，除了鄧子恢，還批了薛迅，當時的張家口地委書記。
中共長期在農村，許多高幹有民本思想，毛要先打破這些。梁漱溟則是社會的代表，要採取新舉措，就要從幾個大人物開刀，以獲取動力。
（2）毛幾十年都防範農民自發的小生產意識，卻又在政治思想領域高度重視農民（認為他們有樸素的階級感情，對黨忠誠），貶低知識分子，包括黨內知識分子，這是一個重大現象，值得研究和進一步思考。
2004年10月，於南京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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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對周曉虹《1951—1958：中國農業集體化的動力—國家與社會關係視野下的社會動員》一文的評述。
國家主義的文字、圖像的再造*
張大力的“第二歷史”圖片展有很強的衝擊力，他把原始圖像稱為“第一歷史”，即原生狀態、未經修改的歷史；而把經過加工、修改的圖像所呈現的歷史，稱為“第二歷史”，這裡展出的都是我們曾經很熟悉的歷史照片，只是我們不知道它們已經過了修飾、刪改等。張大力如此分類是有他的思考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並沒有將所謂“第二歷史”的圖片一筆勾銷，而是給其新的命名，以區別於“第一歷史”。
如何看待“第二歷史”，我只能提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在20世紀的中國，為了追求建立現代民族獨立國家，就要建構“英雄創世記”的新敘述，而文字和圖像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對之不斷進行修改和完善，是一常見的現象，革命政治家和藝術家自覺或不自覺地使其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
對文字和圖像的修改和再造，在20世紀不是罕見的現象，和19世紀相比，人們對文字和圖像重要性的認識已大大提高，就技術方面而言，教育發達使識字的人多了，照相術發明後迅速傳到了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