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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重要的是，張鳴教授還聯繫新中國教育制度的演變，把對這個問題最尖銳也最深刻的思考展現出來。
張鳴說：後來的民國政府，考試作為一權獨立出來，表明國人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傳統資源的重要性，而且，學校不再和選官考試捆綁在一起。應該說，民國的教育，比較成功地將教育和選官分離開了。可是，新中國建立以後，在計劃體制下，科舉居然以一種非常特殊的形式復活了。不僅科舉復活，而且當年的科舉制度下選官和學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復發。新中國的高考，怎麼看都像是科舉的變種，不僅形式像，而且考試內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轉戶口、糧食關係，畢業就是“國家幹部”—好像是23級？
所有這些都顯示出張教授的豐富學識和思想的敏銳性和深刻洞察力。
我談一點張鳴教授的研究風格。我們知道，在研究的道路上，一個初學者是談不上風格的，即便許多研究有年、術業有專攻的學者，在已成制式的學術生產鏈上，儘管不斷有作品產出，但也很難說有什麼自己的特色。我以為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學術生產鏈對學術產品事實上存在的那種同一化、制式化的產品要求，限制了學者自主性及其個性風格的發展；再一個就是學者本身素養、眼界的問題。我們往往屈從於學術機器的要求，久而久之，思維呆滯，語言乾癟，一下筆就是教科書式的論述，無非是“三個原因”、“五個要素”等等，現在還把這一套往我們的下一代傳播，真是為害不淺。它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寫出的東西只在小圈子裡看，專業外的讀者豪無興趣，說得嚴重一點，甚至有點自娛自樂的味道。
張鳴教授是嚴肅的學者，又是一個優秀的史學隨筆作者，他的所有論述，都有堅實的史料基礎，他把淹沒在史海的史實打撈出來，靠的是什麼，就是一個傑出學者獨到的歷史眼光。他特別注意到那些被掩蔽在大敘述、大規律下的歷史細節，可又都是歷史的關鍵之點，經他的剖析，用生動酣暢的文字給予點化，給我們讀者以啟示。
我記得馬克·布洛赫說過，理解現實生活的能力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歷史的現象，而理解歷史的現象又能幫助我們理解現實。張鳴教授從小在北大荒成長，經歷了從“文革”到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對社會、對人和人性有很敏銳的觀察，這些和歷史結合起來，就有一種高度。沒有豐富的人生閱歷，沒有對歷史和現實的聯繫性的深刻體會，沒有很好的文字功底，是寫不出像張鳴教授這樣優秀的、發人深省的歷史隨筆的。所以聽張教授的報告，讀張教授的文字，我們能得到一種啟示，一種思想和智力的增長，而從中獲得一種智慧的喜悅。
我對張教授報告中有關新中國教育制度和科舉選官制度的聯繫，有一點補充。張教授在報告中說：科舉的復活，是以一種扭曲的形式嫁接在我們的制度上，科舉中最陳腐和選官的內容，被絕然安在了高等教育體制上，而選官制度卻跟科舉沒有了關係。傳統就是這樣以錯位的方式被繼承了下來。我想，這在政策設計時可能是不自覺的，也就是說，在設計時並不一定考慮要從科舉制那兒吸取養分，我覺得還是較多從革命根據地的傳統而來，或從蘇聯經驗而來的，例如在革命根據地時期，就把高小畢業生納入幹部體系，所有各類根據地學校的畢業生都統由組織分配，而在學校的體制內，又都是行政部門的權威大大超過教師和教學部門，這樣的傳統在建國後被繼承了下來，成為學校的基本管理模式，大中專學生也成為我們幹部的重要來源之一。
* * *
* 2006年12月7日下午在南京大學科技館點評張鳴教授論文的發言。
對周曉虹“中國農業集體化的動力”論文的評述*
最近二十多年以來，中外學者對中國50年代農業合作化問題、人民公社問題有許多研究，這些研究，依我看有幾類：
第一類最常見，就是對黨和國家有關敘述的再闡釋，依據政府的一些官方權威敘述進行論述。基本主題是：當年的行動舉措是必要的，運動的不足之處在於過急、過快。基本上，這類研究只是一種政策闡釋。
第二類，運用社會學、人類學的概念，以田野調查入手，對發生的事件、過程作細部研究。這類研究有重要貢獻，提供了在一個同質化的社會裡表現出的豐富、複雜的差異性。如果有什麼不足的話，是對整體的把握有缺陷，還有就是對建構理論過於熱心，有學者批評，叫做“一村一理論”。
第三類是某些研究眼下三農問題的學者，出於某種現實關懷，帶著某種理論預設的眼光，對當年這些事件之合理性進行新敘述。常見的看法是：集體化、公社化是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必然產物，有其內在鐵的邏輯，合作體制實現了國家獲取資料的利益最大化，等等。
第四類不常見，就是運用社會學的概念、框架，再加以歷史學的考察，以原始資料和田野調查中獲得的信息，通過對局部地區的剖析，就重大的事件提出自己的解釋，所謂“小中見大”、“大中有小”。
我認為周曉虹教授的論文就是這第四類研究中一個非常成功的範例。這和周教授的知識構成有重要關係，因為他的博士專業是中國近現代史，他不僅有社會學理論的背景，還有豐富的歷史學資源，這就使他的研究更加深入。
