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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供職的單位，正對著北京徽商故里酒店，這家酒店是黃山旅遊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興辦的，這裡的“徽菜”十分地道。這家酒店打了兩張牌：黃山和徽商。黃山的知名度自不必說，除有“黃山歸來不看岳”的奇秀之景外，黃山市亦是安徽省所轄的重要地級市。明清兩代，有“無徽不成鎮”之說，徽商足跡遍天下。這家酒店的包間以徽州府六縣以及徽州籍名人為標號，有一次我應一位皖籍朋友之邀去赴宴，主人訂的是“婺源廳”，相鄰不遠的包間是“朱熹廳”，我笑言：“安徽人沒法忘記婺源和朱熹。”
這些年，仍有皖籍人士在媒體甚至全國“兩會”上呼籲婺源回皖，但牽扯到一個名縣的行政區劃變更，十分敏感，無論贊成還是反對，都理由十分充分。而令不少持此主張的皖籍人士尷尬的是：婺源自古是徽州府所轄，但現在徽州卻被丟失了。一九八七年經國務院批准改徽州地區為地級黃山市，原徽州六縣之一的績溪劃歸宣城。黃山市的轄區，大致相當於原徽州府的歙、黟、休寧、祁門四縣。當然，現在黃山市還有一個“徽州區”，但其轄區只是原來歙縣的幾個鄉鎮。
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許多地方為旅遊帶動經濟，紛紛將歷史悠久的行政地名改為轄區內的知名景區名。徽州改黃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還有湖南大庸市改為張家界市，四川南坪縣改為九寨溝縣。一個地區的風景名勝地知名度提高，何必依靠景區名代替行政名呢？明代大文豪湯顯祖在其《游黃山白岳不果》中寫道：“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白岳是歙縣另一個名勝地齊雲山，可見那時候黃山已十分知名。在權力主導一切的時代，所有的資源都由權力調度，亦為權力的“中心任務”服務，連行政地名亦是如此。
古代徽州因山多田少，農耕難以養活那麼多人，徽州人為了生存，只有兩條路：讀書做官和做買賣。此地文風鼎盛、商賈遍天下可說是逼出來的。商人掙了錢，其主要用途是回家蓋豪宅和培養子弟讀書。徽州商人積攢的財富通過一代代文人的著作和留到現在的古村古鎮，發揮影響至今。
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徽文化”實則是在不斷被邊緣化的。我認為原因有二。一是長達數十年的計劃經濟，自由流動的“徽商”無用武之地，等到改革開放以後，一地的工商業的發達主要依靠地理優勢，農耕帝國時代形成的“徽商”傳統，中斷多年已無從續接；二是因整個安徽省的政治中心北移。明清兩代的大部分時間，安徽的省會在安慶，安慶和徽州、池州、寧國等府在長江流域，安徽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都在南部。這些地區經濟一體，風俗、文化相近，可以說，安徽省是一個有著南方文化氣質的省，以徽州六縣為依託的“徽文化”，擴大為整個皖省的代表文化亦無不可。出於戰略考慮，新中國成立後，處於江淮之間的合肥成為省會，淮河流域的文化似乎占了主流。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文化相差實在不小，胡適先生晚年滯留在紐約，合肥籍的唐德剛成為其入門弟子，胡適對這位同鄉晚輩很看重，常常說我們家鄉云云。唐德剛後來在著作中提到，儘管胡適早年在北平時和唐家長輩多有來往，但合肥的飲食、民風和語言，和胡適先生故鄉徽州績溪實在大不一樣。晚清以合肥籍李鴻章為領袖的淮軍，其將領多出自民風強悍的淮河流域，如果冠之以“皖軍”“徽軍”顯然不合適。而袁世凱雖是河南項城人，但項城在淮河流域，袁的養父袁保慶是淮軍名宿，袁世凱本人也繼承了淮軍的政治遺產。
即使一個完整的“徽州”回歸，人們還能找回失落許久的“徽州夢”嗎？徽州的南方氣質能否更多地影響安徽乃至全國？
站在草原和農田交界處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三日正午，我站在大興安嶺深處的駝峰嶺上。陽光直直地照射著，天上一團團白雲如伸手可及的棉花糖。
我還是南方鄉村的一位少年時，就知道大興安嶺，知道唱一首老歌《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
走上這呀高高的興安嶺
我瞭望南方
山下是茫茫的草原呦
它是我親愛的家鄉呦
這首歌歌頌的是在新的國家裡，少數民族和漢族兄弟一起，在野草灘上建起了廠房。這是歷史的寫照，也寫出一個古老的國家建立起一個新政權後執政者的豪情和緊迫感：儘快工業化。工業化是過去一百多年富強與進步的標誌。
我的腳下是宛若鑲嵌在森林裡一顆藍寶石的駝峰嶺天池，再往東望，是茫茫林海。我知道，林海的盡處，是廣袤的東北平原，那裡有中國最肥沃的農田；往西看，不遠處即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呼倫貝爾草原、科爾沁草原和蒙古國的大草原在那裡交匯。我知道自己站在中國最重要交界線上。從黑龍江黑河到雲南騰衝的人口密度分界線經過此地；造成人口東西疏密巨大差別的四百毫米降雨線亦從此經過。這條降雨線以西，是草原、大漠、雪域，一直是遊牧民族的活動場；而在以東，堅韌而勤勞的漢族，一點點擴大自己的墾殖範圍。
