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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是所有相同命運的人都有博老這樣堅強和幸運,許多人沒有熬過來,或者在漫漫長夜中喪失了生命的活力。比如他的“同案犯”、一生不順遂的沈皆遂,以及臨終前拉著他連連嘆息的焦七海。還有那位有著魏晉名士風度、瀏陽最後一個摘帽“右派”“佳癲子”,落實政策後四處拜訪朋友,縱酒歡笑,在晚上回家的路上跌入水坑溺亡——連落實政策後第一個月工資還沒領!

  作為這些人裡面的幸運者,博老在古稀之後,歷經四個年頭寫出了這麼一部七十餘萬字的《蹉跎坡舊事》。遺憾的是由於考慮到市場銷售的問題,不得不讓博老壓縮為三十萬字,作為正式出版的文本。我的理解,這是他對和他一樣命運的那代人所盡的責任——把這一代人的人生故事說出來。我想這也是他對後輩子弟的一份責任,告訴後輩:這不是你們父輩中某一個人的苦難。

  博老動筆寫這部書之初,我看了幾萬字後,對石扉客說:你一定要鼓勵令尊寫下去,不要有任何顧慮。你們兄弟姐妹五人都長大成才,是他一生歷經磨難最大的安慰,也使他晚年能有心境將過去的往事寫出來。

  今日的中國,包括我的故鄉湖湘大地,那些村莊和博老這本書的描寫相比已是滄海桑田之變,即使和我這代人童年的記憶相比,也面貌全非,故園凋零是不爭的事實。本書呈現的最後一幕,幾乎是中國今天鄉村的一個隱喻:在蹉跎坡上屹立三十餘年的“芸香居”為高速公路讓道,被拆掉了。在博老落實政策前幾年,他帶領一家人,起早貪黑、胼手胝足在一個荒坡上挑土整出地基,建起了五進的土磚房,名之曰“芸香居”,並在東西兩側的外牆飛檐下手書“友其風雨”“本系玄黃”。這處房子成了一家八口清貧而歡樂的窩,在這裡,幾個孩子考學走出山村;在這裡,送走了堅韌而豁達、家中真正的“保護神”老祖母。後來,作者也遷到了城區的教師公寓。再後來,沉寂多年的土房子終於在經濟大潮中消失……而蹉跎坡的周圍,一棟棟農民靠打工、做小買賣掙錢蓋起的“洋房”如雨後春筍般立起。

  我們故園那些美好的東西,包括風景和傳統,會不會徹底消亡呢?

  我對此抱樂觀的態度,父輩雖老子弟在,還會有一代代人延續生命,賡續傳統。天不喪中華斯文,因為中國底層百姓的生命力太強大了,中國民間的文化自生能力亦頑強無比。

  ——這是我編輯這部書稿的一點感受。

  [1]本文為語文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的《蹉跎坡舊事》編餘札記。

  看山川

  分屬父子倆的南北二京

  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年),距崇禎煤山自縊已經十六個春秋了。儘管南明永曆帝的流亡政權還存在於西南的崇山峻岭中,但大多數士民相信:大明朝是真的亡了。

  顧炎武的傷感

  這年秋天,大儒顧炎武在江寧(南京)城,寫下了一首風格淒涼的詩《重謁孝陵》:

  舊識中官及老僧,

  相看多怪往來曾。

  問君何事三千里,

  春謁長陵秋孝陵。

  明亡後,以遺民自居的亭林先生數次拜謁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南京郊外的陵寢孝陵。這一年他更不同尋常,春天在北京城北郊的昌平拜謁埋葬明成祖的長陵,秋天又趕到南京孝陵來謁太祖。

  孝陵和長陵,對南京和北京而言,極具象徵意味。這兩座大明的都城,可以說分別是屬於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

  不知道顧炎武在孝陵前,會不會回憶起春天在北京城看到的人與事。皇都尚在,衣冠已非,紫禁城裡住著的已經是來自關外的滿人愛新覺羅氏。而江寧府城南京,雖然仍是東南膏腴之地的中心城池,但已非前明時的留都地位。它與北京不再是分據南北要津的兩大都城,在政治地位上,和其他的名城如杭州、蘇州、成都一樣,必須仰視北京。

  清朝和元朝一樣,都是北方的遊牧民族征服了南面文化更發達、人口更多的漢族而入主中原。對中華的士民來說,清朝皇帝是征服者,清朝是外來政權。而對清朝統治者來說,和蒙古人一樣,他們把整個中國看做自己的戰利品,無論對關隴、幽燕、齊魯、河洛,還是江南、巴蜀、嶺南,一視同仁皆是其新占的地盤,他們重視的是自己發家的關外或漠北,那裡才是他們的“老營盤”,是留後路的地方。

  明朝則不一樣,這是趙宋滅亡近一百年後,一個將“韃虜”驅逐出去光復中華的漢族政權,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很少見的北伐而非南下統一中國的政權。江南,才是他們的根本重地,是朱明王朝的發祥地。而且,當明朝的大軍在徐達、常遇春率領下攻占元大都、光復幽燕之地時,這塊土地從後晉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開始,經遼、金、元,已被異族統治了四百餘年。可以說,這是一塊高度“胡化”的土地。

  明朝的“兩京制”,在這樣歷史背景下產生。儘管,其直接的原因乃是朱明王室的一場內訌——燕王朱棣取代了侄子建文帝登上皇位。

  定都南京是權宜之計

  在元末群雄並起時,朱元璋從自己的老家淮河流域一帶經營,一點點向南擴充,取應天(南京),占浙西,“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南京附近的州縣是其取得天下的根據地。他建都南京後,扎穩基本盤,進而揮師北上是明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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