張鳴說：後來的民國政府，考試作為一權獨立出來，表明國人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傳統資源的重要性，而且，學校不再和選官考試捆綁在一起。應該說，民國的教育，比較成功地將教育和選官分離開了。可是，新中國建立以後，在計劃體制下，科舉居然以一種非常特殊的形式復活了。不僅科舉復活，而且當年的科舉制度下選官和學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復發。新中國的高考，怎麼看都像是科舉的變種，不僅形式像，而且考試內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轉戶口、糧食關係，畢業就是“國家幹部”—好像是23級？
所有這些都顯示出張教授的豐富學識和思想的敏銳性和深刻洞察力。
我談一點張鳴教授的研究風格。我們知道，在研究的道路上，一個初學者是談不上風格的，即便許多研究有年、術業有專攻的學者，在已成制式的學術生產鏈上，儘管不斷有作品產出，但也很難說有什麼自己的特色。我以為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學術生產鏈對學術產品事實上存在的那種同一化、制式化的產品要求，限制了學者自主性及其個性風格的發展；再一個就是學者本身素養、眼界的問題。我們往往屈從於學術機器的要求，久而久之，思維呆滯，語言乾癟，一下筆就是教科書式的論述，無非是“三個原因”、“五個要素”等等，現在還把這一套往我們的下一代傳播，真是為害不淺。它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寫出的東西只在小圈子裡看，專業外的讀者豪無興趣，說得嚴重一點，甚至有點自娛自樂的味道。
張鳴教授是嚴肅的學者，又是一個優秀的史學隨筆作者，他的所有論述，都有堅實的史料基礎，他把淹沒在史海的史實打撈出來，靠的是什麼，就是一個傑出學者獨到的歷史眼光。他特別注意到那些被掩蔽在大敘述、大規律下的歷史細節，可又都是歷史的關鍵之點，經他的剖析，用生動酣暢的文字給予點化，給我們讀者以啟示。
我記得馬克·布洛赫說過，理解現實生活的能力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歷史的現象，而理解歷史的現象又能幫助我們理解現實。張鳴教授從小在北大荒成長，經歷了從“文革”到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對社會、對人和人性有很敏銳的觀察，這些和歷史結合起來，就有一種高度。沒有豐富的人生閱歷，沒有對歷史和現實的聯繫性的深刻體會，沒有很好的文字功底，是寫不出像張鳴教授這樣優秀的、發人深省的歷史隨筆的。所以聽張教授的報告，讀張教授的文字，我們能得到一種啟示，一種思想和智力的增長，而從中獲得一種智慧的喜悅。
我對張教授報告中有關新中國教育制度和科舉選官制度的聯繫，有一點補充。張教授在報告中說：科舉的復活，是以一種扭曲的形式嫁接在我們的制度上，科舉中最陳腐和選官的內容，被絕然安在了高等教育體制上，而選官制度卻跟科舉沒有了關係。傳統就是這樣以錯位的方式被繼承了下來。我想，這在政策設計時可能是不自覺的，也就是說，在設計時並不一定考慮要從科舉制那兒吸取養分，我覺得還是較多從革命根據地的傳統而來，或從蘇聯經驗而來的，例如在革命根據地時期，就把高小畢業生納入幹部體系，所有各類根據地學校的畢業生都統由組織分配，而在學校的體制內，又都是行政部門的權威大大超過教師和教學部門，這樣的傳統在建國後被繼承了下來，成為學校的基本管理模式，大中專學生也成為我們幹部的重要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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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7日下午在南京大學科技館點評張鳴教授論文的發言。
對周曉虹“中國農業集體化的動力”論文的評述*
最近二十多年以來，中外學者對中國50年代農業合作化問題、人民公社問題有許多研究，這些研究，依我看有幾類：
第一類最常見，就是對黨和國家有關敘述的再闡釋，依據政府的一些官方權威敘述進行論述。基本主題是：當年的行動舉措是必要的，運動的不足之處在於過急、過快。基本上，這類研究只是一種政策闡釋。
第二類，運用社會學、人類學的概念，以田野調查入手，對發生的事件、過程作細部研究。這類研究有重要貢獻，提供了在一個同質化的社會裡表現出的豐富、複雜的差異性。如果有什麼不足的話，是對整體的把握有缺陷，還有就是對建構理論過於熱心，有學者批評，叫做“一村一理論”。
第三類是某些研究眼下三農問題的學者，出於某種現實關懷，帶著某種理論預設的眼光，對當年這些事件之合理性進行新敘述。常見的看法是：集體化、公社化是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必然產物，有其內在鐵的邏輯，合作體制實現了國家獲取資料的利益最大化，等等。
第四類不常見，就是運用社會學的概念、框架，再加以歷史學的考察，以原始資料和田野調查中獲得的信息，通過對局部地區的剖析，就重大的事件提出自己的解釋，所謂“小中見大”、“大中有小”。
我認為周曉虹教授的論文就是這第四類研究中一個非常成功的範例。這和周教授的知識構成有重要關係，因為他的博士專業是中國近現代史，他不僅有社會學理論的背景，還有豐富的歷史學資源，這就使他的研究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