我所站立的這個區域，在過去的三千年裡，一直是北方遊牧民族爭奪生存空間、相互戰爭和融合的“風口”，絕大多數時候，作為農耕民族的漢族人，並不是這塊土地的主角。
這些年，仍有皖籍人士在媒體甚至全國“兩會”上呼籲婺源回皖，但牽扯到一個名縣的行政區劃變更，十分敏感，無論贊成還是反對，都理由十分充分。而令不少持此主張的皖籍人士尷尬的是：婺源自古是徽州府所轄，但現在徽州卻被丟失了。一九八七年經國務院批准改徽州地區為地級黃山市，原徽州六縣之一的績溪劃歸宣城。黃山市的轄區，大致相當於原徽州府的歙、黟、休寧、祁門四縣。當然，現在黃山市還有一個“徽州區”，但其轄區只是原來歙縣的幾個鄉鎮。
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許多地方為旅遊帶動經濟，紛紛將歷史悠久的行政地名改為轄區內的知名景區名。徽州改黃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還有湖南大庸市改為張家界市，四川南坪縣改為九寨溝縣。一個地區的風景名勝地知名度提高，何必依靠景區名代替行政名呢？明代大文豪湯顯祖在其《游黃山白岳不果》中寫道：“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白岳是歙縣另一個名勝地齊雲山，可見那時候黃山已十分知名。在權力主導一切的時代，所有的資源都由權力調度，亦為權力的“中心任務”服務，連行政地名亦是如此。
古代徽州因山多田少，農耕難以養活那麼多人，徽州人為了生存，只有兩條路：讀書做官和做買賣。此地文風鼎盛、商賈遍天下可說是逼出來的。商人掙了錢，其主要用途是回家蓋豪宅和培養子弟讀書。徽州商人積攢的財富通過一代代文人的著作和留到現在的古村古鎮，發揮影響至今。
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徽文化”實則是在不斷被邊緣化的。我認為原因有二。一是長達數十年的計劃經濟，自由流動的“徽商”無用武之地，等到改革開放以後，一地的工商業的發達主要依靠地理優勢，農耕帝國時代形成的“徽商”傳統，中斷多年已無從續接；二是因整個安徽省的政治中心北移。明清兩代的大部分時間，安徽的省會在安慶，安慶和徽州、池州、寧國等府在長江流域，安徽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都在南部。這些地區經濟一體，風俗、文化相近，可以說，安徽省是一個有著南方文化氣質的省，以徽州六縣為依託的“徽文化”，擴大為整個皖省的代表文化亦無不可。出於戰略考慮，新中國成立後，處於江淮之間的合肥成為省會，淮河流域的文化似乎占了主流。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文化相差實在不小，胡適先生晚年滯留在紐約，合肥籍的唐德剛成為其入門弟子，胡適對這位同鄉晚輩很看重，常常說我們家鄉云云。唐德剛後來在著作中提到，儘管胡適早年在北平時和唐家長輩多有來往，但合肥的飲食、民風和語言，和胡適先生故鄉徽州績溪實在大不一樣。晚清以合肥籍李鴻章為領袖的淮軍，其將領多出自民風強悍的淮河流域，如果冠之以“皖軍”“徽軍”顯然不合適。而袁世凱雖是河南項城人，但項城在淮河流域，袁的養父袁保慶是淮軍名宿，袁世凱本人也繼承了淮軍的政治遺產。
即使一個完整的“徽州”回歸，人們還能找回失落許久的“徽州夢”嗎？徽州的南方氣質能否更多地影響安徽乃至全國？
站在草原和農田交界處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三日正午，我站在大興安嶺深處的駝峰嶺上。陽光直直地照射著，天上一團團白雲如伸手可及的棉花糖。
我還是南方鄉村的一位少年時，就知道大興安嶺，知道唱一首老歌《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
走上這呀高高的興安嶺
我瞭望南方
山下是茫茫的草原呦
它是我親愛的家鄉呦
這首歌歌頌的是在新的國家裡，少數民族和漢族兄弟一起，在野草灘上建起了廠房。這是歷史的寫照，也寫出一個古老的國家建立起一個新政權後執政者的豪情和緊迫感：儘快工業化。工業化是過去一百多年富強與進步的標誌。
我的腳下是宛若鑲嵌在森林裡一顆藍寶石的駝峰嶺天池，再往東望，是茫茫林海。我知道，林海的盡處，是廣袤的東北平原，那裡有中國最肥沃的農田；往西看，不遠處即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呼倫貝爾草原、科爾沁草原和蒙古國的大草原在那裡交匯。我知道自己站在中國最重要交界線上。從黑龍江黑河到雲南騰衝的人口密度分界線經過此地；造成人口東西疏密巨大差別的四百毫米降雨線亦從此經過。這條降雨線以西，是草原、大漠、雪域，一直是遊牧民族的活動場；而在以東，堅韌而勤勞的漢族，一點點擴大自己的墾殖範圍。
我所站立的這個區域，在過去的三千年裡，一直是北方遊牧民族爭奪生存空間、相互戰爭和融合的“風口”，絕大多數時候，作為農耕民族的漢族人，並不是這塊土地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